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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搞得清‘双11’，搞不清‘双12’的90后都不是好青年！”
最近，浙江大学新闻传播专业研一学生李玲很忙。她和她的同学毛雪逸为了创作、拍摄、剪辑12月12日“困境儿童关注日”的传播片一周前就主动 “把自己逼疯”了。
“年轻人朋友圈的网络传播通常对于影视娱乐、明星八卦，以及一些实力企业的商业行为比较关注，比如像11月11日的网上大抢购。现在听说淘宝12月12日也要出台疯狂的抢购活动，可12月12日也是‘中国困境儿童关注日’啊！我们的任务是，将更多同龄人的视线引到关注弱势群体、做公益上来。”李玲和她的同学每天都有头脑风暴会，讨论的议题是，什么是网络热词，怎么让她们制作的微信、微博更容易被人点击，被人接受。
11月27日，他们制作了一个微信《童年不幸的明星与困境儿童的故事！这与12.12有关，你造吗？》里面，他们把王菲、张艺谋、韩红、安吉丽娜、李连杰这些炙手可热的艺人与困境儿童放在一起，既有美图又有故事。紧接着，他们又推出了《大片中的困境儿童》、《汶川地震引发的儿童困境思考》来抓同龄人的点击率。同时，两个微视频的拍摄也在进行，一个是“最惨童年”，一个是“90后大学生展望另一种未来”。
他们的导师是浙江大学新闻传媒与社会发展研究所的副所长徐敏副教授。她解释，困境儿童关注日是2011年由国内4000多个机构与个人共同倡导设立的，每年在北京都有主题活动。
今年12月12日，由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儿童乐益会、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家庭与儿童研究中心、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中国公益传播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第四个中国困境儿童关注日《另一种未来——中国儿童福利与儿童保护制度建设论坛》将在北京举行。
徐敏是“困境儿童关注日”传播策划负责人。通过前三个“困境儿童关注日”的活动，大众媒体对于“困境儿童”一词的使用量呈几何式增长。根据浙大研究生的专项研究显示，“困境儿童”一词在2010年的网络搜索量还仅为359条，到2011年，已经上升到2080条，而到2013年，这个词汇的使用量又上升了一百倍还不止。而且还被用到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出现在中央决议中。
徐敏说，这只是一方面的收获，更让她欣喜的是，她的学生在一届届的活动中成长成熟，不仅传播专业的业务能力提升了，而且开始关注底层、关注社会、关注自己的所学所为是否能实际推动国家进步，有了很多同龄的独生子女所没有的社会情怀。
不一样的90后，不一样的大学生
如何在网络上抓眼球？这些学生通过研究发现，微信上暴力镜头、特别悲惨的事往往传播极快。
这还不容易吗？所谓的困境儿童就是正在遭受暴力，或者处境悲惨的孩子，这样的新闻素材太多了。说干就干，一条集中儿童受暴的年度恶性事件的微信创作两天就做出来了。但在课堂讨论的时候，很多同学看了觉得受不了，“太残忍了，孩子们这个样子，放在我们的公号里传播，不道德”。他们讨论的结果，是认可了徐老师对这条微信制作的评价：有情绪缺情感，有情节缺情怀。同学们总结，我们要用真诚的姿态来倡导大家关注困境儿童。
李玲考入浙大后，就定期给杭州郊区外来务工子弟上一门“如何当好小记者”的课。这是当地蒲公英计划的一部分。在给孩子们讲解什么是有价值的新闻的时候，不自觉中，李玲把徐敏经常讲到的困境儿童关注的问题也揉了进去。在最后一节课，她说，新闻记者最重要的是有一颗善良的心，有能力就要帮助别人，不管自己力量有多小。
吴红雨副教授浙大毕业留校后就一直参与徐老师的传播研究课题，她感到，学生们通过参与公益活动，特别是加入三届困境儿童传播项目以后，变得越来越有思想。
郭昊祎就是个例子。她浙大毕业后去非洲乌干达做了一年志愿者，回国后又主动参与到她们的公益传播项目中。近日浙大有名哲学系研究生得了白血病但家庭贫困，医疗费缺口30万元的消息在朋友圈里疯狂转发着。出人意料的是，10个小时内，他得到的捐款达到50万元。郭昊祎并没有很兴奋，说，得病的假如不是浙大学生，而是山区的孩子，他们能否那么快得到捐款？“如果没有做公益，一般人很难往这方面思考问题。”
最终，学生们对两个微视频一改再改，“耸人听闻不能体现我们的情怀，即使转载率高又如何？必须用轻松幽默又能引起人思考的方式来传播。”李玲说。
“从激愤时弊、一腔热血做公益，到脚踏实地、理性地寻找出路。我体会到，每个人都是社会形态中的有机组成，而真正的社会变革，正是需要我们年轻人的全心参与。”郭昊祎说。
研究国家的问题不是抹黑国家
“我在教书过程中发现，这些90后的孩子们很脱离社会。”徐敏指出，以前，贫富分化不大，而且为数不少的大学生来自于不发达地区，他们理解现实、了解国情，改变家乡落后面貌的动力很强。但现在能读重点大学的学生一般生活条件都不差，上研究生的孩子家境更好一些，特别是来自江浙一代的生源。“但实际上中国落后的地方还很多，问题也不少。如果大学老师再不讲不做，学生毕业后往城里一呆，也许一辈子都不会知道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
最近网上一些人声称，大学教师在课堂上谈国家的落后是“抹黑”国家。徐敏不同意这个观点。第一，她和同事们在课堂上讲一些有争议的观点，并不是要追求所谓的“学术自由”，而是学科本身的要求。学科对社会的贡献就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讨论问题，进而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第二、国家办大学培养大学生，是为了培育出更多的有能力推动国家进步的人才。要追求进步，怎么能不了解落后？怎么能不研究先进？
第三、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现在的大学生独生子女多、城镇人口多，从小到大除了读书对社会了解也不多。老师有责任开启他们的社会责任意识，激发他们的社会抱负，教授给他们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鼓励他们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而努力。
“如果一个大学不能让学生意识到读大学不仅仅是为父母、为自己的未来，这是大学最大的失误，也是国家的损失。”徐敏说。
“其实这些事大部分老师都在做，都在一点点为社会改造做自己的贡献。”徐敏举例，自己成立了中国公益传播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学院院长吴飞教授就主动要求当副主任。徐敏说，开什么玩笑，你比我高好几级呢！吴飞说，做公益传播你更专业，但我也要参与。
吴红雨在温州出生杭州长大，一路顺风顺水当了大学教师。她通过调资料研究发现，从全国范围来看，与浙江相比，其他地方的公共服务和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意识没那么强。她本来是研究广播电视方向的，但看到这些遗憾的地方，“我想改变它的愿望特别强烈，相信大学生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
许怡是徐敏的研究生，读书期间完整地参与了困境儿童关注日活动，毕业论文也是以此为选题，今年她留校当了辅导老师，带着300多个新生。许怡说，现在大学生对公益的热情很高，尤其是帮助困境儿童，但是大都和她当年一样，最开始以为帮助困境儿童方式主要就是出点钱、出点物质，行动中有许多想当然的盲点。她现在会指导大学生从改变个人格局开始，“从一个简单的参与者转变为一个成熟的思考者，然后做的事情就不一样了。”
“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硬件的改进、科技进步，更重要的是软实力的构建，社会人文素养的提升。如果将大学生隔绝在社会落后面之外，这个国家也会很奇怪。”徐敏说。
本报记者 堵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