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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到张家港进行了实地采访，发现这里的中小学校长有了大把的时间在学校里。
百年老校梁丰中学是张家港的名校。在很多地方，当这样一所学校的校长会非常忙碌，但王柳军校长最近一两年“闲”了下来，他不再忙着出去开各种会：“周一到周四，教育局不开会，我们有时间在学校。”
时间上的松绑还是表象，更多的是自由选择权。他刚刚接了个电话，是卫生监督部门要对食堂进行等级评定。按照规定，王柳军有权拒绝这个评比，但是他认为学生饮食无小事，“这个评比我们参加，我们一直是A级，还要保持，评比对我们也是督促。”
几年前情况不是这样，王柳军每天不是忙着开各种会，就是忙着应付接待各种检查。不仅教育内部的各种检查评估多，而且社会上许多部门都很“关心”教育，各种检查、评奖花样繁多。校门口的各种铜牌挂了一大堆。而现在，各种评估比以前少了80%，剩下的几项还特别注明“由学校自主决定是否参加”。
2011年，邵建华出任张家港教育局局长。他担任过外镇党委书记、管过开发区的经济工作。没有教育专业背景，之前也没有在教育行业工作过的他自称为“教育外行”。但“外行”一上任就发现了问题：整个教育行业像一个个“生产车间”，每个环节都在忙着用数字进行考核：局机关的人员忙着制定各种考核细则、表格，收集报上来的数据；校长忙着开会，在学校忙着应付各种接待检查；老师忙着批改作业，做各种研讨课比武课件……
“减负”成为邵建华上任后的首要工作：大力精简会议和文件，内容相近、时间相近、与会人员类同的会议尽量合并召开，周一到周四为“无会议日”，减少各种检查评比……
从会海、检查中脱身出来，时间有了，但王柳军并没有感觉轻松，压力反而大了：“过去只要按教育局发的评比表格一项项对照，完成、填数就行了，可现在一下子没有了尺子，要办出特色就要自己动脑筋了。”
在校长们动脑筋寻找学校新的发展动力时，教育局的评价也多元起来。
“有一所农村小学，几百人吃饭，地上不掉一粒米，在他们介绍自己独特的管理方法时，我们就坐在下面听。”以前各种会议、论坛，像梁丰这样的名校自己都是优，王柳军自然也是坐在台上，现在评价内容多样了，以前的名校不再一直是主角了。
“就是让校长思考什么是教育，一个学校到底要做什么，以前经常找不到校长，也不知他们在做什么，办不出特色，也不能批评他们，因为他们会说自己忙没有时间，现在他们没有借口了，不能应付了。”邵建华说，过去的做法是对校长不信任，才会制定各种考核，现在完全信任他们，就等着这些校长来请自己，去看看他们最近在做什么。
有一所学校，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占到三分之一。校长每次进某个班级总闻到一种味道，后来发现是一个男孩几乎一周不洗脚。这名校长体会到，针对学生特点，就从最基本的行为规范抓起。
考察地方民俗文化、制定校本特色课程，鼓励教师个性化课题研究，校长们回到学校，真正寻找自己的办学特色。
校长的时间多了，在学校里的权力也大了。
江帆小学校长徐芳就有“组阁权”。江帆小学位于张家港城北高教科技新城，是2013年新建的一所小学。通过公开竞聘，徐芳成为这所零起点学校的第一任校长。上岗后，邵建华找她谈话，鼓励她在全市范围内网罗人才，进行校长组阁。
徐芳在原来学校是分管教学科研的，她知道东莱小学有一位能力很强的教导主任，就主动联系交流，希望加入自己的团队担任德育副校长；之后，又挖来了自己熟悉的一位副校长和一位总务主任。
“我相信他们的能力，因此邀请他们加盟，经过一年多的磨合，我觉得自己的选择是对的。”徐芳觉得，有团结的团队，加上从会议评比中解放出来，校长有了时间和精力来考虑适合自己学校的教育。
去年听说台球名将丁俊辉到张家港来，徐芳就主动联系，现在“少年台球”成了江帆小学的特色体育活动。她提出“童趣课堂”，六一节的时候，她和几位副校长、主任，穿上卡通人的服装，站在校门口，白雪公主、维尼熊迎接身穿苏州特色服装的孩子们。一所只有一年多的新学校，正在慢慢形成自己的特点和校园文化。
张家港市属于经济高地，综合经济实力始终位居全国百强县(市)前三强，同时连续多年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称号，中国青年报记者实地采访观察发现，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之后，这里的教育工作者在更多地着眼于教育的细节，积极的信号在一层层传递，教育主管部门放权给学校，校长放权给教师，让学校成为孩子们喜欢的地方，让学校真正成为校长教育理念的实施之地。
其实，“简政放权”已经不是一个新的提法，在教育行业也是如此。关于教育领域的放权改革，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曾指出有两个方向，一是使省级政府有更大的教育统筹权；二是政府向学校放权，扩大办学自主权特别是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全国各地也有一些区域性实践。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教育局在原局长刘伟的领导下，从2009年开始了简政放权的改革，为时3年，成效明显。主要内容是，教育局由施令者变为服务者，任务是制定规则、搭建平台、组织评价、调配资源，但仅仅制定规则而不再当裁判。
可惜，随着刘伟的调离，这一区域教育简政放权的实践没有持续下去。由此可见，一个区域在教育方面的简政放权更多的是依靠教育掌门人的眼光和魄力，知道捆绑校长们的是什么，知道校长应该做什么，什么是教育的核心。同时，在这个区域内，教育部门能够得到县市级政府长官的支持也是关键。从这些实践可以看出，教育简政放权真正做到，还需要制度的革新和保障。
本报记者 李新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