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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刚过完43岁生日的刘黎平一直有颗求功名的心。2001年，这个30岁的县城青年硕士毕业后，决心独自在大城市杀出一条血路。他说：“我们这一类人在下面受过一些挫折，考研不是出来求学，而是出来改变命运的。”
然而，在父亲被确诊为结肠癌晚期后，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男人，在苦难面前，慢慢麻木到逆来顺受了。
年过四十，他却感到，对不平凡的期许和对平凡的默许，在自己身上开始和平共处了。
刘黎平刚刚过完43岁生日。走在广州大街或地铁上，几乎不会有人留意到这个头发稍显稀疏、戴眼镜的中年男人。
坐在美术培训班门外沙发上等儿子下课时，他也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父亲。
直到他提高声调，决绝地扔出一句“我发誓以后再不会让人用枪指着我的头”，坐在环形沙发另一头等孩子的女子，才狠狠打量了他一番，转身下了楼。
她不知道，这位个头不高的男人只是在回忆过去，重复周润发主演的电影《英雄本色》中的台词。
20年前，湖南当地师范专科学校毕业生刘黎平在县城录像馆看到的这部电影，深深影响了他很多年。
“应当说《英雄本色》和‘小马哥’影响了我们整个70后这代人。”如果不是刘黎平这样强调，并能随口说出电影中的经典台词，外人很难看出曾经的影响。
知识改变了命运，命运却被生活扭转了航向
2001年，正是一遍遍重复了小马哥的那句台词后，从暨南大学硕士毕业的刘黎平决定留在大城市广州。在广州求学3年，他感觉人在大城市里“情况是自己可控的，找点事干不难，不用求人，不用看人脸色”。
这个当时30岁的年轻人相信，自己能像电影里的小马哥一样，孤身一人在大城市里杀出一条生路。
下课后从绘画室里走出来的8岁儿子，证明了刘黎平13年前并非盲目自信。
跟其他靠自身努力在大城市落脚的70后一样，刘黎平在广州一家知名报社找到稳定的工作，然后恋爱结婚，赶在房价疯涨前借贷、买房、安家。
“觉得自己真正独立了。”从他的神情里，依稀可以捕捉到10多年前那种如释重负。
1991年，刘黎平复读一年后，考上师专，激昂高亢的《亚洲雄风》响彻大江南北，他们和国人一样雄心万丈，校长则在开学时告诉年轻人，“我们是为国家培养农村和小城镇教师”。
1994年，也就是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意见出台的前一年，他们搭上毕业分配工作的最后几趟车，被分配到城郊的农村中学教书，“没有选择”。
当他们揣着“怀才不遇”的心情来到农村，县城的卡带录音机则此起彼伏地播放着李春波幽怨的声音，“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而听了《狼》和《光辉岁月》后，刘黎平觉得，齐秦和Beyond乐队才是有品位和内涵的“技术贴”。齐秦那种开始走向哲学味道的音乐，让“70后们”确立了孤身奋斗的审美取向；而“不可复制的”beyond乐队，更是以一曲《海阔天空》，唤醒了他们内心深处的“不羁放纵爱自由”，“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
连续三年参加研究生考试后，刘黎平在1998年拿到录取通知书；再次毕业时，国家已在2000年基本完成大学生就业制度改革，自主择业成为关键词，他选择留在广州。
一度破灭的理想，在而立之年又峰回路转，感觉离得又近了。
“我们这一类人在下面受过一些挫折，考研不是出来求学，而是出来改变命运的。”在广州东站广场的星巴克里，刘黎平喝了口咖啡，瞪大眼睛这样解释。20年前，他夜晚躺在湖南县城城郊的农村中学宿舍里，与猫头鹰和野猪的叫声为伴。
“现实告诉我，在那里就甭想谈什么理想，甭想成为徐志摩什么的，因为你成不了。”他以斩钉截铁的口吻对当年下着断语。
再加上调回城里工作的同事兼女友，因找了城里的公务员做男友，而跟刘黎平分手，既让年轻人“面子上不可接受”，也促成了他对功名的追求。
“七尺男儿，你立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功名的话，很难。”事过多年后，他这样分析。
矢志成为徐志摩和余光中那种人的湖南青年，从情场和考场败退回学校，被拉他搓麻将的年长同事教训：“后生家，大家都迷信‘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拼命读书去改命，可是，思想家讲这句话有伏笔的，么子伏笔呢？就是没有讲清楚，是把命运改好还是改差。我们看呢，书读得越多越没得用。”
后生刘黎平没有随波逐流，只是回到县城的家里，看着电视里亚特兰大奥运会上王义夫晕倒赛场痛失冠军，王军霞身披红旗笑傲赛道，看中国代表团“一块一块地拿金牌”，然后自己“一个一个地抠单词”。
2004年，刘黎平在广州买房，去单位将自己的集体户口迁移到住房落户。他揣着户口本，走在广州人民中路，看着车水马龙，突然意识到：“我他妈是广州人了！”那一刻，他觉得，“读书还是能改变一个人命运的”。
宿舍另外三位室友，分别来自安徽和江西，考研前都是当地师专毕业的中学老师。他们也是来“改命运”的，宿舍老大入学时已32岁。
2008年9月，刘黎平在天涯论坛上发帖，把从教和考研的遭遇，写成自传体小说，点击量过百万。湖北一名仍在乡下教书的88届师专生回复：“深有同感，几欲堕泪——为我、为我同侪。”与刘黎平同龄的一名师专生则感叹，“自己和文中主人公的人生竟如此的相似，原来我们都是一个时代模子刻出来的一批”。
刘黎平的妻子毛女士也是从湖南农村考上大学，“读书读出来的”，如今是广州白云区一所中学的初中语文老师。
为了让儿子学到更多的知识和本领，这位70后母亲除了给儿子报了美术班，还报过游泳、武术、音乐、舞蹈等兴趣班。刘黎平对妻子的观点虽持保留看法，但还是接送孩子，在行动上给予支持。
看到儿子下课出来，刘黎平连忙迎上去，揽着肩膀俯身询问，“今天感觉怎么样？”“挺好的！”得到答案后，刘黎平牵起儿子的手下楼回家。
父子俩抬头望去，百米开外矗立着80层高的中信大厦——刘黎平人生中看到的第一座让他开了眼界的建筑。
1998年3月，为准备研究生复试，刘黎平第一次到了广州，一眼便看到这座当时中国最高的大楼“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满眼的榕树等茂密的绿色植物也令27岁的刘黎平“很兴奋”，他感觉这座城市到处充满生机，“感觉自己的前途就像闪闪发光的中信大厦，一片灿烂”。
带着被录取的消息荣归故里后，县里有官员请刘黎平和父亲吃饭。校长则在祝贺之余，表达了一下歉意，“本来你是个求功名的，我们却拿你当个牛马使”。
开学离家那天，61岁的老刘突然在家门口伤感地跟老伴叹息：“孩子就这么出去了，以后我们老了怎么办？”
这声叹息，彼时并没有被金榜题名的刘黎平放进心里。感情上的失败，让他对故乡“恨之入骨”，只想尽快离开。但16年后的今天，父亲的叹息却在他脑海里回响得格外清晰。
2014年11月中旬，他写的“人到中年，才知道独生子女有多苦”的文章，被网友在微信朋友圈和网络论坛里大量转发转载。有人告诉他，“都转到老家的村长那里了”。
在父亲2005年被确诊为结肠癌晚期，“活多久算多久”后，这个在1998年负气离开老家的独生子，就不得不一次次与老家打照面了。
为了不影响工作，税后月收入8000多元的刘黎平当时希望老人在广州做手术，并通过报社的关系联系到一家医院。
但老人的公费医疗在湖南，考虑到儿子要还房贷，他坚决不同意。刘黎平夫妇只好赶回湖南。
此后4年，跟不少从农村或小城市到大城市奋斗的青年一样，为了照护老人，刘黎平不得不在老家县城的医院、长沙的肿瘤医院、湘雅医院和广州之间，不停往返。
在肿瘤医院附近又冷又没人情味儿的民居里，妻子因为生煤火，跟住在旁边的其他病人家属争吵，哭泣。
独生子的依赖性也在这时凸显出来，刘黎平手足无措，希望妻子不要走。妻子见丈夫连生煤火都不会，便给校领导打电话请假，但“公公不是直系亲属，你必须得回来上班”。
刘黎平请的长假也将到期，必须准时回去上班，才不愧对领导的体谅。
他第一次意识到，“要是有个兄弟姐妹就好了”。晚上从医院离开时，34岁的刘黎平一路哭到长沙火车站。
“一个是同情我爸，除了我妈，没人照顾他；另一个是觉得人生怎么这么无奈。当初我如果留在湖南，就可以随时照顾父亲，但那样就太窝囊了。我出来后，虽然不是一条龙，但至少有点尊严，不用求人家我能活下去，可又照顾不了爸妈。”近10年后，他哽咽着说。
他常常想起母亲给父亲按摩时，两位老人投在老家窗户上的剪影。偶尔也会想，“要是我就在老家工作该多好。”
在广州迎接他的，是妻子怀孕的消息。
如今，这个小生命已经成长为8岁的男孩，陪爸爸刘黎平走在回家的路上。
小男孩指着人行道旁榕树下的植物，“左边是福建茶，右边是变叶木”，骄傲地向爸爸介绍从书本或老师那里学来的知识。
小生命的来临，当时让身心俱疲的刘黎平一阵狂喜。随后，他便陷入深深的忧愁，他知道“上有老、下有小”对男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2007年，父亲结肠癌复发，刘黎平在长沙照顾，儿子则在广州发烧。他既要找关系让睡在医院走廊的父亲住院做肾切除手术，还得打电话回广州找关系给孩子安排床位。
然后，他在长沙与广州之间朝发夕至地来回奔波。像一艘已经驶入宽广水面的航船，他本以为可以乘风破浪前行，却不得不调转航向，一次次驶回那个自己曾经无时无刻不想逃离的小港。
人在苦难面前，慢慢慢慢地就麻木到逆来顺受了
刘黎平已记不清父亲去世前自己买过多少张回湖南的火车票。
他只记得，五六个小时的手术结束后，护士把一个搪瓷口杯放到他面前，淡淡地说，“这是你爸爸的肾。”看到父亲身体的一部分就放在眼前，刘黎平心如刀绞。第二天医生告知“病人还能活一两年”时，刘黎平反倒不那么难过了。
“人在苦难面前，慢慢慢慢地就麻木到逆来顺受了。”他形容。
中学教师刘黎平喜欢小马哥，是觉得小马哥戴着墨镜拿着双枪，可以把看不顺眼的世界打得粉碎，可以随意发泄自己的愤怒，可以让自己不喜欢的人在面前颤抖。看着小马哥双枪齐发的样子，他这种工作中很压抑的中小职员，觉得很解气，自己人生所有的痛苦都没了。
但13年后在医院里，已为人父的刘黎平只能忍气吞声。他曾因在走廊里睡觉时打呼噜的声音太大，被护士叫醒后斥责：“你能不能自觉一点！？”他也曾因医生到父亲病房检查时，插了一句话，而被骂得狗血喷头。
“我一点都不敢回他。为了父亲治病，我当时很生气，但只好忍着。”刘黎平说。
不仅如此，他还不得不跟发小学习如何在医院跟人套近乎。兜里揣着红包，他在医生门外转来转去，怎么也不好意思送出手，“因为医生身边总有人”。
母亲告诉他，十几年前，父亲为了求人把儿子调进城里，推着自行车在街道上徘徊，不停摇头叹气，不好意思把礼物送进领导的家门，“你们父子都是好面子的人”。
但在老伴生病这几年，她也觉察到，当年那个愤世嫉俗动辄金刚怒目的儿子，不知不觉开始学会对眼前的人和事低眉顺目。
似乎只有在回忆往事时，才能感受到刘黎平的快意——得知自己被分配到农村，23岁的刘黎平曾大闹县教委领导办公室；得知女友“背叛”，他抄起菜刀要去问个究竟，结果被同事死死抱住。
20年后，那个热血而愤懑的青年形象，已经很模糊了。年轻人对现实的妥协，其实从1998年已经开始。
1998年7月12日，法国世界杯决赛，刘黎平支持的巴西队败给了东道主。他当天在闷闷不乐中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正欲欣喜若狂，乍然发现里面标着“自筹”两个字。
一番颇费周折的询问和斟酌后，原本报考公费研究生的刘黎平，决定接受每年自付学费7500元这一现实。
真正到广州上学后，他发现经济压力没那么沉重，除了每月学校发的350元生活补助，他打工、兼职还能挣到两千元左右。1998年长江洪灾后，作为来自灾区的学生，刘黎平还额外获得了几千元补助。
随着跟现实的互动和妥协，他最初对大城市的恐惧和失控感，也渐渐消除，并对一些事情不再抵触。
10年之后的夏天，当世人都在关注北京奥运会时，刘黎平惦记的则是父亲的病情。本来不信佛的刘黎平，去市场里买了些鱼，在县城的河里放生。
“鱼啊，我放你一条命，给父亲换一些健康，你给父亲多一点时间活下去。”他默默念道。
然后，他建议父亲抄《金刚经》。“其实我也知道，生死并大，你信什么都没用的，释迦牟尼不也是病死的吗？这样虽然不能延长寿命，但至少可以转移一下注意力，减少一下痛苦。”
在广州，一想到父亲的病痛，刘黎平就无法开心。这种苦闷，让刘黎平2008年9月开始在天涯论坛发帖讲述自己的经历。与网友的互动，成为他跟外面的世界交流和排解焦虑、无助、凄凉情绪的方式。
每次打电话回家，一听说父亲又痛了一个晚上，他便“心如刀割”，就默默地为父亲祈祷。
“其实这跟我的信仰是相违背的，但亲情让我想到念念佛经会不会有什么用。病是没法好了，只要老人不痛就好。”他无奈地摇着头说。
抄了差不多20遍《金刚经》的父亲最终在2009年7月9日撒手而去。而且祸不单行，妻子的母亲也被查出宫颈癌，进入生命晚期。
刘黎平始终无法释怀的是，父亲离世时自己不在身边。得知父亲的死讯，这个38岁的男人在办公室嚎啕大哭。
这是他最绝望的时刻。上一次如此绝望，是在他第二次考研失败后。刘黎平原本深信“我这条大鱼不是县城这个池子里的”，当时“极其心灰意冷”，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智商有问题，怀疑师专生考研实在是不可能”。
那时，邓小平刚在元宵节去世。父亲看着电视感叹：“人总是要有一股子精神，邓小平就是有了这股子精神，三起三落都没得所谓。”然后，转过头对儿子说：“崽啊，反正要有股子精神。”
使命感带来的艰辛和生活并行
如今，父亲的遗像被刘黎平摆放在客厅的冰箱上面。
刘黎平的一大遗憾是，父亲活着时，自己“没有足以骄傲的成绩给临死的父亲看”。
这一遗憾，在刘黎平39岁时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经报社领导同意，他全力策划编辑的“国学”专版，2010年6月见报。刘黎平开始觉得自己得到了“恰当的尊重”。
自己的文章每次见报时，刘黎平总遗憾父亲没能看到。20年前，他决定考研时，本想考法律专业，遭到父亲反对。由于当地出了曾国藩、宋希濂等读书人，父亲对读书人有一种顽固的崇拜，认为古典文学专业更“显才学”，更看重清清白白的读书人。
“父亲对我有一种期许，儿子不一定发大财，也不一定当大官，如果是个很大的读书人，像钱钟书那样，誉满天下，出去他就很骄傲很开心。”父亲生前还曾主动跟刘黎平探讨，翁帆嫁给杨振宁，“肯定看上的就是杨振宁的才气”。
这种期许，也让刘黎平坦承自己“虚荣心比较强，希望能有所建树，要人知道”。
怀着一颗求功名的心，刘黎平很恐慌自己在社会上得不到承认。作为“国学”爱好者，他非常羡慕那些有更大平台的“同行”，诸如钱文忠、袁腾飞。
由于曾亲眼看到母亲那一代职工下岗，刘黎平始终有一种危机感，相信“人要靠自己”。40岁后，他则越来越紧迫地感受到，“人在这个世界上白白活一辈子是没意思的，总得在某个领域做点成绩，得对得起自己的老乡曾国藩”。这种痛苦目前正煎熬着他。
2012年，刘黎平在广州买下了第二套房。但他认为，像自己这批40岁上下的70后，所谓的艰辛，不仅是生活的艰辛，而且还有使命感带来的艰辛和生活并行，“可能比买两套房、生几个小孩的人生志向，想法要更多那么一点点”。
好在他的国学版在广东已产生一定的影响，他经常会碰到一些粉丝，甚至会与一些粉丝互动，这让他很开心。“我的工作在别人看来微不足道，但在我自己看来是很了不起的。”他说。
出了两本书后，偶尔也有企业和大学请他去讲讲国学。这让他觉得自己确实比40岁以前开阔一些，“可以拿一点微不足道的成就来骗自己”了。
8岁的儿子则很关心中国第一大富豪是谁，刘黎平告诉他是地产商李嘉诚。“爸爸为什么不做地产商？”儿子开口便问。
儿子开始意识到爸爸为什么没有大钱，年收入税前不到30万元的刘黎平，也多少有了一点失落感。
眼睁睁看着认识的同龄人有公车，有专职司机，在外面吃饭可以签字报销，刘黎平也会自嘲：“年过四十的人了连副科都不是”。
“权力对男人或许是一种刚需。”他解释说。
最近，他用文言写的《令狐大人传》和此前所写的文言文《郭美美传》，都在微信朋友圈被大量转发，阅读量均达数十万。这令他既高兴又无奈，高兴的是自媒体终于给了他一个立言的平台；无奈的是这不能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
“前程总在不及处，理想无非耗心神。公号虽转万千度，赚钱未见一根针……故人见我惊白发，生命富贵不如人。”刘黎平在43岁生日当天写道。
对不平凡的期许，对平凡的默许
与故人见到白发不同，口无遮拦的女理发师最近告诉刘黎平，“你脑顶的头发比周围的稀疏。”他马上忧心忡忡地问，“是不是中间已经凸显出来了？”
2011年，老家的亲人专程赶到广州，给刘黎平过了40岁生日。这一天之后，他更加意识到：“我们这个家里绝对不能出事了。我输不起了。”
身体一旦有症状，他会马上去检查。他做过两次肠镜、两次胃镜，都没发现什么问题，对疾病的担心，总是会时不时涌上他心头。
走在雨中的街道上，刘黎平尽可能地把伞倾向儿子那边。
在妻子的记忆里，这样的场景在2009年以前很少有。公公的去世促使丈夫完成了从“儿子”向“父亲”的角色转变。
儿子正准备过林和中路的斑马线时，红灯亮起，刘黎平一把将儿子拉回到自己身后的位置。
这几年，他养成了一个习惯，等绿灯时要和机动车道隔一米以上，过斑马线时从来不敢接手机，不管铃声怎么响。
“万一车把你撞飞了怎么办？家里没有任何一个人损失得起了。”当年那个崇拜小马哥的年轻人，在40岁前后，忽然变得“胆子特别小”，只要觉得危险的场合，从来不敢去；也不敢跟外面的保安吵架，很怕他们一刀把自己捅了。
2014年5月，单位领导的猝死，更是让他意识到，“生命比想象的要脆弱得多”。
40岁前后，他先后经历了外婆、父亲、岳母、姨妈、姑父和同学、同事的离世。一次次看到别人的死亡，他也会想到自己的生命，“未来的日子比过去的日子要少了”，对一些谈论生死的文章开始有感触了。
今年，刘黎平参加了大学毕业20年聚会。班里最大的同学已44岁，最小的同学刚好年满40岁。“大家就像大致重合的两个圆圈，后来慢慢错开，交集越来越少。”坐在一起，唯一的共同语言是回忆当年。
在KTV里，这茬70后偶尔也会唱一曲《海阔天空》，在“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的歌词中，追寻当年的悲凉与倔强。走到大街上，他们满耳朵听到的是《小苹果》的欢快与王菲的《匆匆那年》。这个在他们的青春里还叫王靖雯、唱着《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的“女神”，眼下已45岁。
一同老去的还有70后的其他“女神”们——周慧敏、翁虹、周海媚、王祖贤。
刘黎平当年觉得太幼稚的小虎队，在2010年重上春晚时，不禁让同龄人刘黎平感慨万千，“想不到他们也已经这么老了”。
电视屏幕之外，刘黎平的老同学老同事们也明显老了。
如今，他们仍在县城教着书，偶尔给人补课挣点外快，安静平淡地过着幸福的小日子。
刘黎平之后，县城再没第二个考研的师专生。
他的偶像周润发，也一改当年小马哥的戏路，塑造过孔子等截然不同的银幕角色，在2015年将走进人生的第60个年头。
作为粉丝的刘黎平，人到中年后，在“敬重发哥”的同时，更多提到的电影是《肖申克的救赎》，他喜欢的是影片中男主角的“隐忍与坚持”。
“我们就像肖申克救赎里的那个银行家，不停地在挖一个隧道，实现人生的突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突围出去，这辈子也许就突围不出去。”所以，陪下课的儿子走过中信广场写字楼下的中信银行、中国银行和南洋商业银行的招牌，走过威斯汀酒店和天誉花园等高楼构成的繁华商圈时，43岁的刘黎平总能感到自己的渺小，“便期许自己能不平凡”；一旦踏着小区里冷风细雨中凋落的紫荆花瓣，推开家门，看到老人下厨做的地道湖南家乡菜，这个中年男人又“开始默许自己的平凡”。
这20年唯一不变的，是刘黎平至今还喜欢听Beyond的音乐，“他们对人生的体悟感觉现在还不过时”。他最喜欢《光辉岁月》，并随口哼出了熟悉的曲调，在那首很多70后挚爱的老歌里，歌词一遍遍唱道，“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著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