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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和我相伴二十几年了。在我成长的岁月里，她似朋友，给予我无限的力量和慰藉；像老师，给我指引方向，指点迷津；更像亲人，与我相伴相知，带给我无尽的快乐与关怀。
初识《中国青年报》时我17岁，那年我刚考入太原师范学院，当3年师范生活结束时，我收获了一个大大的编织袋，里面装的全都是《中国青年报》。在参加工作的十几年中，那一袋中青报随我搬了3次家，每次搬家，家人反复劝说，让我扔了那袋泛黄的报纸，都被我拒绝。
后来，我走上工作岗位，成为人师。大概是在1999年至2000年间，我在“冰点”读了一篇文章，内容是讲留美华侨端木的儿子在美国上小学时便开始独立做课题研究。读过之后，我陷入沉思，琢磨着何时带着我的学生也做课题研究。2000年，我开始带领学生做课题研究。到了2002年，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我的班有30多名学生制定了自己的研究课题：“孩子的考试成绩是不是隐私”“单亲家庭对孩子的影响”“企鹅为什么会在南极生活？”“数学是一门枯燥的课程吗？”“父母事事包办对孩子有利吗？”……
我还利用双休日带领学生在街头、书店、大学校园对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人进行调查，一调查就是一整天。理解的人啧啧称赞，不理解的人不屑一顾，可能还冷嘲几句。但我深知这一过程对孩子来说是多么真实的体验，多么生动的学习。孩子们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诸多品质，比如待人真诚热情，表达大方清楚，遇到困难要团结合作……
那时，有学生在学完《苦柚》后，被文中诚实善良的小姑娘打动，确定了研究课题“诚信不可抛”。通过几个月的调查，最终写成的调查报告在山西的媒体上刊登。在带领学生做课题研究的这一过程中，成长的不仅是学生，还有我。中青报丰富了我的知识储备，默默地转变我的教育理念，润物无声地提升我的育人技能。
最忙的那段时间，读报成了我的奢望。报架上没看的报纸，越来越多，办公桌上堆积的报纸也越来越高。临近期末，我请几名学生帮忙，把《中国青年报》按着栏目归类进行了整理，我把整理好的报纸搬回了家，准备在假期集中阅读。一天中午下班回家，偶然发现《中国青年报》不见了，包括师范毕业时带回的那袋报纸。一股火气涌上我心头。父亲说：“过期的报纸就是废纸，留着还占地儿呢！上午正好来了个收破烂的，我卖了。”我盯着父亲，好半天说不出话来，我和父亲从未红过脸，这次我对父亲发了脾气：“《中国青年报》即使过期，即使破损，也不能当废品处理！”我直奔废品回收站，一张一张地找，一摞一摞地翻，一无所获。就这样连续找了6家，毫无结果。那种伤感，就像挚爱的亲人离家出走后一样伤心无助。从那以后，我拿回家的《中国青年报》，全家人小心呵护。有时小外甥来家里玩，偶尔拿起《中国青年报》，他妈妈总是说：“别动那报纸，拿姥姥手里的报纸叠飞机……”
在与《中国青年报》相伴的二十几年中，我由一名懵懂的师范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这都离不开《中国青年报》多年的润泽。与中青报相知相伴，一路走来一路花开。
（作者系山西省太原市锦绣苑小学教导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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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红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