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打工文化”怎样落地生根

    南京几位大学生利用暑假时间，在当地娃哈哈饮料有限公司打工遭遇侵权，经过多方维权至今未果。中国青年报记者经过调查，发现在校大学生打工被侵权现象并不是个案。黑中介行骗、企业克扣工资是大学生打工遇到的常见问题。一些大学生在遭遇侵权事件后出于各种顾虑不愿维权。在大学生打工遭侵权后，一些地方的劳动监察部门也存在监管不力的嫌疑。

    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打工，并非校园新现象。从上世纪90年代左右高等教育收费制度改革开始，从前“由国家养着”的大学生的现实经济需求就强烈起来。并且，多数在校大学生已成年，有能力通过兼职获取报酬。但是，这么多年下来，社会对大学生打工并未形成正确意识。企业一面利用学生兼职促进生产，一面在用人方式上戴“有色眼镜”，百般克扣待遇，不愿签订合同；校方保障学生权益作为不大；一些家长则认为，“打工”是子女为了体验社会，没有视之为严肃的劳动关系。

    随着高等教育国际交流越来越频繁，发达国家大学生的“打工文化”频繁出现在媒体报道中。他们规范的管理机制与成熟的运作模式，为国内教育工作者所关注，也让有经济需求的大学生感到钦羡。打工不意味着“缺钱”，是为了更好地生活与学习。除了补贴学费、生活费，一些学生即使出身家境尚好，并无学费之忧，也希望通过打工换得旅行费用、购买新款数码产品等。在引入发达国家大学生“打工文化”的时候，不能遗漏这样的客观事实：大学生打工有其身份、能力与诉求的特殊性，必须提供特殊的规则保障。

    诸如“大学生打工受不受劳动法保护”的问题，正暴露了大学生打工有需求无规则的现实。除了出台相关司法解释，维护大学生合法权益，把大学生打工明确纳入劳动法框架内，司法部门和教育部门也应该联手考虑下一个问题：怎么制定更细化的规则保护打工大学生。在看到发达国家大学生打工有机融入教育体系的好处时，我们也应该避免学生打工与教育的脱节，误认为学生打工就是“为赚钱而赚钱”。更好的打工就是更好的教育，给学生上课，教育工作者主张因材施教，管理学生打工，也不能笼统地把它与社会人员务工放进同一概念里。

    国内大学生打工领域集中于服务行业、加工制造业，也有一些在教育培训行业，其中前两者的报酬处于较低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特征注定影响了大学生“打工文化”有所不同。相关报道也指出，哪怕一些连锁快餐店与学生签订了正规劳动合同，能够提供的薪酬也极低。开辟大学生打工的新领域，让学生能够“学有所长”获得更理想的报酬，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努力。尽管在校生还没有拿到一张文凭，但是他们学习期间能够创造的社会价值，是完全可以转化为可观的经济效益的。

    学生兼职与学习的矛盾，也需要相应规则的约束。拿“打工文化”盛行的美国来说，学生打工的限制虽小，但对于学生打工的时间，政府则有明确的规定，即学生在学期时打工每周不能超过20小时，在假期时打工每周不能超过40小时。反观国内，大学生课外兼职的时长、强度，并没有专门的机构来监督，往往学校方面处在一个不知情、不干涉的状态，而劳动监管部门对学生兼职也没有着力监控。这既可能导致一些学生因打工荒废学业，也成为学生人身安全的一大隐患。

    要让大学生享受健康的“打工文化”，就必须改变现今大学生打工的“散养”状态。没有规则就没有发展，那些看上去很美好的事物，就不可能真的出现在现实生活中。对打工大学生的权益，就要有专门的法规来保障，能够体现出大学生务工者的特殊性；对学生打工的行为，也应当相应的引导与约束——让打工成为大学生快乐的生活方式之一，让打工与学习并行不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