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又成体育改革试验田

    周末在香河基地结束的“2014赛季中国足协职业联赛总结会”上，以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身份参会的国家体育总局足管中心主任张剑表示，针对近两个赛季职业联赛中频频出现的“球员合同纠纷”以及“俱乐部欠薪”等极易对联赛产生重大伤害的隐患，中国足协将考虑重新制定联赛准入标准，并将进一步树立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健康形象。

    足协领导的发言与历届总结相比略有新意，“合同纠纷”和“欠薪事件”被具体点名，意味着4个月后的新赛季将有针对性新政诞生——或在1个月后的准入阶段就有相应政策严格执行。因此与“赛季总结”相比，俱乐部投资者更加关心的是“新赛季展望”。

    据中超联赛理事会执行局局长马成全透露，新赛季中超联赛、中超预备队联赛和中超精英梯队联赛的管理权，将由执行局移至中超公司，这无疑是政策层面“管办分离”在推行了3个赛季之后的一大突破，但也有专家认为，中超联赛理事会执行局原本就是“管办分离”初级阶段产物，执行局“放权”乃是理所应当之事。

    中超联赛理事会执行局于2012年成立——2012年年初，“管办分离”成为中国足协改变陈旧形象的改革口号，为取代“中国足协联赛部”成立了职业联赛理事会，第一任执行局局长刘殿秋曾任国家体育总局足管中心职业部主任（现任执行局局长马成全则为足管中心前联赛部主任），但两年后“管办分离工作小组”无疾而终，负责执行联赛理事会决议的执行局则与中超公司共同担负起职业联赛的管理功能。

    然而，无论联赛理事会执行局抑或中超公司，均与足管中心（中国足协）血脉相连，多位领导职务互有交叉，公司高管重回足管中心任职亦非个例，由此可见“管办分离”若想真正实现“彻底分离”仍需时日。

    “很多人说执行局放权给中超公司，是‘管办分离’或者说是‘中国足协去行政化’的进步标志，这种说法当然没错，不过我们也应该明白，所谓‘放权’应该在3年前中国足坛反赌扫黑之后迅速进行，只不过当时足球改革牵扯的范围太广，阻力很大，要慢慢来。直到今天，才算在‘去行政化’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所以我觉得这不能说是多大的惊喜，只是补上以前的欠账。”广东省五人足球协会会长刘孝五告诉记者，“‘去行政化’说起来简单，但真做到这一步，需要为政者‘割肉’，但无论如何，体育单项协会尤其是职业化程度比较高的协会，只有脱离‘官办色彩’，才能真正进入市场，降低普通老百姓参与的门槛，让体育锻炼真正成为民众可以接受的一种生活方式。”

    为了实践“去行政化”的足球发展理念，曾经参加过中超公司总经理竞聘的刘孝五与广东省足协的官司打了好几年，至今尚未完结——广东省足协认为，刘孝五组织的“粤超”五人制足球赛是“非法办赛”，但2012年4月，广东省委省政府依照国务院文件精神颁布了一份《关于进一步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的方案》，这份文件在当时被称为“七号文件”，放开了社会组织准入门槛。而在了解到这一文件的核心之后，刘孝五与合伙人向广东省民政厅提出注册广东省五人足球协会，11月底民政厅复函同意“广东省五人足球协会”这一纯粹的民间社团筹备成立。

    在中国职业化体育改革进程当中，广东省五人足球协会是国内第一个不再将体育行政部门作为主管单位的民间体育协会。事实上，在2012年5月，国家体育总局亦有《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体育产业的实施意见》文件出台，但各地体育行政部门大多不愿意下放赛事审批权力，对于文件的贯彻与执行并不积极。然而，两年后的今天，单项体育运动协会的“去行政化”已是大势所趋，据记者了解，最近半年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已经与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专家共同讨论改革试点，“赛事审批制度改革”、“民间体育团体的筹建”等议题均在讨论之列。

    “就像1994年足球职业化改革一样，现在又到了中国体育必须转型的阶段，而且又是要用足球来作试点项目，因为足球社会影响大，改革难度也大，一旦民间力量在足球领域有所作为，那么这个广阔的市场才算真正打开。”刘孝五说，“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大变革已经近在眼前了，没有任何官方色彩的民间体育组织会越来越多，这时体育行政部门不要再介入管理了。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非常清楚，行政部门搞审批最重要的目的是收费，现在就要告诉他们做好服务工作就足够了，最多可以当个裁判，事实证明不需要行政部门的管理，我们同样可以把事情做好。比如，现在的粤超和粤甲五人制足球赛，我们1000万元的注册资金，把品牌做到估值超过两亿元了，这还远远不够，我的目标是在全国做五人制足球比赛，把这个品牌做到几十个亿，这才是草根体育的力量。” 

    本报北京12月2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