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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体制8年后，老蒋想要寻找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仿佛经历了一次筋疲力尽的长跑，空落落的，又隐约有一丝兴奋。”他这么形容辞职被批准的感受。
老蒋并不老，1982年出生的他，刚过而立之年，是某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前途光明。
“不过，我还是会回来的。”老蒋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现实：“依法办案不是水平，把事情摆平才是水平”
老蒋叫蒋阳兵，2006年大学历史专业毕业后，以“全市第一的成绩”考进了某市中级人民法院。用网络语言说，老蒋就是个“考霸”：2007年，他又以389分的成绩通过国家司法考试。2012年7月，通过公开竞岗，被任命为行政庭副庭长。
“做事有干劲、对自己有要求。”曾经的同事陈铎（化名）这样评价老蒋。在他看来，跨专业还能高分通过司法考试，又能在实践中游刃有余，足以证明老蒋的实力。
而他不知道的是，法律，曾是指引少年小蒋的“明灯”。
小时候，老蒋家“囊中羞涩”，没有多少钱买课外书，他就“一读再读”学校发的《治安管理法制教育读本》。这也是老蒋对法律的最初“触电”。上了大学，这个历史专业的学生勤工俭学，又帮老师制作了法律课程课件和普法网站。
“我喜欢法律，严肃、正义。”老蒋还记得自己刚考进法院时的心情，“每天都很开心，觉得审判工作充满了神圣感，做什么事情都特别有激情。”
但当他真正成为一个“主审法官”后，发现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特别是在以行政机关为被告的行政审判中，因为牵涉到多方利益，常受制于各方干扰，影响了法官的独立裁判。”老蒋抱怨。
“早几年，动不动要服务大局，如果地方党委不满意，法院的业绩就靠边站，这让我们法官无所适从。”老蒋告诉记者，基层法官本来就案子多、压力大，还要承受很多审判职责之外的工作，例如维稳、化解社会矛盾。
“一些法官甚至会被政府借调去搞征地拆迁、征收社会抚养费、路桥费。”老蒋说。
“我的主管领导就曾在一线参与征地拆迁，我也被叫去参加过征地会议，为政府出谋划策。”老蒋感叹道，“有领导对我们说，‘依法办案不是水平，把事情摆平才是水平’，作为一个法律人，对此很纠结。”
“法院有时候也不讲法治精神了”
让老蒋还感到纠结的，是“法院有时候也不讲法治精神了”。
2010年4月，他所在的中级法院搞非业务部门中层干部竞争上岗，要求报名者须工作满3年。老蒋原以为自己符合条件，结果却被告知工作时长不包括试用期，他年限不够，没有报名资格。
“这就是体制，”老蒋叹道，《劳动法》明明规定，工作时间是从第一天参加工作起算的，不分是否是试用期。
“工作多4个月的就一定比少4个月的更能胜任中层干部岗位吗？”回忆起来，老蒋仍感到啼笑皆非。
按照法院规定，任命助理审判员满3年后，才能提请该市人大常委会任命审判员。于是，从2008年开始，老蒋就一直在等待，最后到2012年4月，才提请该市人大常委会被任命为审判员。
“我觉得我一直在等，如同等待戈多。”老蒋自嘲道。
2011年春节期间，老蒋写好了辞职报告和求职简历。“但如果以助理审判员的身份离开，怕让人误以为自己混不下去。”老蒋决定再等等看。2012年年初，法院展开新一轮竞争上岗，他报名了。半个月的努力后，他被任命为行政审判庭副庭长。
“我真的觉得，我要走了。”老蒋不止一次地告诉身边的人。也有朋友劝他：“法院环境最糟糕的时期你都待过来了，说好的司改就要来了，何不再等两年？”
事实上，一直以来，老蒋真心等待的，就是司法改革。“司改这个小姑娘，早就该走下阁楼了。”他在博客中写道。
2008年，中央政法委颁布《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主要改革内容包括政法经费保障、司法权力重新配置、规范司法行为、落实宽严相济政策等方面。
从那时起，老蒋就对司改充满期待。
今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7月，最高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发布。
“四五改革纲要都出来了，法院的春天还会远吗？”老蒋在微博上问好友刘仕毕。
刘仕毕在某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同为法官的他，和老蒋在网络上相识，对司法改革、法治建设等问题的关注，让他们成了莫逆之交。
和其他人不同，老刘鼓励老蒋离开，在这个有着20多年审判经验的法官看来，当前法院留给年轻人的上升空间还是太窄了。
“像一个基层法官，干了一辈子，最后副科、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退休的一大把。职级上不去，相应的待遇、社会评价也上不去，发展空间不大。”刘仕毕告诉记者，“老蒋有胆量，有胆识，他应该出去历练一番。”
就在老蒋辞职被批准1个月后，今年10月，刘仕毕也向省高院提出辞职。
“等不到退休了，现在都看得到20年后的自己，没意思。”刘仕毕说。
他在老蒋这条微博下面回复：“从节气上说，小寒之后有大寒，大寒之后有倒春寒。春天不易来。 ”
老蒋没有受到这位好友“悲观”情绪的影响，他觉得，“这一次的司改前景大好。”
但老蒋还是决定，“不想再等了。”
“最精华的青春已经给了法院”，这个32岁的法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现在的司法状态，离他理想中的还有距离，改变可能还需要五年、十年。“这段时间，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很短，但是对于个人来说，就是人生的一大截。”
老蒋不再捧体制内的“饭碗”，但他也不想“放下筷子骂娘”。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很感激在法院历练的8年。
“很多时候，体制外的人不知道体制内公权力的运行状态。而法官考虑问题更加周全，办事会更加严谨、理性。特别是在中国的法院做法官，要多角度思考问题。”老蒋说，如果一开始就做律师，看问题或许就没这么全面。
“以前是小法官，现在是小民工”
离开法院，老蒋来到深圳，成了某律师集团的一名有待认定的“律师”。
“因为刚出来，还没有申请到律师资格，申请到律师资格，可能要一年左右的时间。”
对于这一次的等待，老蒋很平静。他在距离事务所15分钟脚程的地方租了一间房，每天徒步上下班。
“以前我是小法官，现在就是小民工了。”老蒋自嘲道。
按照相关规定，法官转行做律师的，两年内不能出庭，且终生不得在原任职法院打官司。老蒋准备头两年在律师集团，以顾问的身份提供一些服务。
“这只是一个过程，必须要经历的，正好我可以用这一年的时间沉静下来，学点自己想学的东西，看点自己想看的书。”老蒋说。
来深圳时，老蒋的行李很简单，除了证件和几件衣物，还有两本最近正在看的书：贺卫方的《逍遥法外》和钟殿舟的《互联网思维》。“一本跟法治精神有关系，一本跟最新的社会形态有关，这对自己思考问题的视野有改进作用。”
在微博上，老蒋时常和学者、律师探讨眼下的法律争议和社会热点问题。他心中一直有个“法律共同体”的梦想。在他看来，过去几年，由于立场、工作性质的不同，庭审时，司法人员、律师之间频发冲突，这并不正常。
“其实，这几个群体之间应该良性互动，否则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各说各的，难以形成真正的法治社会。”老蒋认为，法律共同体的形成，也是法治社会的前提。
这位曾经的法官，也不认为自己已经和体制势成水火。“做律师能丰富我的职业体验，使业务能力、理论水平、综合素养有更高的提升。”老蒋说，如果环境允许，他还要“杀”回去，做个更好的法官、检察官。
“希望这次的等待不要太久。希望那时，行政的已归行政，法律的已归法律。”老蒋说。
实习生 杜江茜 本报记者 庄庆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