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都霾事

    那个早晨，大帝都伦敦的市民一出门，就一头扎进了结结实实的雾霾里。

    最开始，没有人对此大惊小怪。这是1952年的12月，满城的雾霾还被本地人视为发展经济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大量煤炭的燃烧，伦敦街头的雾霾是黄褐色的，带着点异味，其主要成分是烟尘、焦油颗粒和二氧化硫，“浓稠得就像一锅豌豆汤”。

    而12月5日的这锅汤，稠得有些过了头。不止一个行人发现，自己走在路上的时候，连脚板都见不着。尽管如此，如今我们翻阅当年的报道，还是可以看出，这一天，没有太多人大惊小怪。雾都的市民已经习惯了如此的场景，他们平静地走上街头，沿着熟悉的道路，一下消失在亲人的视线中。

    可这却是将被记入史册的一天。

    在这一天之前，伦敦“雾都”的美名已经存在了上百年，这里街头薄雾笼罩的老建筑看上去是如此浪漫，甚至那种独属于城市的污浊，也成了令人向往的景色。狄更斯在小说中连篇累牍地描绘，莫奈在油画中细腻地展示，百年里，数值爆表的烟雾事件发生了好多次，但伦敦依旧如故地浪漫前行。

    而在这一天之后，一切都不同了。12月5日，大雾让伦敦陷入停滞。路面上的公共交通完全不顶用了，大白天的，司机开车除了打开车灯，还得把脑袋探出车窗去查看街道上的情况——当然他们基本上看不见东西。泰晤士河上的行船停了，进出伦敦的火车停了，天空上的飞机航班也停了，在伦敦市区，标志性的双层红色大巴得由人引着路，才能继续在街道上行驶。因为观众看不清舞台，伦敦的剧院停止了演出。当局建议学校放假，因为他们担心学生在大雾中找不到回家的路。

    12月5日之后的那一个星期，伦敦市民们回家后得先抹一把脸。人们一个个都像刚从矿井里上来，脸上、鼻孔边都是黑黑的。

    浓雾笼罩到第三天的时候，英国媒体才缓过神来，对此进行了报道。《卫报》一篇报道的主标题是：交通停顿，盗贼们都忙起来了。

    是啊，这种天，也就只有因大雾掩护满载而归的小偷们乐得起来了吧！

    似乎没有人意识到事情有多严重。报纸上谈论着伦敦某处的家庭主妇抱怨“自从离开了曼彻斯特，还从没见过家里有那么多尘土”，或是停在室外的汽车车窗上已经可以直接用手指写字这些花絮。室外，浓雾仿佛在伦敦城里凝固了，除了大风，谁也赶不走这锅带着异味的浓汤。

    但气象条件所限，大风偏偏迟迟不来。

    后来有专家估计，在这个12月，伦敦城的PM10浓度大约处于3000至14000μg/m3之间，大约是当时平均水平的50倍。如今在伦敦，这一数据基本上保持在30左右。另一种说法是，当时城里的PM2.5指数，也在最高时达到了破天荒的1600多。

    不过，那时候的新闻里还不流行让科学家举个探测仪器讨论空气污染指数，记者们注意到的是另一项数据：12月6日正好是周末，那之前的一周，伦敦城里有945个人去世，而下一周，这个数字飙升到了2484人。

    真正的危害直到这时才逐渐浮现出来：殡葬业的生意好了起来，棺材卖得脱销了，花店的葬礼用花也纷纷售罄。

    大量的死亡，就是那场大雾被铭记至今的原因。

    许多人都是在家里去世的。被雾霾刺激出来的咳嗽和哮喘召来了死神。那一周，因支气管炎和肺炎去世的人是平时的7倍。最初，政府部门报告说，主要的死者都是老人、患有呼吸系统疾病以及慢性心血管疾病的人，后来的研究则表明，许多中年壮汉也在这场大雾中离去了——45岁至64岁这一年龄段的市民死亡率也比从前提高了3倍。

    雾霾同样伤害到了新生的婴儿，这一群体的死亡率在12月5日后的那一周内是平时的两倍。

    所有的数据都清清楚楚，及时记录，可这似乎无助于减轻当事人的茫然。大雾在12月9日散去，弄清有多少人因它而死却花了更长的时间。雾霾散去两周后，死亡人数一度回到了正常水平，当局据此宣布大雾造成4000人死亡。但不久之后，伦敦又迎来一个死亡率高峰，大伙儿这才意识到，雾霾带来的阴影远未散去，之前数据看似回归正常，只是圣诞节假期延迟了人们的申报。

    如今一个公认比较准确的数字是，那一周的雾霾夺去了12000多名伦敦市民的生命。更没有人说得清多少人因此患病，或是那些在雾霾中度过童年的孩子是否在成长中面临更多风险。总之，当年的伦敦共有500万人口，将近400分之一的居民就这样消逝于雾霾中。

    但这场灾害同样带来了改变——英国人决定换一种生活方式。1956年，《清洁空气法》在议会获得通过，伦敦摘掉“雾都”的帽子，就得从这时候开始算。

    一城的市民，用数以万计的死亡，换来了全世界第一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案。

    这也是如今，每年的12月又将来临时，人们总会提起那场大雾霾的最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