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底春秋

    欧资平的女儿今年刚考上大学。在送女儿去上学的路上，这个46岁的中年人抓住一切机会和陌生人说话。不仅如此，他还反复叮嘱手下的职工：务必多找人说话聊天。

    他从事一项“内向的人做不了”的工作，已经干了将近20年。这项工作见不到阳光，分不清白天和黑夜，永远笼罩在高分贝的噪音和湿热的空气里。

    欧资平是一个地下水电站的站长。这座位于湖南郴州市宜章县杨梅山镇的水电站，离地面垂直距离有180米。它是中国地下垂直距离最深的水电站，连接它与外界的隧道长达6公里，号称“世界第一自然通风隧道”。

    在这里工作18年的欧资平，还算不上老前辈。站里有3名“元老”，自水电站1988年发电以来，便守在这几乎与世隔绝的地下，为全镇1.3万人提供生产、生活用电。

    水电站里并不是每个人都如欧资平一样“外向”、爱讲话，有的人在隆隆的机器运转声中想说但说不出来，出来后又累得不愿同人讲话，以致得了抑郁症。实际上，在地底工作的18名职工，多多少少都有些神经衰弱，甚至反应迟钝。

    “我对水电站并不留恋。”一说起这里的恶劣环境、微薄的收入，欧资平心里就有些“不舒服”。但是，“让我自己讲不干我舍不得”。

    水电站已经很多年没有招过工了，即便有年轻人来，干几天也受不了高温和噪音，便又匆匆离开。这群最年轻也40出头的“老男人”心中，装着这么个简单的信念：不能让水电站，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垮下去。

    黑暗世界

    欧资平下站之前，做的第一项准备就是去镇上的集市买肉、买菜。随后，他将要在地下消失整整一天的时间。

    欧资平住在杨梅山镇集市的不远处。这里的早晨，是这座早在1930年代就因煤矿发展起来的小镇白天最热闹的时刻。

    凌晨一家猪肉店的杀猪声，撕裂小镇上空的宁静。隐藏在各个角落的人们逐渐冒出来。穿着拖鞋的中年男人，头发花白的佝偻老人，手里拿着一沓一毛纸币的家庭妇女，染着黄头发的年轻人，交会在一起。

    集市里小贩的叫卖声，夹杂着孩子的哭声、大妈的讨价还价声，以及酸臭的味道和四处乱飞的苍蝇。一个卖白色珍珠项链的摊点聚集了几十人，里三层外三层，促销员特意操着新疆口音。

    欧资平熟悉并喜欢这个热闹嘈杂的集市。他边挑选新鲜蔬菜，边和熟人打着招呼，甚至拉拉家常。在一两个小时的喧嚣之后，集市重归平静。欧资平和他的同事奔向属于他们的工作场地。

    水电站距离集市大约三公里，他一般打摩的过去。在一座房顶掉了三分之一、墙皮脱落得不成样子的平房内，欧资平换上迷彩工作服和雨鞋，开动一辆有轨电车，朝水电站驶去。

    这座地下水电站的代号为“380”——隧道口的海拔高度。就在它的隔壁，工人们正从一座废弃的煤矿中拖出手腕粗的电缆，锯断，扔上卡车，准备卖废铜废铁。

    “这辆电车就是煤矿以前用的矿车。”欧资平介绍说，电车才是地下水电站的真正“元老”，自从开凿隧道、运送发电机组时，它便已服役。

    电车的年纪写在锈迹斑斑、部分开裂的车皮上。整个电车仅有两节，车头加车厢不过四五米，宽约1米，高仅1.2米，人只能蜷缩在里面。它是地下水电站的职工与外界联系的最主要工具。

    电车“哐当哐当”地向前开进，车轮与轨道重重地砸在一起。在走过一段百余米长的地上车轨后，电车载着欧资平经过用白底红字篆刻的“阴河水电站”的洞口，驶入一片彻底的黑暗世界。

    这条隧道开凿于中国启动改革开放的同一年，杨梅山镇的人指望它寻找水源。这个被崇山峻岭包围的湖南小镇，曾一度依靠从“隔壁”广东的一条河里抽水以供生产和生活使用。对面的农民不允许杨梅山调水，还一度发生过武斗。

    一个掘进队用了8年时间开凿出这条6公里长的隧道，才找到可提供水源的地下溶洞和一条地下河。隧道石壁上的白色凿痕依然清晰可见。隧道有宽有窄，窄处几乎与电车相擦而过。

    铁轨的枕木就泡在山体渗出的水里，有高有低，不规则分布。欧资平必须记得隧道里每一节铁轨的状况，哪里该加速，哪里减速，哪里变轨，哪里有可能掉轨，才能顺利将车开进深处的水电站里。

    即便这样，电车掉轨还是经常发生的事。他不得不从车厢中抽出预备的木头，插入车厢底部，双脚蹬地使劲儿，将车厢重新抬上轨道。

    “在雨季，隧道内积水冲塌轨道下方的路基，电车掉轨的事经常发生。”欧资平说。如果水势大到不能开动电车，欧资平只能和其他职工穿上雨衣、淌着水步行进入水电站。平时开车需要个把小时才能走完这6公里，如果步行，踩着湿滑的枕木和淤泥，深一脚浅一脚，“差不多要两三个小时”。

    一次，在水电站值班的职工谷志军，因为小孩凌晨生病，唯一的一辆电车又在外面，他不得不步行穿过隧道，跑回小镇，将孩子送往医院。

    欧资平走得就更多了。有时候排查隧道沿线的电缆故障，必须得来回走多半个月，才能找到出现的细微问题。

    “但我们和电车没得比。”欧资平觉得电车才是最大的功臣。这辆破旧的车子，修修补补30来年，走过的路程差不多可以沿赤道绕地球三四圈。“一般七八年就该淘汰了。”欧资平拍拍看起来很“敦厚”的电车，脸上露出得意的笑。

    嘈杂世界

    电车与车轨撞击的金属声音，在厚厚的岩壁上反弹回来，回响在整个黑黢黢的隧道里。在经过多次加速减速、变轨掉道之后，终于看到隧道另一端亮起的灯光。

    下车后，欧资平还要沿一个陡坡，向下走224级台阶——垂直约60米深——才能走到这座他已经守护了18年的地下水电站。

    台阶筑在陡坡一侧，中间则是一道清澈的水流，从隧道上面流下来。水流经过的岩壁上，有小虾和某种螺类在向上攀爬。“连虾子都受不了这个地方。”欧资平开玩笑说。

    走进机房，瞬间视野开阔很多，轰鸣声也扑面而来。机房由一天然溶洞扩建而成，呈“L”形状，高近7米、宽10多米，总长度超过70米，相当于两个篮球场以横竖不同方向对接在一起。

    发电机组的轰鸣声充斥着整个空间。水电站开建于1986年，历时两年建成，到90年代中期，5台机组全部安装完毕，全年发电量在600万度到800万度之间，累计发电已达1.7亿度。这不过相当于三峡大坝一天多的发电量，却足以供杨梅山小镇使用20多年。

    在一侧的机房里，5台绿色的机组一字排开，靠水流落差带动涡轮发电。涡轮外面已经掉漆，露出黑红的铁锈，上面附着着一层黑乎乎的机油。角落里堆砌着废旧的零件。整个机房里弥漫着机油味。

    现在正是枯水期，只有一台机组在运行。室内温度30摄氏度，湿度略高，这差不多是地下值班职工最幸福的时光。

    而在3~9月的丰水期，四五台机组会同时运转。“每多开一台，气温就会上升两度多。”谷志军介绍说，“最热的时候能到45度，洗完澡两分钟就干。”

    “那感觉，就跟蒸馒头一样。”欧资平在一旁补充道。空气里充满带着水珠的雾，气压比较低，使用打火机时火苗都比外面高一点。

    但让退伍军人谷运庆觉得不解的是，湿热的空气只会飘浮在上面，挨着地面的空气依然是凉的。在40多摄氏度的高温下，他们休息的时候下半身要盖上毛毯，“否则会得风湿病”。

    站里的工人一般会裸露着上半身干活儿，有时只穿条内裤，“反正都是男人”。据欧资平介绍，一开始水电站有45名职工，其中女职工十几名。“那时候每班有6个人，每天轮4次班。一人就守一台机，一个人守着网，维修什么的都是专人来干”。

    2000年，杨梅山煤矿破产。这家煤矿所属的水电站，连同镇上的学校、医院被保留下来，归由宜章县管。水电站划归给了鑫洋水电厂，“破产的时候走了一大批，又补了一批，现在日常值班的18个人，加上不下来值班的一共25人”。这批职工的编制，被挂靠在宜章县经济局，而用欧资平的话来讲，“破不像破，挂不像挂”。

    最让这些值班工人难以忍受的，是整个机房嘈杂的噪声。有工人专门测过，最高时能达到100分贝，那差不多是气压钻机的声音，再高一点就近似螺旋桨飞机起飞了。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平时交流都要靠“吼”，贴在耳朵上吼，“因为超过50公分的距离就基本听不到，只能看到嘴皮子在动。”谷志军说。

    他们有时候打手势交流。闲下来，“脑子永远嗡嗡嗡的”，也没有了交流的力气。有的人会在机房的一张铺着凉席的木板床上躺一会儿，“也不知道自己是晕了，还是睡着了”。

    几年前，为了便于水电站和外界联系，公司给站里安装了电话。“可是机房里实在太吵，打电话好吃力，只听到‘啊啊啊啊’的，也听不清。”谷志军摇晃着脑袋给记者介绍。有时，一个电话必须要几个人来一起听。

    动物世界

    到了水电站，欧资平第一项工作就是检查正在运转的设备，该加油的加油，该冷却的降温。还要将配电柜中的配电表检查一番，抄写数据，与前面值班的职工进行交接。

    特别是丰水期，职工们都处在精神高度紧张状态，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做一次检查，随时候命开闸关闸，睡觉必须轮班。

    在这个嘈杂、湿热的机房里，谈不上什么娱乐活动。在作为变电室兼做休息室的一侧，公司两年前为员工配置了一台21吋的黑色旧电视机，和一个影碟机。看碟成为很多人打发时间的方式。

    “主要看打仗的，抗战的，打日本鬼子的。”在水电站年纪最大的职工、53岁的剧迷陈志平说，“最多的时候看过4遍，一个叫什么什么英雄的电视。”而大多数时候，因为机房的噪声，他们只能盯着字幕看“无声”影碟。

    其他人看书看报的不少，还有人捧着水电专业来钻研。退伍军人楚智偶尔在机房里跳跳舞，“跳国标，可惜没舞伴。”他笑道，“宜章没有我这水平的。”职工曾洪亮打了40多年光棍，值班的空隙喜欢研究象棋，还在宜章县矿务局的象棋比赛中得过亚军。

    这些活动，依然抗不过岁月的单调。慢慢地，水电站的职工“看到老鼠都有了感情，觉得很可怜，舍不得打死”。

    “也是生命啊，太孤单了。”谷运庆感叹了一句，“这里的老鼠都是我们喂大的，相依为命。” 职工们与老鼠相伴，“舍不得打这些小家伙”。

    老鼠们出来转悠多了，和水电站的职工们也就相互认识了。“哪个长大了也都知道。”楚智说，然后扳着手指数到，“有个断尾的、肥肥的、掉皮的、残腿的……都觉得蛮喜欢。”他们经常拿剩下的猪皮、骨头、鱼肉来喂它们，甚至能从老鼠的眼神里看到它们对人也很亲切。

    在休息室的配电柜对面，靠石壁摆放着一排柜子，里面装着职工的个人物品，以及杂乱堆着喝完的矿泉水瓶。“老鼠就住在里面，在里面下崽，我们不管。”谷运庆说。

    但大家觉得蟑螂比较讨厌。小个的蟑螂身体浅黄，有一元硬币大小，大个的有人的拇指那么大，经常出没在职工的床上和切菜的砧板上。即便如此，他们看到蟑螂也只是扫到簸箕里，扔到机房外侧的垃圾堆，“没组织过灭蟑螂”。

    机房的最当头，有一条数米长的隧道。再往里面，能够听到巨大的水声，一道瀑布从洞顶右上方飞流而下，坠入脚底缓缓流动的阴河里。谷志军曾带着几个大胆的，朝阴河下游走了十来公里，发现里面有沙滩，空旷处如礼堂那么大，“可以开个旅游景区了”。

    溶洞顶部的钟乳石不停地往下滴着水珠。职工拿一个水桶来接滴下的水，烧开后供日常饮用。但矿物质含量还是过高了，欧资平和一些职工进来时都是自己带矿泉水，接的水只限于洗脸和淘米洗菜。

    让职工们兴奋的是，这条地下河生长着一种“鲶怪鱼”，鱼肉很嫩但是很腥。这种鱼拿块馒头包子就能钓上来，经常成为职工的餐桌佳肴。

    欧资平炒菜做饭的时候，听到锅响、闻到菜香味或鱼腥味的老鼠便大摇大摆走出来，围在周围等着喂。人们吃饭时，有些老鼠就趴在桌角处，等着人给扔下片菜和肉。

    餐桌垫着的一份报纸上，有用圆珠笔重重地胡乱写下的字迹：“高温、高温、高温，减负、减负、减负。”

    地上世界

    地下世界的工作常规而单调，在值完24小时的班后，欧资平重新乘有轨电车“咣当咣当”地沿黑暗的隧道来到地上的世界。

    “每次出来，看到阳光觉得特别新鲜。”欧资平大口呼吸着空气，把电车停进废弃的厂房，“但至少要花一天多才能平复头晕目眩耳鸣”。

    进入水电站与同事交接的时候，这位站长总是不忘提醒即将从水电站出来的职工：多娱乐娱乐，做好自我调节。可欧资平自己的调节方式，也不过睡觉、休息、找人聊聊天。

    他和爱人走在大街上，迎面走过来的一位朋友主动向欧资平打招呼，而当他想起回应对方的时候，早已经走出好几步。“你怎么回事？”妻子问，但她心里知道，欧资平之所以反应慢半拍，是因为刚从水电站出来还没调整过来。

    陈志平喜欢和朋友们打打麻将、玩玩扑克，但从不玩大的。有时胡牌的时候都意识不到，旁边的人也像欧资平妻子一样好奇地提醒：“你怎么回事？”

    现在欧资平晚上睡觉，每隔两个小时就醒一次。醒后翻腾一会儿，“幸运的话，还能再睡着”。

    由于地下的湿气重、噪音大、温度高，还有上万伏高压产生的磁场，包括欧资平在内，这18名职工均不同程度患上了风湿、神经衰弱、听力退化等疾病。即使在隧道外跟他们说话，声音也得提高很多。

    最严重的是“元老”之一的邹文秋。这个曾在海南守岛部队当过班长的退伍军人，还不到50岁，神经衰弱已经很厉害。有时候连续两天睡不着觉，“他也想睡啊，痛苦！”熟悉邹文秋的人介绍。职工里，还有人曾被送到精神病院待过几个月。

    还有一名职工，得了风湿病有三四年了，“最多走20米就走不动”。今年6月住院，去年还住过两个月，一直在吃中药。

    身边人的例子让欧资平有些担心，他现在开始注重调养。他每天都会用热水泡脚泡手，活血去寒气。“我一到冬季会每天泡个半小时。”欧资平脸色有些沉重，“我也要求他们泡，要调理，泡总比不泡好很多。”

    不仅仅是人，楚智觉得水电站下面的老鼠都反应很迟钝。他甚至一度怀疑，站里的老鼠是不是因为受到磁场辐射，当然也可能是近亲繁殖，导致不少老鼠后腿残疾，只能拖着腿走路。

    水电站恶劣的环境，给员工们带来普遍的恐惧。有时候不进站，欧资平就四处跑动，希望能改善一下水电站的工作环境。“把工作区、生活区进行隔离，修整好隧道和电车，更新改造发电机组。”他说。

    欧资平呼吁了很多年，跑上跑下，依然没有效果。今年他改变了策略，想借助媒体报道，来给水电站带来些改变，可是依然成效不大。

    有职工对此表达了不满：“你让来这么多（媒体），有什么用吗？”甚至对媒体采访有了抵触情绪。这让站长欧资平感到压力很大，“真是两头受气！”

    杨梅山镇在这几年里发生了巨大变化。之前“烂得凸凹不平、车子经常爆胎”的泥巴路不见了，变成一条连通矿区与县城的主干道。小镇从南头到北头，不过一公里，路两侧的楼房被刷成蓝顶白墙。

    “据说花去上千万。”欧资平指着一幅显得干净规整的小镇示意图说。不远处，刚刚建成的光辉广场上，镇上的中年妇女，穿着统一的深黄色上衣紫色裙子，踩着《小苹果》的步点，跳起了广场舞。

    欧资平猛吸了一口烟，对着水电站的方向说：“广场上的灯用的电，都是来自我们水电站。”

    外面世界

    这个水电站，曾经是个“香饽饽”。当初煤矿破产前，很多矿里的子弟想进来工作。“那时候工资也不算太高。”欧资平说，“但是比起隔壁挖煤的矿工要高不少呢，并且干净体面。”

    国企改革大背景下，杨梅山煤矿破产了。关闭了一个，另外一个矿区归私人承包经营。如今那些下井挖煤的工人，工资都涨到了三四千元。而水电站的职工，依然是10年前的1600元。

    邹文秋离退休还有几年，但已经办理停薪留职了。他的妻子没有工作，还有一个20岁的儿子，患有先天性耳聋无法工作。邹文秋每个月的药钱就要400多元，而每月仅1600元左右的工资，都不够日常花销，现在还欠了外债5万多元。

    在这工资从未变动的10年里，“退休人员或者公务员一加工资，物价就涨一点，苹果、香蕉、猪肉跟着涨，连剪个头发，也从原来的5块涨到现在的15块。”欧资平抱怨道。

    他说，县城里的房子，2003年只有700多块钱一平方米，“现在都3000多咯”。以前在镇上买个50多平方米的房子，也就万把块钱，现在得三四万元，“压力也很大”。

    “10年前，这点工资还能勉勉强强生活，还过得去。”谷运庆说，“现在那点钱好困难，晓得不？”如今，他一家三代六七口人，仍然生活在杨梅山矿区的一间平房里。有时候，还不得不靠曾参加抗美援朝的老父亲的退休金来周济。

    像谷志军等人，为了养家，在工作之余，干些建筑、装修一类的零活儿。“老婆跟我离婚了，我得管儿子。”谷志军说。他曾带儿子下到电站体验了一回。

    欧资平曾对女儿说：“我对这地方是有感情的。我想越搞越好，希望让大家都好，待遇提高点。”说到“出去”闯荡，他也知道，水电站的大多数职工都是“奔五”的人了，没个本领技术，“出去能干什么呢？除非干保安”。

    其实，大多数人在年轻时都去外面干过。欧资平去过深圳、广州、北海，谷运庆也去过广东、湖北，还差点被骗去做传销。在外面打了几年工，挣了点钱后，还是回到了水电站，“在外面居无定所，像无根的浮萍”。

    不论职工们怎么抱怨工资有多低，但是这座水电站没有“空”过，包括春节假期。2008年的冰雪灾，郴州是最严重的受灾区之一。“当时正好春节，整个线路都倒塌了，郴州的网全瘫痪了。”谷志军语气有些激动，“我们自己发电，自己照明，县城都是漆黑的，杨梅山是唯一亮灯的地方”。

    当时，这个地下团队坚持了35天，每天都有几个人在地下坐在机电组旁调供水频率，“握着一个方向盘，像开汽车一样”。至今回忆起，电站职工依然自豪无比。

    这也是让欧资平回想自己的18年“地下工作”生涯时，能想到的为数不多的值得开心的事。大多时候，他觉得，“开心不起来”。

    许多人都表示并不后悔选择留在水电站，当然，至于当初“没有下决心出去”，还是有点遗憾。

    站里曾经来过一个“家里有点关系”的年轻人，干了几天嫌辛苦，工资又少，便申请了停薪留职去外面闯荡。电站职工不客气地说：“你既然来，就不能把我们的名声坏了，你不能只挂个名在这里！”

    被记起的世界

    除了水电站职工们自己说，几乎没有人再提起这座地下河水电站所创造的世界之最、中国之最、湖南之最，也不会有人关心上个世纪90年代中央电视台来拍过的纪录片，所带给水电职工的自豪。

    小镇上的人们，大多不清楚阴河水电站的状况。有些人轻描淡写地说，他们拿这行工资吃这行饭，应该的。他们更关心的是：把水电站给你搞，可不要停电。

    因为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附近一些村子和生产队的农民，白用水电站的电却不肯交钱。欧资平清楚其中前前后后的争执，却表示无能为力。

    有职工笃定地表示：“我们还是国家正式工，跟国企是一样的！”而分管他们的宜章县经济局，却对水电站的经营状况少有过问。

    曾经一度，欧资平向上申请，请求经济局派人来做领导，这样可以多关注一下水电站的处境。“人家不来。”欧资平简短地总结道，“娘不疼爹不爱的。”

    今年宜章县小水电站扩容改造的项目中，14座农村水电站入选，杨梅山地下河水电站递交了申请，也没有得到批复。

    去年下半年一次偶然机会，宜章县电视台的一名记者发现了他们，做了报道并将作品提交到郴州市电视台。在郴州电视台评选的“2013年感动郴州十大人物”时，水电站的18名职工“意外地”获得团队奖——这也是该奖第一次颁发给团队。

    紧接着，越来越多的聚光灯打向这个位于地下180米深处的世界。镇上领导班子来走基层，县委书记带着几大常委前来调研，并当场拍板让各部门捐款帮助改善水电站的条件。

    县里拨下31万元，让饱受职工非议的欧资平心里“稍微卸了点负担”，“之前面临的压力太大了”。而很快让他失望的是，他只看到公司拿着其中一部分钱给水电站买的一些轨道枕木，堆放在存放电车的破旧库房里，并没有安排专项资金用于请建筑队铺设枕木。

    “要怎么用，你多少得听一下我这个站长的意见啊！”欧资平愤愤不平。

    同样让他愤愤不平的是，当初去郴州参加颁奖典礼，3000块钱路费让他和公司的人磨破了嘴皮子，“眼泪都差点出来”。

    去颁奖的时候，闹得挺不愉快。欧资平回忆：“很多人不愿意‘曝光’这些事情，荣誉只是我这个部门的，还把这事曝光出去，很多人不愿意。”

    包括水电站的一些职工，也不愿曝光。“同学见到这个样子，我们觉得没面子。”欧资平解释说，“但我的面子不用考虑，我已经到了这个年纪，别人怎么讲无所谓了。”

    作为水电站学历最高的人，欧资平的大专同学群里，有人钦佩，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以你的能力混成这个样子，你搞什么了哦？这里没有什么前途，赶紧走吧！”

    无论如何，颁奖的时候，欧资平觉得“舞台感觉蛮好”，“引起这么多人关注，引起那么热烈的掌声”。听到掌声很激动的他，往观众席上看了一眼，那个专门为他们地下水电站团队预留的“亲友团”席位，空着大半，零星坐了些不认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