改编《红高粱》是对文学精神的一次回望

    郑晓龙导演的《红高粱》，是整个11月最热的电视剧，围绕这部剧产生了许多议论。当然焦点在于这版电视剧是否改编成功的问题。从这部小说发表到电视剧的播出，时间经历了28年，之所以《红高粱》还能够激荡人心，完全是文学在发挥它独特的功能。 

    对于莫言来说，《红高粱》是他最为重要的一部作品。这部作品的写作与发表，意味着他在创作上真正进入了成熟期，同时，得益于张艺谋电影的推动，莫言具备了其它同时代作家所不具备的优势——被广阔的受众群所关注，后来莫言获诺奖，也应与《红高粱》对莫言品牌的拓展有关系。 

    电影《红高粱》的拍摄过程，已经被写成了具有传奇性的故事，在高密专门种下拍电影的百余亩高粱地，高密领导批地、批化肥把种高粱当成政治任务来完成，张艺谋和莫言在拍摄期间光着膀子的合影……这么多年来都被津津乐道，那是一个电影创作的美好时期，也是小说改编电影的黄金时代。

    “红高粱”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提到这3个字，率先想到的是大片的红高粱、“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浪漫往事。其次想到的是，纯真与野性，欲望与热血。在许多场合或环境下，作为文化符号的“红高粱”已经压过作为植物的红高粱，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脑海中，而这，正是文学的魅力所在，文学意义上的红高粱可以穿越时间而不老，永远散发年轻的意味。 

    现在这部电视剧版的《红高粱》，很大程度上是延续了原著小说的红利，但仅有原著小说，是不可能支持这部剧的高收视率的。在这20多年来，人们谈论《红高粱》时，谈论的不仅是小说，更是红高粱所蕴藏的丰富寓意。越是文学冷清、文化孱弱的时代，大家越是会怀念那些内在精神强悍的文学作品，现在观众追捧电视剧《红高粱》，正是对某种已失落的精神的一次回望。 

    红高粱不仅属于山东，也和整个民族中的血性基因有着紧密关系。以红高粱为代表的五谷杂粮养活了一代又一代人，到现在，红高粱的种植已日渐稀少，功用也多用于酿酒，红高粱文化也停留于简单的浮层表面……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重新看电视剧带来的红高粱故事，真是五味杂陈。

    《红高粱》被改编为电视剧并播出，是文学魅力的又一次胜出，也迎合了现代人当下普遍追求返璞归真、寻求人性真实一面的体现。我们不缺乏《红高粱》这样的优质故事，但缺乏改编的能力，但愿《红高粱》之后，能看到更多包括莫言在内诸多呕心写作的实力派作家更多的影像作品。 

    除了《红高粱》之外，莫言的其他作品如《酒国》、《生死疲劳》、《蛙》等，也都是适合改编为影视作品的小说，作为一个产出量较高的作家，仅有如此少的小说被改编，这是不好理解的。同样，其他优秀的作家，像贾平凹、余华、阎连科等作家，他们强大的作品阵容，远远没有得到大面积的开发。上世纪90年代的文学改编热，在当下火热的影视剧市场条件下，完全可以复制，而现在诸多优秀小说版权的沉睡，足以说明文学精神的失落。 

    在怀念文学与影视最亲密的时代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文学精神在小说中逐渐消失，诸多实力作家在他们的新作中，丢失了文学最宝贵的内涵，转向快速写作，这种快速写作是面向市场消费需求的，甚至是为影视改编度身定做的，但结果换来的却是小说与影视的双双失败。文学精神中应该包括力道、劲头、朴素、厚实。 从小说到电视剧，《红高粱》证实了具有文学精神的作品，永远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