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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12月12日，北京电影学院搞了一场很“不上档次”的电影节开幕式。没有红地毯、没有鲜花，没有范冰冰张冰冰李冰冰，没有一个带“长”字的领导致辞。一个素面朝天的女人，顶着一头凌乱的花白头发、穿着牛仔裤，路人甲般上台了。事实上，她这是第一次当主持，声音发抖。
脖子上缠着厚围巾、“不美丽很冻人”的男主持，也是骑着摩托车，顶着北京5级寒风赶来“打酱油的”。
“没事儿，只要不在台上昏倒，就能主持，穿睡袍都可以，随意点儿，别装！”活动的发起人郑琼鼓励这两名志愿者。
终于等到了“高大上”的环节。来自10个国家的13名洋导演上场了。这些拿过大把国际奖项的导演也很随意，没有一个花枝招展、西装革履的。一对导演夫妇抱着几分钟前还在地上边爬边吃巧克力的两岁娃上台了，淘气的孩子“传篮球”般不停地从妈妈的臂弯转到爸爸的臂弯。
“天啊，一看就是搞纪录片的，他们都像从庄稼地里冒出来的。”有观众感慨。
这正是郑琼理想中的第四届iDOCS国际纪录片论坛开幕式，“没有一句废话”、“剔掉一切与纪录片无关的虚华”。
这个1.53米的个头拖着近1米的长辫子，紫色的秋衣袖子露出一截，自称看起来“像送外卖”的女人，让这块银幕当上了真正的主角。6天里，这里放映了20部世界最优秀、最新的纪录片。
777个座位和1个座位
银幕下，有777个暗红色的沙发，环状，人坐下来，一种微微被拥抱入怀的感觉。
距离这个放映厅一百米外的地方，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地标建筑——金字塔，上面刻着张艺谋、顾长卫等人的名字。
郑琼说自己“这个草根，这坨泥巴”从来就没想过有朝一日自己的名字会被刻上这个金字塔，“我又不是法老！”
这个45岁的女人常常口出“狂言”：“中国纪录片的专业水准跟海外比，差50年？ 靠，明明是100年好不好？”
她讨厌某些电视台的纪录片频道，讨厌那种讴歌帝王将相的“死片子”，还赤裸裸地说“那些在电视上掌握着纪录片话语权的人，是有罪的人”。
她几乎从不看电视，也不喜欢张艺谋、姜文。在她心目中，达到国际水平的中国导演不超过5个。拍《舟舟的世界》、《幼儿园》的张以庆算一个。2004年以后，张以庆没有再拍新作品，郑琼直言，“张以庆‘死了’”。
她也常说自己死了。20场纪录片，卖200元，票钱连字幕钱都不够，可偏有很多背着大牌包包的人打着她的名义来蹭票。每当这时，她就河东狮吼：“别说了，郑琼死了！”
还有一次，在放映中，有一个观众非要郑琼接电话，说是某影视公司老板打来电话，想谈合作。她很不礼貌地回敬：我们不做买卖，告诉他，“郑琼死了！”
活动很成功，获得了无数个“最”，被称为在中国“纪录片最重磅的会议”。纪录片放了6天，“郑琼死了”几百回。
一个了解整个活动细节的美国人安德鲁说：郑琼用汗水、泪水，甚至是血水铺就了iDOCS。她办一届，“死”一回。
每一届开幕式，郑琼都会当着上千观众的面信誓旦旦：这是最后一届，最后！
2011年办完第三届时，她大哭一场，说：“我太累了，连一厘米都爬不动了。再也不办了。”她停了两年，去剪自己的片子。
今年再办时，她骂自己在公众面前的信用“完全破产了”。不过，她逢人又说：“这是最后一届了，再不会有了。”
可这回，男主持人偷偷改了开幕词：“希望明年、后年、后后年，后年的后年的后年，郑琼的誓言都不会实现。”这句话收获了当晚最热烈的掌声。
事实上，777个座位的放映厅塞了近千人。很多人裹着羽绒服，坐在没有暖气的冰凉的地上。连七旬的郑琼的妈妈都找不到一个座位。
忙活了好几个月，一切都为了这777个座位。可真正属于她的只有一个十多公里外的座位。
那是一把硬邦邦、没有靠垫的老式椅子。几个月来，在北京西三环家里一间堆着满地材料、没有丁点儿女人气息的屋子里，她常常坐在这把椅子上，一工作就是10多个小时。
每天，她同时打开两个电脑，指挥着全球几十名志愿者工作。以前她还有6个员工、后来变成3个。这两年，她养不起一个员工了。
在这间一个人的“司令部”，她说自己是“孤独的驯兽师”，iDOCS就是胃口和野心一天比一天大的“狮子”。
每天一睁眼就有“两万件事等着”。先挑选90部影片，再筛选到60部，再送审，最后敲定20部。再翻译,做字幕,邀请各国的导演来中国,订票,住宿,做宣传材料等等。
在这个座位上，光邮件就发了20多万字。她说，这个庞大的活动就像“黑洞”，把所有的能量都吸进去。
离开这个座位，就是找钱的时候。一届活动下来，至少要七八十万，而且前三届没有任何政府和国内企业、基金的资助。
为了找钱，她跑了20多个大使馆，舍不得打车，就一趟趟地转公交车。她说自己有时累得像棉花一样，从北京的东边飘到西边。
好不容易说服了英国大使馆，答应给3万元人民币，一半钱都已经到账了，可英国导演突然告知有事来不了了。她必须找另一部英国纪录片花掉这笔钱，可她忙得连这个时间和精力都不够。
以色列大使馆资助了3000美元，她一连说了好多个谢谢。瑞士大使馆资助了一点儿钱，还说“别介意，钱少，可能一部片子字幕钱都不够。”郑琼赶忙说：“我感激你们还来不及呢，总比没有好。”
有时，她找到几千几百的，也很高兴：“嗯，苍蝇也是肉！”
前些年，她也找过国内各种机构、基金，可处处碰壁。人家张口就问，“可见的、可预测”的回报是什么。
黑暗中，银幕的光亮照亮了近千张脸，映红了777个座位。影片《律政姐妹》中，在非洲喀麦隆，两个胖胖的黑女人在简陋得没有门、没有水泥路，只有几条破长凳子的法庭上主张正义。她们判处了当地第一例“虐待妻子的离婚案”，说：“即使一个男人给你的是呼吸的氧气，他也没有权利打你！”
空闲时，黑法官总会“正好路过”这些受害女人破烂的屋子，说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找她，“你们知道的，我总是在那里！”
“我总是在那里！”这句话，郑琼也常常告诉南来北往的志愿者。她甚至告诉过一些陌生人，吸引他们来她“那里”免费看片。有时，她把钥匙丢给对方，说：“好东西，放在这儿给你看，你看完就闭嘴了！”
777个座位和206个座位
777个座位不是一开始就有的，2009年第一届，他们费尽了周折，得到206个座位。
10多年前，郑琼成立公司，后来转身变成国内第一家民营纪录片发行商，公司取名“零频道”。有人劝她赶紧改名儿，又是“零”，又是“郑琼（正穷）”，这公司该多惨啊。
她的经验证明，干纪录片真是一个穷道儿。她拿到的海外样片超过千部，但卖出去才10来部，老外也觉得“很不理解”，明知道不赚钱，这个女人为什么还要买？
头5年，她一直想关门，可每年都没关成。她把自己位于一个高档小区的130多平方米的房子，当作办公室、放映厅，自己被房东赶来赶去地四处租房住。她对朋友说，自己这样一个北漂的湖北乡巴佬不配住那么好的大房子，好片子才配得上。
2006年5月初，郑琼第一次参加北美最大纪录片节HotDocs，看到《神秘球》，她一直流泪。“片子太震撼了，可这贴心贴肉的好东西，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跟我们完全无关。”
在她眼里，好的纪录片是“有光”的，“不会让人变成石头”。比如一部描述肌无力者生活的片子，“他像霍金那样，必须用头顶去碰电脑显示屏才能‘说话’，于是他就那样费力地说着话，指挥着其他人盖自己梦想中的房子……”
她说自己像《推销员之死》中的推销员一样，见人就推销《神秘球》，一群朋友看了都喊好，却没有更多人分享。
后来她又在德国莱比锡看到了《永远》，“一下子就被震住了”。上飞机之前，她给同事打电话说：“这辈子看了这部片子，一会儿我上飞机，飞机掉下来都值。”
她打比方，这就好比要吃块没有三聚氰胺的豆腐，你得开个豆腐店，然后包下200亩地种豆子。
她说做纪录片的人都是“爱的劳工”，那些让人哭、让人笑、让人学会爱的纪录片，跟自己的趣味比较相通，“没有灵魂的应允和合作，所有的事情都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从2005年开始，她和同事就拿着好片子在大学、俱乐部、咖啡厅给人做免费展映。后来每周四固定在办公室放映，有时，人多到站到了阳台。差不多做了800场。
有时，在咖啡厅，只有一个观众的时候，机器照样吱吱地转着。
他们还拿片子到中央电视台，免费做展映，“求搭讪”。郑琼说，央视的人都认为我们有病，带机器、带翻译，还什么都不要。开始他们都有一眼没一眼地看片子，慢慢地，鼻子凑近屏幕了，最后都“热烈地讨论起来”。
基本上好片子到哪儿，哪里就倒一片。郑琼说：“虽然我们从小吃垃圾和尿素长大，但究竟还是人类的胃，对好东西还是有反应。”
在她看来，中国没有做纪录片的好土壤。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没有深刻的觉察，就像《盲山》的导演李扬讲的那样，把你捆起来放在缸里，放久了，后来把缸打碎了，把捆绑的绳子给铰断了，你还是不会动弹。
郑琼公司的网站上，挂着一句从未更新的话：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好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
2009年，他们终于准备办第一届iDOCS了。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光一纸批文就跑了10个月。
“中国没有纪录片市场，甚至没有真正的纪录片行业，也几乎没有政府、企业、基金会支持纪录片。”郑琼说。
有人给这个“没爹没妈”的公司支招，“傍大款”，找个国家单位，以它们名义申请胜算大些，可没有一家大单位有兴趣。
好不容易打动了一家电影制片厂，可“临门射球”时，制片厂说按照惯例，要先交50万元“押金”。
“押上我们所有人，所有筹来的17万块，也不够50万啊。”
有人建议以“环境”名义，“挂羊头卖狗肉”去申请，失败。
有人说，绕过北京，找二三线城市吧。郑琼他们就满世界地托“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找市长，结果得到的都是“再议”、“再说”。
正在“报国无门”时，一位被郑琼“万言书”打动的领导帮他们出了很多招。
最后，活动以北京电影学院作为主办方申请，提供所有的场地。
在女主持人王迎眼里，郑琼从一开始，就不想把iDOCS搞成“那种一放映，就被拔电插销的‘地下’活动”，而是努力得到主管部门的支持，拿到批文，让好片子源源不绝地进来。
有人评价：这正是郑琼的智慧，一个现实中的理想主义者。
批文拿到了，可资金还有大块的缺口。新东方创始人之一徐小平捐了10万元。上海纪录频道的王韧，把刚发的还没捂热的1万元奖金捐给了活动。有的人，二百三百的留下钱，留的名字都是孙女士、王女士、叶女士、金椒妈、××妈……
第一届，北京电影学院给了iDOCS一个不大的放映厅，206个座位。
这206个座位太来之不易了，活动很成功，连主管部门的人都说“真是顶级的片子”。第二年，北京电影学院拿出了最高大上、最现代化的大厅，777个沙发。
12月13日，坐在第一排，陷在沙发里的郑琼被银幕上的《心灵重荷》打动，有时候看很多遍，她也会默默地流泪。
画面很灰暗，1994年卢旺达80万图西族人被另一个族群杀害，16年后，存活下来的图西人怎样？一个无腿的黑女人，爬坡时艰难地摇着她的残疾车，丈夫在后面用力地推车，三个瘦瘦的黑孩子在破烂不堪的家里等着妈妈“带回全家最开心的笑声”。
郑琼把这次活动的主题定为：爱是恒久忍耐。
她认为这句话适合这个坚强地活下去的黑妈妈，也适合很多纪录片人，包括自己。一部《瓜熟蒂落》拍了7年，导演从28岁的小伙儿变成了36岁的中青年，没有钱拍了，就去当电话接线员、销售员，钱筹够了再拍。
“没办法，搞纪录片的人都知道，一旦沾上纪录片，就幽灵附体了。”郑琼说。
777个座位和777张标签
澳大利亚导演雅各布·安胡看到777个座位这样的“大场面”时惊呆了。他从没见过这么多人一起看片子，一起鼓掌，甚至一起落泪。
他导演的纪录片《瓜熟蒂落》在全球很多国家展出，可第一场展映时只有16个人，第二次加上他和妹妹，也只有6个人。
以色列纪录片《照片里的人生》的导演说，这部片子参加过100多场世界电影节，北京这一场是观众反映最热烈的。“既然我从特拉维夫来北京，和你们从北京到特拉维夫一样远，就请你们也来以色列看看吧。”
观影时，有的导演不坐在嘉宾区，他们很享受地在过道里走来走去，希望被观众“拽住”，问上一堆问题。
《生命之歌》是部老年题材的纪录片，这对德国导演夫妇一看满屋子“青苹果样的年轻人”，担心人全跑光。可直到晚上10点，777个座位几乎没有空的。不远的10号线地铁就快发末班车了，可现场还是一阵高过一阵的掌声。
这对德国夫妇高声感慨：中国人对纪录片太“饥渴”了。他们回去要给德国政府写信，表达此行的感动。
12月13日傍晚，当人们散去晚餐时，北京电影学院的餐厅里坐满了拼桌的陌生人。
各人点着各自的菜，可一旦谈起刚看到的纪录片，大家的筷子就越界了，分不清你的大盘鸡还是我的香菇油菜，筷子搅成了一团。因为影片《幸福》中那个渴望繁星般城市灯光的8岁的不丹小喇嘛，一桌子陌生人似乎瞬间成了“相识了多年的老朋友”。
有人腾出一周的年假，专程从外地赶来看纪录片。一位法院的陪审员，参加了去年南京饿死女童案和今年的父亲打死女儿案，感觉自己快得抑郁症了。看片子看得泪流满面，她在微信里告诉朋友，她又有了爱的勇气和力量。
在郑琼“此生最贵”的价值600元的手机里，塞满了感谢感动的话，她一个都没回复。
她说自己在纪录片面前就是一只小蚂蚁似的搬运工。“如果你收到了一个好东西，何必非得在乎那个快递员呢。”
她说，她没想把iDOCS这个活动升华多高，哎，中国人太习惯升华了，其实大家看完好片子，“这个人能拥抱那个人就足够了”。
开幕式上，穿着脏兮兮芥末色棉袄的郑琼上场时，有人在喊“把头发盘起来吧”，她收获了比13个外国导演更热烈的掌声。一直觉得女儿不务正业的郑琼的妈妈坐在下面，感动得不行，第一次觉得“原来女儿做的事这么有价值”。
台上，她一只手插在口袋里，匆忙说了几句向一位死去多年为活动服务的加拿大志愿者致敬的话，就下去了。
事后她说，她不想被大家架起来、被贴上777张标签，当偶像、当纪录片“圣母”或“继母”，当美好的投射物，“那都是些虚幻的手榴弹”。
她说，她讨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这样的屁话，她总是告诉自己要做自己，“iDOCS有价值，你比iDOCS更有价值”。
相比那些掌声，她更为现场的10位志愿者感动。两位主持人都是从加拿大自费赶回来的华人，他们在加拿大也是纪录片导演。
郑琼坚持用这两位“外貌并不光鲜”的主持人，是相信他们“说着说着，作为纪录片人自己的声音就会流出来，这才是台上最需要的”。
最后，当郑琼给他们一点点酬劳时，他俩都拒绝了，男主持人马楠说：“这是作为电影人的底线。”
10名志愿者中，两个是北京的，8个专门从外地赶来。他们有的是大学生，负责了“一火车的琐事”，闭幕后的第二天就回校期末考试。还有个一岁孩子的妈妈，经常抱着孩子，敲着键盘，负责网上的工作。最后一天，她还一个劲道歉，说做的不够好，“孕傻孕傻，一傻傻三年”。
女主持人王迎在加拿大生活10多年了，她一直听说国内人很势利，没想到这个活动除了郑琼这个大义工，全是义工，而且很多是90后，“这些年轻人干净纯粹开放，完全不是传说中垮掉的一代、宅的一代”。
这些素不相识的志愿者在开幕那天，才算对上人。郑琼把这种超越利益的、让人快乐的神奇力量称作“隐秘的共同点”。这个点是什么？她说不清。
有人说，如果在这777个座位的上空，升高摄像机，再拍下志愿者们的活动，这本身就是一部纪录片。
银幕的光再次映红了这777个座位。在非洲喀麦隆那个尘土飞扬的城市里，《律政姐妹》的两个黑人法官一直传播着“法律之光”，她们把用铁衣架虐待孩子的“舅妈”关进了监狱。在监狱里，女法官拿着药方子，要给一直咳嗽、巫婆一样恶毒的“舅妈”买咳嗽药。女法官染着玫红色口红的厚嘴唇吐出一句话：“监狱里住的也是人类，不是动物。”
有些人道的光芒是跨越国界、肤色、种族的。郑琼在挑选影片时，一直在找那种人类共通的“点”。
放映最后一天的中午，一个叫朱亮的小伙子在北京电影学院的食堂，碰到了扒拉着几块钱饭菜的郑琼。
朱亮说：“你们影片的编排很讲究。”
这句话一下子打动了她，一种“终于被懂了”的感觉。她说，那种懂不是大妈式的心疼，而是来自观众真正的理解，这比“谢谢”两个字有分量。
晚上，朱亮在放映厅外面的前台，留下了1000元。他说：“就是个饭钱，让郑琼请志愿者上馆子吃顿好的吧。”
郑琼说，这些年来，常有人动不动地来同情她一把。
《大国崛起》的制片人高晓蒙，每过一段时间就给郑琼打个电话：“郑琼，你们还活着吗？”“活着呢。”对方不相信，非要来看一下。
“好像做点符合人类美好愿望的事情就该是惨兮兮的状态。”郑琼笑着说。
还有一次导演胡杰来看她，说，你请假出来，不会被头儿骂吧。他以为郑琼沦为“打工妹”了。
事实上，她的公司确实只剩她一个人了。后来，她搬回高大上的自家的房子了。
这印证了《生生不息》中的一句话：“生命中很多事情是会在很多年后，才能露出它的含义。”
她认为纪录片的意义，就是让你内心变柔软，并触发你去思考，也许你对世界的看法会有所改变。所谓“眼界改变世界”，说的是你的眼界改变了，你的世界就改变了，而不是要去改变这个世界。
还有777个座位吗？
12月17日，闭幕式上，顶着油乎乎长辫子的郑琼在满场的掌声、尖叫声中上场了，还是那身棉袄。事实上，她已经一周没洗澡了，她说自己不爱洗澡。
她给大家鞠了一躬，说：“谢谢北京电影学院、谢谢导演、谢谢来观影的观众。”下台了。
“这就完了啊？！”有观众喊着。
“如果不是仪式需要，那三个谢谢都是画蛇添足，片子足够好，不就完了嘛！”坐在她家那把永远“在那里”的没有扶手的硬椅子上，她淡淡地说。
屋子里，满地的材料，一脚下去随时都可能踩到一个移动硬盘。她说，45年了，自己的衣服没有一件比一个硬盘贵，每个硬盘一千块，这个屋子里有很多很多。
这些存有纪录片的硬盘构成了她的“围墙”，这种围墙很像她20多年前，在湖北咸宁某电机厂当查表女工、当测电压的质检员时，她随身携带的书、笔记本构成的那个“围墙”。
她曾参加过3次高考，可没有一所大学的座位属于她。十七八岁的姑娘成了待业青年，后来干各种临时工。她形容工作时自己是灵魂出窍的，只有捧着书时灵魂才回来。
1995年，她北漂学外语，租住在“当时还没成为宇宙中心的五道口”，骑车满北京地跑推销。后来她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传媒娱乐集团光线传媒的创建者之一。
她当时的工作方式“简单粗暴爽”，翻开一本黄页，给每位电视台台长打电话说：“您好，我这里有一档好节目……”
可没几年，她写了8页的辞职信，跑到外地去专门观鸟。
直到有一天，这个喜欢看日出日落、花花草草，做一手好米酒的矮小女人，在2003年接触到真正“讨论人内心”的纪录片时，她不怕敲开任何一扇门的推销员精神又上来了，一发不可收拾。
她很认同朋友的一句话：人要跟随自己的兴趣，因为终归这些兴趣会串成项链。
12月14日，《生命之歌》是周末放映最晚的一场纪录片，777个座位满满的。
那是一个讲述音乐和老人的片子。一个瞎了眼睛的老人，用手敲打着钢琴的黑键，她要弹出“天空、云团”的声音；一个恐高的老人，在60岁生日那天收到一个降落伞，她要战胜恐惧，从4000米高空落下，证明自己“优雅地老去”，她要用音乐表示战胜恐惧……
郑琼从几千部纪录片中挑出了这部极美的战胜自我的片子。她感慨，人生没有谁比谁经历的苦难更深，只有对待苦难的态度不同，而好的纪录片就是在找“光”。
“经历过高考3年那种黄土埋下来的感觉，后面就真没什么恐惧的了。”她说。
有一次和父母去旅游，三个人躺在一张大床上，郑琼笑着说：“你们俩都是高级表演艺术家，你们一辈子都在表演给别人看，唯独没有活自己。”
落幕的那个晚上，上千人踩着检票口一地花花绿绿的票根散去，777个座位空了，灯灭了。
郑琼和志愿者最后离开。回到房间，郑琼的妈妈激动得睡不着，她很想和女儿聊天，夸活动如何成功、女儿做的事如何“了不起”。
郑琼翻了个身，不理她，几分钟后睡着了。
第二天，王迎和她通电话，讨论还办下一届吗。最后，两个女人爆着粗口，大笑：“老子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老子不知道！”
郑琼想好了，这可能就是最后一届了。她必须把自己已经拍了5年的一部纪录片剪辑出来。她说，她可不想死前，留下遗嘱给老公：亲爱的，请帮我剪完片子。
不久前一个深夜，在整理机票时，她猛然发现，在马航MH370出事前几天，她坐的正是那架飞机。她与死神擦肩而过。
不过，她很快平静下来。她想，如果真的见了上帝，她会跟上帝说：“这些年，我没什么遗憾，该打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我可以交账了！”
本报记者 从玉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