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和她的精神文化瞭望者

    今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倡导全民阅读”首次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今年10月，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被写入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

    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广东深圳在全民阅读领域，又一次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从2000年开始，深圳将每年11月设立为“读书月”，一做就是15年，成为这座城市闪亮的名片。

    2011年8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造访深圳，听说阅读是这座城市的重要基因时，也曾带有疑惑。直到一天内两次步入位于深圳市CBD的中心书城，看到到处都是席地而坐、手捧书卷的市民，她终于相信，坚持十几年的读书月，使阅读已成深圳人的生活习惯。两年后，她充满敬意地将“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证书交到时任深圳市长许勤的手中。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全球城市关于全民阅读的最高荣誉。

    深圳读书月从创办开始，就不仅仅把目光放在市民阅读推广方面。现任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时任深圳市文化局局长的王京生在首届读书月举办时，就提出保障市民实现基本文化权利的理念。

    深圳在城市文化建设上的探索，是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一个缩影。而推动深圳读书月从无到有、发展至今的这群人，则是这座城市精神文化高地的瞭望者。他们用远见和坚守，奠定了这座城市的文化态度、文化底蕴，还有这座城市面向未来的志向。

    一出“双簧”引出的读书月

    提起读书月的来龙去脉，今年78岁的深圳图书馆原馆长刘楚材滔滔不绝。

    这位1997年以深圳市政协委员身份首次提出“在深圳创立读书节”提案的老人，把读书月诞生、发展的“首功”归于王京生。

    王京生给刘楚材的第一印象是个“文学青年”。

    那是1988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刘楚材正坐在深圳图书馆的办公室里，一个圆脸平头、戴眼镜、操京腔的年轻人，开口问：“您是刘馆长？我叫王京生。”时年33岁的王京生刚从团中央学校部调至《深圳青年》杂志社任社长、总编辑。“他谦虚地请我对《深圳青年》多指教。”刘楚材回忆，两人相谈甚欢，成了忘年交。

    那时《深圳青年》刚刚创刊，力图成为深圳青年的文化阵地；而王京生也喜欢和人切磋办刊思路——当时的他不会想到，数年后，正是自己推动并催生了全深圳人最重要的文化阵地——“深圳读书月”。

    很多人曾把深圳视作“文化沙漠”。就连王京生自己也曾对朋友忆起，刚来深圳时，满街全是生意人；常有人拦住王京生热情地问：“先生，聚丙乙烯要么？”

    但这就是“沙漠”吗？王京生不认同。他相信“有人的地方就有文化”。

    这种信心是有根据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掀起“下海经商潮”，人们不再热衷读书，各地图书馆门庭冷落，而深圳图书馆却人满为患。刘楚材清楚地记得，1987年12月，深圳图书馆开馆一周年之际向市民发放5000张借书证，结果引来大批人通宵排队，“绝大多数是年轻人，还有替自己的恋人排队的”。

    刘楚材认为，这种“读书热”是深圳较早发展市场经济的结果，人才竞争的压力使大家纷纷读书“充电”。这热度在1996年11月深圳举行的第七届全国书市期间接近顶点：10天内图书销售额高达2177万元，创造了包括订货总额在内的多项全国纪录。

    第七届全国书市由深圳新华书店承办。现任深圳出版发行集团公司（前身为深圳新华书店）副总经理的何春华记得，书市开幕当天，自己的皮鞋被挤掉了一只；市民推着老式购物车购书；收银员忙得没空喝水吃饭……

    如何延续这股热情？刘楚材微微地一笑，和盘托出他当年和王京生演的一出“双簧”。

    1997年3月，深圳召开政协会议，刘楚材提交了《建立“深圳读书节”的提案》，尽管市政府回复“很有价值”，但等了一年并无下文。

    时任深圳文化局副局长的王京生得知此事后，一直在思索推动全民阅读的他给刘老支了一招：“你再提一次，把文化局作为受理单位。”

    刘楚材依计而行。1998年3月，提案被转至深圳文化局，作为文化局的分管领导，王京生第一时间“接招”。“双簧”圆满落幕——同年7月，文化局联合深圳市新华书店，制定了《深圳读书节组织方案》。

    放眼全国，读书节找不到先例可循。刘楚材忧心忡忡地告诉王京生，1996年，北京图书馆有人提出应在全国设立读书节，但设置这种节日需要经过全国人大讨论通过。王京生灵机一动说，干脆别叫“读书节”，就叫“读书月”吧。

    2000年5月，深圳市文化局向市委市政府正式递交了《关于在我市举办“深圳读书月”活动的报告》，报告得到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高度认可。在时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白天的支持下，9月21日，市委宣传部正式批复“同意每年11月为‘深圳读书月’”。当年11月1日,首届深圳读书月拉开帷幕，从此，深圳人有了一年一度的文化狂欢。深圳市3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李灏、厉有为、李海东欣然出任了读书月的总顾问，从此相伴读书月15载，一直到耄耋之年。

    政府从“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

    光明日报驻深圳记者站站长易运文，曾在上世纪90年代初率先报道深圳读书热现象。

    “国内很多活动都是风风火火开张，无声无息夭折。”易运文说，在报道第一届深圳读书月时，他特意留了个心眼儿，避免在标题里出现“首届”，“万一第二届没有了不是糟糕了”。

    易运文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在读书月首次举办读书论坛时，就曾遭遇赞助难觅的尴尬。

    当时作为读书论坛组委会成员之一的胡野秋四处“化缘”，奔波于各个企业、单位，“对方表面上都笑脸相迎，可说到最后，态度都是‘大力支持，一分不给’”。

    “你对企业说要办个演唱会，估计不愁赞助。但办个读书论坛，企业就都打退堂鼓了。”胡野秋回忆。

    正当他一筹莫展之时，市宣传文化事业专项发展基金拨出20万元专款用于首届“深圳读书论坛”。

    论坛活动场次多，要花销的地方更多，为了省钱，胡野秋绞尽脑汁。他去找当时深圳大剧院的总经理，提出想租用场地。但大剧院场租的起步价要6万元，好说歹说，对方松口说可以打个对折，3万元。

    “就一万五吧……”戴着复古圆眼镜的胡野秋，外表一副民国书生范儿，可砍起价来毫不含糊。最终，经理举手投降，一万五，成交。

    胡野秋感慨：“当时，很多人对读书月其实没有信心，能否办好、能走多远，都还抱着怀疑的态度。”

    作为改革之城的深圳，与国内其他城市最大的不同就是敢于并善于运用市场力量。2003年，在大型文化活动倡导社会化运作的大背景下，第四届读书月创新运作体制，开始采取政府委托承办制，由读书月组委会和承办单位签订《第四届深圳读书月委托承办责任书》，明确双方职责权限，有效实现了政府由“办文化”为主向“管文化”为主的转变。

    “图书馆借书的人再多，员工的收入也不会增加，他们干吗费那么大劲；但企业不一样，来的人多了，书的销量就上去了，企业的效益跟员工的奖金都是跟读者直接关联的。”在深圳出版发行集团副总经理何春华看来，读书月活动由当时的新华书店、现在的深圳出版发行集团承办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当时汪顺安等新华书店领导班子成员特别积极地操办运作这件事。

    钱塘潮如何激荡钱塘水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

    对于深圳读书月活动和市民日常阅读间的关系，王京生有个生动的比喻：每年11月，就是我们读书的钱塘潮，而全年的读书就是浩荡的、一直流淌的钱塘江水。

    如何让“大潮”年复一年地激荡“江水”，深圳读书月组委会费尽心血。

    深圳市出版发行集团总经理、深圳读书月组委会办公室主任尹昌龙坦言，在读书月办到第七届时，主办方也曾遭遇“七年之痒”。

    “第一届读书月的时候，我们工作人员喜欢喊一个口号，‘快快干干干’，我们效率很高，读者热情更高。但到了第7年，我们的激情开始消退，思路开始陈旧。”这位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在筹备第七届读书月时，抛出一个富于激情的命题：“如何再出发？策划、创新是生命线！”这得到王京生的认同。

    王京生经常找尹昌龙等组委会工作人员，和包括现任《晶报》总编辑胡洪侠等在内的媒体人士进行“头脑风暴”，商讨活动如何创新。用胡洪侠的话说，“跟京生开会就像参加考试，必须言之有物，没内容不行”。

    在尹昌龙的回忆里，许多读书月的创新成果，都来自那些小会——例如，围绕互联网办活动，讨论了无数次，才有了我们后来的“手机阅读季”，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探索精品图书的传播。

    2007年，胡洪侠当时供职的深圳商报与“读书月”组委会联合启动了“年度十大好书”评选，胡洪侠是发起人之一。“我们发起好书评选的初衷很简单。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读书越来越有快餐化的倾向，许多好书不断出版却无人问津。我觉得，媒体应该承担帮助读者遴选好书的文化责任”。

    让胡洪侠有些意外的是，2007年“十大好书”评选结果刚一出炉，上榜的图书便销量飙升。

    一次，有位出版社老总告诉胡洪侠，他在美国出差时恰好看到“十大好书”评选结果出炉，他们社出的书赫然在列，于是一通越洋电话马上打到了国内，“赶快加印两万册”。

    加印图书背后，是更多被好书感染的读者，这让胡洪侠“体会到了一种非常具体的成就感”。

    为了让深圳市民能近距离地聆听学术大家的声音，“深圳读书论坛”应运而生。国学大师饶宗颐、著名作家王蒙、武侠小说泰斗金庸等大师级人物轮番出现在历届读书论坛上。

    金庸与王京生初次相见的场面，为胡野秋津津乐道。金庸到深圳当天，王京生设宴接风。席间，金庸偶然提及《孙子兵法》中的一句话，不料王京生马上把上下文倒背如流。胡野秋对那个场景记忆犹新：金庸当时非常惊讶，当场痛快地答应担任读书月“特别顾问”。

    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这让与文化名家对话，不再只是精英们的权利——每年11月，在深圳各区的书城、图书馆，甚至是工厂、社区，市民和外来务工人员，都能享受到大师带来的精神盛宴。

    今年已经84岁高龄的北京大学教授谢冕，与深圳读书月已经结缘14年。深圳的各大图书馆，以及许多厂区、学校，都曾留下过老人的身影。他告诉记者：“深圳读书月给我的感受是越办越接地气，这让我很受感动。”

    今年读书月开幕之际，谢冕给组委会发来了贺信。信中说：“深圳给人的启示是，认定了目标，做一件有益的事，开了头就不放弃，坚持把它做好。读书月就是这样，一群人把读书月当成一个事业来做，一做就是15年，而且还要继续做下去，做大、做深、做好。我熟悉这些人，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对这些始终坚持的人充满了敬意。”

    15年，是怎样的一种坚持？

    “这是一种高贵的坚持。”王京生说，市委书记、市长每年都带头参加读书月活动，运作团队15年如一日默默耕耘，数百万市民年复一年地以极大热情投身其中，都是读书月得以持续开展的重要原因。

    在王京生看来，提倡阅读其实源于一种良知，良知告诉我们，阅读不仅关乎一个人成长进步，不仅关乎一个人的快乐和他内心世界的丰富，不仅关乎一个民族的强盛，更重要的是它关乎人类的可持续。“人的可持续是最重要的可持续，而人的可持续最重要的是通过阅读获取知识，这就是我们能够不断推动读书月的重要原因。”王京生说，在阅读之中实现自己的、国家的、乃至人类的进步目标，这就是城市最可贵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