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岩石，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加缪这样说西西弗斯：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西西弗斯无声的全部快乐就在于：他的命运是属于他的。他的岩石是他自己的事情。

    成为博士，去掉博士生这称呼里最后那个“生”字，我用了四年半的时间。这四年半里，考上博士、修完课程、发表论文、寻找选题、开题、写作、预答辩、修改、外审、再修改、答辩，每个环节里，我都像是一个埋头向上推大石头的西西弗斯，做着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事。然而和西西弗斯不同的是，我的岩石，却不只是我一个人的事。

    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停掉了工作，回到武大去专心写毕业论文——对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而言，没有一段念兹在兹的打怪岁月，零碎时间里的小打小闹几乎不可能完成。而这对于已经是妈妈的我来说，确实是个艰难的决定——它意味着我要跟当时不到两岁半的孩子分开。过完年，我带着孩子回到父母家，小住一周之后，儿子留在父母身边，而我必须离开他——是的，又多了一个身不由己的留守儿童。一周的心理建设并没有成功，尤其是对我而言——回武汉的大巴上，牙齿好像都快被咬碎但仍然止不住眼泪。那也是我给孩子断奶的第一天。在学生宿舍里用吸奶器的感觉很诡异，有种自废武功的感觉。而在公用水房里用冷水洗吸奶器，那一层油脂怎么也冲不干净，这感觉更是让人唏嘘。

    3月到9月间，我回家三次，短暂的陪伴后又迅速离开，回到论文里去。直到现在我也说不清这做法到底是缓解还是加重了思念。但对于孩子来说，他真切地体会了什么是分别，什么是远方，什么是想念。直到现在，每天晚上陪儿子睡觉时，一个晚安亲亲过后，他还会紧紧搂住我的脖子，得意地说：“你跑不了啦！”

    写论文的日子，几乎每天都在图书馆直到闭馆音乐响起，不敢浪费丝毫光阴。内心深处总认为这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牺牲了和儿子在一起的时光。幸好住的是没有卫生间和空调的老式宿舍：数一数，洗衣服和上厕所都要走上九十多步，夏天的时候，床边明明开着风扇，却有种睡在工作中的空调外机旁的感觉。日常生活的艰苦和偶尔的病痛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轻内疚：我不能快乐不能偷懒——因为我的孩子在承受没有妈妈的孤单。

    7月的一天，我妈因为急性胆囊炎住院了。当天晚上我爸留在医院照顾，第二天丈夫只能带着儿子一起去单位上班，空调房里待了一上午后儿子开始发高烧。后来儿子又被送到他干妈家里请老人看着，爷爷奶奶此时正在从老家连忙赶来——真是兵荒马乱。而我因为论文进入数据统计的攻坚期，编码员马上就要放暑假所以完全没有办法离开——只能当一个没用的女儿和狠心的妈妈。哭如果有用的话，一切就简单多了。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儿子不再愿意接听我的电话。偶尔爸爸好言相劝，他会跑过来跟我说一句：“我不要车车了！”说完绝尘而去继续吃西瓜。不到三岁的孩子，居然参透妈妈不能回家，只不断给你买车寄回来讨好你的残酷真相了。

    那一阵儿我入睡的时间从夜里一两点推迟到了三四点，然后在早晨六点半准时起床，和准备期末考试的90后们一起奔进图书馆，感觉颇似早高峰里拎着菜篮子跟上班族一起挤公共汽车的大妈。不间断的熬夜带给我的是任何眼霜都无法挽救的眼袋和永远拔不完的一根根白发。

    不到三岁的儿子习惯了等待。有天在楼下的小树林里，姥姥说，你妈妈再有两周就回来了。儿子做坚定状：我就在这里等两周！而那天晚上老公刚好要加班，天黑了，小树林里只剩下姥姥和我儿子：“爸爸可能要晚点儿回来，我们先回去吧？”儿子继续执着地说：“我就在这里等‘晚点儿！’”

    煎熬总有结束的时候，这一切终于结束了。今年12月1号的上午11点30分，我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穿上黑红相间的博士服，告诉自己四年半的博士生生涯就此结束。为了纪念，好友帮我在樱顶最美的银杏树下留影，镜头前我深呼吸微笑作心旷神怡状，心里想的却是下午的飞机和第二天的工作——真是一个仪式感被时间表磨得稀碎的年代啊。

    偶尔我也怀念那段一个人奋斗的日子，怀念那种忘记自己所有身份，全身心投入到书海中的单纯。而如今学生生涯终于画上句点，那种时光再也回不去了——现在是一个普通周日的夜里11点33分，我们刚从医院儿科回来，儿子又生病了。我给儿子刷完牙洗完澡后交给他爸，然后坐在电脑前赶这篇稿子，却也竖着耳朵听着隔壁房间的动静。

    20分钟过去了，时针已经奔向零点，卧室里传出了丈夫的呼噜声，而儿子还在执着地问：“小熊给月亮的那顶帽子后来到哪儿去啦？”

    我知道，该我出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