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胜靠智，大胜靠德”是东方商学的精髓

    “中国历史中，历来都是重农抑商。因此，尽管范蠡卓越非凡，还是未能获得社会的认可。写《千古商圣》就是为了还范蠡一个公正的历史地位。”作家李硕儒、胡玉琦历时3年合作撰写的《千古商圣》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它重现了“历史的失踪者”——范蠡的后半生经历，也描绘出春秋时期文化中忠、侠、义的底色。

    范蠡，春秋时期楚国人，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经济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商圣”、“儒商”，是中国道商之鼻祖。

    范蠡出身贫贱，但博学多才。因不满当时楚国政治黑暗而投奔越国，辅佐越王勾践。他曾帮助勾践兴越国，灭吴国。功成名就之后，范蠡急流勇退，而后3次经商成巨富，却又三散家财以富民。

    范蠡与西施的爱情故事更是为人熟知。传说范蠡与西施一见钟情，然而，国难当头，范蠡选择把西施献给吴王夫差。吴国被灭后，范蠡归隐江湖，与西施浪迹天涯。

    在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以及与西施的爱情故事的光环下，范蠡在历史中被遮蔽。李硕儒、胡玉琦认为，范蠡的政治才能、财富观念都应该为更多人所知。

    此前，诸多涉及范蠡的文学影视作品，多瞄准范蠡和西施的爱情故事。而他的前半生又因为吴越春秋的干戈谋略、卧薪尝胆而起伏跌宕，已有多部文艺作品表现这些内容。为不再重复，李硕儒与胡玉琦选取了范蠡后半生落笔。

    《千古商圣》从范蠡灭吴归来写起，将笔墨放在他弃官从商、以实业救国的后半生，通过范蠡形象的塑造，尽力展现了附着在他身上的儒学、道学和东方商学的精髓。两位作者在浩繁的史料中，寻找范蠡的“踪迹”，确保“大事不拘，小事不虚”。在40余万字的小说中纳入了大量的真实史料，让重大历史事件与小说中几十个人物的命运紧密相连。  

    “他是一个宏略于胸，又悲悯天下的智者。”胡玉琦说。在她看来，范蠡的成就很难被超越。

    胡玉琦认为：“范蠡所处的时代距今2000多年，那时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甚至是价值取向和当今社会都有很大差别。但是范蠡身上的很多特质与精辟独到的思想，以及他那种大道至简的成功秘诀‘小胜靠智，大胜靠德’，至今在海内外华人中仍然散发着诱人的魅力。”

    越国在经历战争之后跌到谷底，范蠡建议勾践劝农桑，务积谷，不乱民功，不逆天时。先抓经济，继而亲民，稳定社会，从而使百姓得到安定。这即是范蠡强调“大胜靠德”的例证。

    李硕儒认为，在范蠡诸多功绩中，其财富观，应该被当下所关注。

    “财富观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命题。为什么现在我们缺乏理想？因为我们追求财富与权利，追求到之后就开始享受、奢靡，何谈理想？”李硕儒这样说。

    范蠡则不同，李硕儒补充道：“范蠡对财富有一种先知先觉的理念，即财富是宝贵的。因为没有财富的支撑，民不能富，国不能强。”

    范蠡辞去越国上将军后，到了齐国，更名改姓，耕于海畔，几年后积累大量财产。齐国人仰慕他的贤能，请他做宰相。范蠡感叹道：“居家则至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范蠡将家财分给乡邻，自己选择归隐。

    “在积累了大量财富之后，范蠡不奢靡、不挥霍，不传于后世子孙，而是用来济民富民，将财富用于公益事业。他要用自己的财富去利民、富民，这就是范蠡的理想。”李硕儒如是说。在他看来，范蠡是反奢靡、反腐败、反不正之风的代表人物。当下应该呼唤这样务实的政治家、经济学家。

    范蠡不单身体力行实践自己的财富观，还著书立说。胡玉琦介绍说：“范蠡在耳顺之年，写下了专著《致富奇术》，它填补了我国财富学术的历史空白。书中提出‘贵出贱取’的理论，此为‘价值规律’之先河。”

    此外，范蠡还提出“待乏论”。主张把握商机，候时转物。要准备别人没有的或想不到的货物，这样才能在市场上占据优势。范蠡也认识到“薄利多销”，主张不求暴利，符合中国传统思想中经商求诚信、求义的原则。

    李硕儒认为：“范蠡主张商品流通、平抑物价、先富带后富、提出经商要‘择人任时’的经济思想具有划时代的开创性意义。”

    “范蠡与民同耕同贾，以自己的智慧巧敬上，以达济民、富民之愿。这位起自青萍之末的寒士，在升至将军之位后，能毅然退出名利场，以出世之心，建立、培植并终生实践了自己的民本思想。可以说，他才是那个政治乱浊、哲思纷纭的时代绝无仅有的清醒者、超前者、无私者、脚踏实地为民谋福造福的大悲悯者。”李硕儒这样评价范蠡。

    李硕儒和胡玉琦认为史学家司马迁对范蠡的评价十分精准：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他们希望《千古商圣》一书能对今日人们关于理想、抱负、责任，特别是对财富道德、财富伦理等方面有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