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上海浦东陆家嘴外圈地带的一座公园，是一大批NGO的聚集地。这座公园里，坐落着一栋古色古香的低层建筑，附近办公大楼的租金每天每平方米大约5元，但在这栋小楼里办公，NGO们不用为此支付一分钱，连水电等费用都省了。
这个惬意的办公场所，由上海市浦东新区团委免费为青年社会组织提供。年轻的公益人们不仅可以在这里免费办公，还能获得类似“孵化器”的支持——公益项目可以在这里找到合作，缺少资金可以在这里找到“客源”，个人技能提升可以在这里参加俱乐部培训。
NGO们的带头“大哥”是浦东青年家园，这家单位由浦东新区团委牵头成立。两年来，它承接了8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总资金110多万元，并联合了其他6家青年社会组织共同完成。
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到，浦东这个青年家园，运用了“雁阵型”的项目运作机制，即以浦东青年家园为领头雁，多家青年社会组织为雁队，整合发挥各自特长与力量，共同合作完成公益项目。
除了给项目外，浦东新区团委正努力尝试真正让NGO们找到“家”的感觉。
上海乐业社工服务社总干事杨晓黎最看重这里的“青年社会组织领军人才俱乐部”资源。她所在的乐业社工社专注于做一些针对“来沪建设者”的项目，做这类项目的机构，在上海其实并不多。
最开始的时候，就连杨晓黎自己也不是很确定，这个方向究竟对不对、究竟能不能做大，但通过青年社会组织领军人才俱乐部，她找到了同道中人，激励极大。
说到俱乐部时，她的嗓门大了起来，两眼放光，“有一个专门做农民工项目的机构，负责人原本是一名公务员，专门辞职做这个；还有一个搞少数民族项目的机构，听上去那么冷门，他居然还能通过众筹完成项目经费的募集！”
她曾参加过俱乐部组织的为期3天的全职培训，受益匪浅。“和一些有名的机构负责人交换了名片，每天脑袋里都能蹦出一堆创意”。她随便就能侃出一大把沪上NGO的工作经验来，“有做老人的、小孩的、年轻人的，还有做专业救援的、吸毒人员社区干预的，脑洞大开”。
资深社工左桂娟今年4月刚刚注册了一个自己的NGO组织——乐心社工服务中心。成立之初，最艰难的事，莫过于以一个“非著名NGO负责人”的身份与街道、乡镇进行沟通。
她在公益界摸爬滚打了10多年，对她来说，写一个基金会“金主”真心喜欢的项目策划案实在算不上什么难事。比如福建的一个基金会，不久前就为她策划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城市启蒙”项目埋单。
但问题是，她去哪里找那些被服务人群？街道是一个突破口。但以乐心社工目前的“资历”，连跟街道一个小部门负责人对话的可能性都很小。
团委为其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前不久，浦东新区团委把所有街镇的团委书记叫齐了，跟几十家青年家园NGO负责人聚在一起——供需对接。街镇团委书记每个人都上台发言，介绍各自街镇的情况，可能会在哪些领域需要社会工作者介入。
左桂娟与康桥镇对接上了。现在，每周六，乐心社工会到康桥社区文化中心，给四五十名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上“城市课”——告诉他们城市生活是什么样，带他们去看看上海的地标建筑，请上海家庭的志愿者带他们出去玩儿，让他们去敬老院做志愿服务。
这种“对接”，左桂娟格外珍惜，“如果自己‘盲找’，有的居委会、街道，会觉得你麻烦，不来还好，来了还增加了我的工作量；但现在提前知道街镇的需求，再去对接，效率高很多”。
另一种高效的对接，还在中小企业和NGO之间产生。浦东新区团委2014年开发了一个全新的“企业社会责任助力计划”，这项计划被列为当年的区政府实事项目。共青团组织利用自身在青年企业家中的影响力，一方面为中小企业提供做公益的机会，另一方面也给旗下NGO组织提供合作、承接的资源。
上海昊御商贸公司总经理周吉曾经就深受“无处做公益”的困扰。他售卖的产品，以护具用品和自行车、电动车为主。其中在护具用品这一块，以社区里的中老年人为目标客户。
“以前想过到社区里搞公益活动，重阳节给老人送护具，做品牌推广，但很困难。”周吉的公司算是中小企业，为节省成本，没有专门的公关或者品牌推广团队，每次想去社区宣传，他都要亲自去找居委会沟通，“基本都觉得你是骗子。”
但如今，通过浦东新区团委，他找到一群专门做公益的NGO，“他们（NGO）本来逢年过节都要搞活动，不如我赞助一下”。
接受记者采访的一个周六下午，周吉就要到洋泾社区参加一家机构主办的“银发运动健康讲座”；第二天，他要去唐镇参加另一个机构主办的健康讲座。
前不久，他还参加了川沙团委搞的公益环保活动——在活动现场摆摊回收废旧电瓶车电瓶，并提供以旧换新服务。那一天，他的车行回收了100多台旧电池，“全部是换购”。
周吉现在是公园里那栋小楼的“常客”。他不仅自己积极参加、支持NGO的活动，还带动了身边一群中小企业家参与“社会责任助力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