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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什么原因，陈岩校长的死都是一出发生在基层教育工作者身上的悲剧，而类似的悲剧，在现实生活中并不鲜见。
赴北流市新荣镇采访的这些日子里，记者无时无刻不感觉到基层学校的安全压力之大，教师的安全责任之重。
走进扶中小学及其分校宏育小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防溺水“六不准”告示和学生安全警示牌。在教师办公室里，墙上贴着的是学校《防溺水管理制度》，上面的规定除了要定期举行防溺水教育、加强值日巡视、建立信息员队伍外，每学年学校还要与教师签订责任状，实行安全责任追究和安全工作一票否决制。
一名北流市教育系统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几天《北流市教育系统学校安全事故责任追究暂行规定》正下发到各个学校征求意见。这份比教育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更为细致严格的文件上写道：责任追究要坚持“四不放过”原则，包括责任人员未处理不放过、有关人员未受到教育不放过等。
保障学生的安全确实是学校的应有之义，但如果将这种压力单方面推给学校或教师，基层教育恐怕难承其重。
就此次发生在扶中小学宏育分校的学生溺水事故来说，按道理，本是校外发生的学生溺水事故，安全责任属于监护人承担，但当事学生的家长依然不停地找学校“讨说法”，最后，学校除了协助家长向保险公司理赔外，自己还拿出了一笔慰问金，才平息此事。
学校有义务保障每个学生的学习权利、人身安全，但学校的合法权利谁又来保障呢？但凡出了事，只要有人闹，不管责任在谁，为了维护稳定，学校或是政府多少都要有所表示，这就是中国目前基层治理的现实。
由于学校合法权利得不到保障，基层教育工作者在感到自身压力大的同时，也普遍感到越来越没有尊严。
采访中，一名年轻的村校教师告诉记者，如今，安全教育已经被提到与教学工作平等的位置，甚至更为重要。不仅是校长，每个老师都很紧张。不出事就没什么，一旦出了什么差错，上有领导责怪，下有家长打骂，感觉老师非常难当。
事实上，强化各种责任追究机制，只会导致压力不断向基层传递，而且这样做也无法杜绝校园安全悲剧的再次发生。
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大环境下，基层教育工作者面对最艰苦的教育条件，不仅要抓成绩和升学率，要抓控辍保学，还要抓学生的安全。我们的政策决策者如果仅仅是将责任推给这些处于一线的执行者，而不反思自身制度设计的缺陷，这种以“防”代“疏”的思路，很难有效化解目前教育工作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在西部乡村采访时，经常可以见到人车不分的狭窄村道、没有护栏的水塘、甚至没有围墙的校园，很多安全隐患都是长期公共建设投入不足的结果。我们关心孩子的安全成长，不能只盯住那些可能被家长追责的地方，而无视这些更大的隐患，这也是光靠学校教育无法解决的问题。
教育主管部门要让教师有责任心，更要让他们有尊严、有希望地安心工作；要建立完善的校园安全责任追究制度，更要建立健全教师的权利保障机制，这样才能让基层教育工作者身心和谐地教书育人，避免悲剧一再上演。
谢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