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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打工17年，占有兵用9年时间只做一件事：拍摄像他一样，从农村进城的打工者。
从2005年至今，他拍摄了40多万张纪实照片，用坏了3台相机。
这位农民工摄影师对自己拍摄过的照片谙熟于心，有些只要提及日期就能回想起来。令他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幅作品，叫做《工间休息》。
图片拍于占有兵当时打工的电子厂，这里的女工平时要对着显微镜工作上十个小时，眼睛十分疲劳，不少人都趁着工间休息的当会儿闭目养神。可画面中的女主人公，却从周遭疲惫的身影中脱离出来，她直视镜头、眼睛闪亮，“透着一股想从环境中挣脱出来的意味。”
占有兵也曾想要“挣脱”。他是一个“不会耕种的农民”，武警退伍后，从湖北农村的老家挣脱出来，到了广东，又奋力自学，从最底层的保安挣脱为工厂的行政管理者。
他还记得1995年，初到东莞那天，因为当地对暂住证查得严，他不敢在街上逗留，老乡所在的工厂又禁止亲友探访，无奈之下，第一处容身之地，竟是建筑工地的工棚——草席为铺，板砖当枕，空气中弥漫着脚臭。
彼时，正值中国南方的工业区快速扩张、农村劳动力大量外输的高峰，找工作竞争激烈，往往招聘启事写着只招10人，报名应征的就有两三百，递简历时，乌压压的人群都往前涌，能在推搡间成功递上简历已实属不易。
他十分赞同纪实文学《打工女孩》里的叙述：女性打工者更容易留在这里，而男人几乎没有立锥之地。“机修、啤工、丝印工这样的工作只招熟手，普通工人只招25岁以下的女性。”
急于找到工作的占有兵还被街边的招工骗局骗走了70块钱。最后，凭着当武警练就的体能，他一口气做了102个俯卧撑，才终于在100多人中脱颖而出，找到一份保安的工作。
簇拥在招工启事前的工人，排长队等待面试的打工女孩，以及挤在地上答卷的应征者，成了他镜头下常青的主题。
他拍摄公用电话亭里跟家人通话的打工者：有人笑得合不拢嘴，有人忧愁地扶着额头，对焦的虚实之间，定格了人生百态。
占有兵自己的家庭也拴在这细细的电话线上。起初，电话的一端只有他的母亲；1999年，电话那头又多了妻子；2000年以后，听筒里的声音开始有了婴儿的啼哭。
2007年，占有兵曾趁年假回了趟老家，表弟留守在家的儿子开心地拉着他到处串门，在邻居家金黄的玉米棒旁边，他为这个穿着红色上衣、笑得有些腼腆的小男孩拍了张照片。
当他把照片传给表弟的时候，没想到，网络那头，已经三十好几的大男人竟然哭了起来。看到儿子小小的身影孤零零地站在那儿，表弟对占有兵说：我一直不知道，孩子在家里的样子那么可怜。
身边的亲友都没想到，占有兵的照片会这样有力量。起初，大家都不相信，“半路出家”的他能在摄影上搞出什么名堂。
2002年，他买了第一台专业相机——二手的尼康F601胶片机，花了1400元，相当于他当时一个月的工资。这对于一向早餐只吃8毛钱，“钱只花在生活必需品上”的占有兵来说，可谓是血本儿。朋友们都觉得他“疯了”，只有他的爱人表示了“支持”：他喜欢就让他玩去好了。
用这台相机，占有兵为工厂拍了许多活动的照片。让他真正把摄影当做事业来做的，是生活的不安定感。
2003年的“非典”，2008年的金融危机，每一次的重大事件，占有兵都逃不开失业的命运。“工厂倒闭、公司裁员，不是我炒老板，就是老板炒我。”说起那段动荡的生活，他语气中带着些许自嘲。
他渴望在“漂泊的生活和失业的恐惧中抓住些什么”，于是决定用镜头记录当下。
从2005年起，他每天都挎着相机，跑到车间拍摄流水线上的打工者。他常常随身携带印有自己作品的报纸，以证明自己的拍摄目的。后来，他还随身携带录音笔，记录下与工人们的对话。“一个小时的对话，回去整理要4个小时”这个靠自学学会五笔打字的摄影师说。
生产线上，占有兵的镜头常常被打工者的手所吸引。他曾看到过一双满是龟裂的手，指头上贴满了胶布，那双手看上去有50岁，却属于一名30岁出头的女工，他感到十分震撼。
这双手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姐夫，姐夫早他几年出来打工，在一家玩具厂做喷漆，每天下了班用“天那水”清洗沾满油漆的双手，使得皮肤龟裂异常。“比种地的时候还要粗糙。”
以手为主题，占有兵跑到不同工厂，拍摄了1000多张照片，这些千姿百态的手，有的常年裹在胶皮手套里，有的则翻飞在包装纸之间。
打工的这几年，在熟人的帮忙下，他到其他工厂拍照的事情没怎么受到阻力。手里抓着单反，挎包里装三只小镜头，占有兵总是在车间里一待就是一天，日子久了，工人们对他的镜头已然视而不见，看到他还笑着打招呼：哦，又来啦！中午吃饭的时候，还有人拉他一块儿去食堂。
周末休息的时候，挎着相机的占有兵总蹬一辆女式自行车在工业园区四处转悠，五棱镜的反射下，手挽手买菜的打工夫妇，染着黄头发的90后打工者，端着饭盒围在电视前的男工，还有捧着英语书用力朗读的打工女孩，冒雨赶去工厂打卡的女工……都被真实地记录下来。
在北京出差的两天，他在晚高峰的时候挤进了地铁，把镜头对准刚下班的上班族。看他亮出镜头，一些人皱着眉头躲闪开来。
“在大城市遇到的阻力会多些。偶尔还有人吼我‘去死’。”他轻松地说着不愉快地经历，一次，他在广州一家快要关闭的工厂里拍照，被拍摄的男子发现后，生气地揪住他的衣服，差一点儿要揍他。
“做纪实摄影的，必须得有在众人面前举起相机的勇气，这都不算什么。”他耸耸肩，不以为然地说。
这个摄影师始终坚持用50mm的定焦镜头近距离拍摄，他的作品也因此被摄影界人士评价为“没有距离的‘占式’摄影”，虽然存在“水平线有问题”、“焦距不合理”的缺点，却“粗糙而生动”。
“或许因为我是局内人”，占有兵说，“外面的人不能理解这里的生活，会隔着自己的生活方式看待流水线工人的生活。”
占有兵举了一个例子，他曾拍摄过一组反映农民工爱情的照片，一张马路边一对情侣紧紧搂抱略显激情的照片，遭到了网络上的诸多攻击，有人嘲笑底层的人“没素质”、“不分场合”、“不堪入目”，可在他看来，这正反映出打工者缺少隐私空间的现状，“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打工者统一居住的房子就是集体宿舍。”
摄影让他近距离观察农民工群体，却又让他远离了这种身份。从2006年开始，大大小小的摄影奖项接踵而至。如今，全国有50多家媒体向他约图，当地的政府部门也向他敞开大门，雇佣他为一份内刊做摄影和策划。
2014年11月，41岁的占有兵出版了自己第一部图文集《我是农民工——东莞打工生活实录》，这本10万字的打工者实录，被评价为“残酷而鲜活，挣扎却顽强”、“反映了农民工最真实的生存状态。”
新书问世一个多月，他已经接连被7家中外媒体采访，“为什么都要采访我？我就是个打工的。”占有兵说话时双手在键盘上敲个不停，他正在迅速地整理当日的照片，搁在手边儿的尼康D70S相机，因为经常被主人挂在脖子上，接触身体的一侧已经磨得发白。
昔日的工友小聚，有人会小小地揶揄道：你现在可跟我们不一样喽！
“有啥不一样，都是打工的！”占有兵还是那句同样的回答。他依旧每天蹬着女式自行车，穿着200元不到的冲锋衣，运动鞋，挎着相机到工厂里拍照。哥们儿聚会，吃的还是路边大排档，喝8块钱2两半装的“百年糊涂”酒。
占有兵心里时常后悔：这些年没有对固定的人进行跟踪拍摄，记录下“打工者从皮肤弹性、眼神明亮，到眼角出现皱纹，慢慢被机械的生活磨平棱角的变化”。
他已经筹划起接下来的工作，继续从‘打工家庭’、‘工业区’和‘打工印迹’三个角度记录农民工在城市谋生的故事。
为了搜集“工厂的印迹”， 他每周末都会走进倒闭的工厂里“捡破烂”，那些被人丢弃的厂证、工衣、印章，他整整搜罗了四箱子。
“现在的一些事情，我们每天都能看到，你觉得不重要，等我们过了很长时间后，这些东西不在了，记录下的影像就有了史料价值。”
正因如此，占有兵决定把多年来记录的自家人的生活场景放进“打工家庭”系列。三年前，他的儿子已经随迁落户到东莞，像其他本地孩子一样，在公立学校读书。
在这个家庭里，占有兵是最后的农民工。
本报记者 张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