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企新在哪儿

    1988年秋天，美国商界传奇人物李·艾柯卡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做演讲时说：“中国一只脚迈进了明天，一只脚还留在昨天。”他指的是行驶在北京长安街上的汽车，既有进口小轿车，也有一些老旧的国产车。

    一个年轻的中国听众和艾柯卡要了一张签名照，并且记下了这句话。他感兴趣的不是汽车，而是改革中的中国企业。彼时的国企还在放权让利中求新生，远不能和国际知名公司相提并论。

    20多年后，这个名叫宋志平的年轻人相继成为两家大型央企的领导者，并且将其带入世界500强之列。《财富》杂志中文版曾将他评为“年度中国商人”。此时的国企已经浴火重生，在世界经济体中拥有一席之地。

    现在，他领导下的国企，正迎来一场新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考验。恰如行进中的中国一样，从2013年起，国企掀起了一场新的改革浪潮，力图将国有企业推向更加市场化的道路。这意味着，未来的国企将向着“做强做优的世界一流企业”阵营迈进。

    30多年市场化锤炼 中国国企破茧重生

    2013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部大型纪录片——《国企备忘录》。宋志平专门留下了一张光盘作为纪念。后来，他每次看这个片子，看到重钢集团赵厂长讲述国企脱困的艰难往事时，都会情不自禁眼角湿润。里面讲到，重钢有位老职工因为交不起医药费，竟然带着汽油找赵厂长同归于尽，最后老职工死了，赵厂长也留下了一身的疤痕。

    “我相信，所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尤其是我们这些国企负责人，对赵厂长的心情和遭遇都感同身受。赵厂长身上的疤痕，不只是他一个人的疤痕，更是所有国企的疤痕，甚至是国家和民族的疤痕。它时刻提醒我们每个人，不能忘记国企曾经的艰难，全社会要共同思考国企走过的路，以及国企领导人当下应承担的责任。”宋志平说。

    1979年，宋志平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新型建筑材料总厂，从车间技术员做起，一步一个脚印，一直做到中国建材集团和国药集团双料董事长。他是中国国企改革的亲历者和亲为者。

    在宋志平看来，过去30多年，中国的国企改革走过了3个阶段：1978年~1993年，围绕放权让利、转换经营机制进行改革，目的是搞活国企；1994年~2002年，推进股份制改造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目的是让传统国企公司化；2003年国资委成立至今，围绕完善国资监管体系的核心深化改革，目的是做大做强国企，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经过30多年的市场化锤炼，一批优秀的国企脱颖而出，在支撑国民经济发展、引领行业技术创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不过，中国要走的路仍然很长，国企改革的任务仍然很重。

    宋志平举了个细微的现象：即使在今天，很多人对“商人”的理解还停留于过去“买卖人”的概念，没有真正意识到商业、企业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的重要作用。甚至有的企业家也会囿于“官本位”思想，对企业的使命和责任缺乏足够认识。这些都不利于中国企业的长远发展。

    “2014年年初，我被《财富》杂志中文版评为‘2013年度中国商人’，不少同事却对把我叫做‘商人’有点儿耿耿于怀呢。”宋志平说。

    宋志平认为，相比之前，当下这一轮国企改革是更深层面、更加系统、更加全面的改革——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源头出发，从发展国有经济的根子出发，解决好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国有资产的监管方式和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完全市场化身份这三大核心任务，把改革的逻辑和问题彻底理顺。

    “从我的切身体会来说，中国建材集团作为一家充分竞争领域里的企业，市场化机制是我们成长与发展的关键。如果企业的市场化机制不建立、不明确、不牢固，改革之路就无法走下去。所以，今天我们要加快国企发展，就必须走更加市场化的道路，引入更加市场化的机制。”他加重语气说。

    新常态下 中国国企爬坡过坎再出发

    2014年12月，中央企业、地方国资委负责人云集北京，参加国务院国资委一年一度的“中央企业、地方国资委负责人会议”。会上，“新常态”成为最热门的词儿。

    国资委主任、党委书记张毅说，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国有企业也进入爬坡过坎的阶段，发展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比如：大部分央企都面临产能过剩、产销衔接不畅的巨大压力，有的企业大幅度减利甚至亏损，个别企业陷入经营危机。

    不过，张毅也表示，不少国有企业已经处在同世界先进企业相近的起跑线上，有的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完全有条件搭上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快车。他要求国企负责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用新常态来审视和谋划未来的工作。

    他还强调，对于国有企业来讲，适应新常态，关键是加快推进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做好加减乘除。

    加法是要立足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行业和重要领域，加快发展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做大做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减法则是要支持企业兼并重组、优胜劣汰，加大亏损企业治理力度，积极盘活存量，稳妥化解产能过剩风险；乘法是要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推进科技、管理、市场、商业模式创新；除法是要打造高回报率、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盈利业务和特色优势项目，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回报率。

    参会的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李锦颇感振奋。他认为，“这是从新的历史时期出发，更加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一次重要会议，将对我国国资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在李锦看来，适应新常态，除了力推国企改革，理顺政企关系外，强调“转方式调结构”也是正当其时。

    央企适应新常态，必然“瘦身强体”，做好加减乘除，对低效无效、长期亏损、不属于国家产业政策支持的不良资产，实行“关停并转”，有些要脱胎换骨。“看来，很多央企负责人面对‘动其筋骨的大刀阔斧’要睡不着觉了。”他说。

    事实上，以移动互联为代表的新经济以及建筑其上的工业4.0对国企的冲击是巨大的。一些专家指出，随着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那些国有大型能源、资源企业的日子会很难过，不仅如此，科技的飞跃会使处于制造业低端的国企遭受打击，例如3D打印可能让大部分的成本优势丧失。

    对此，张毅要求国企，尤其是央企，顺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加速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

    全球视野下 中国国企寻找世界新坐标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教授的电脑文档里，有着一个个数据、一张张图表曲线，刻画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对比走势。与外国经济学家交流时，“他们都追着我要这些数据。”胡鞍钢笑着说。

    他认为，新国企定位应该是比照于老国企而言。“如何看待新国企，它不是突然就新了，要回溯国企的发展历程，是一个从旧到新的转型过程”。

    不容忽视的是，当前还有一部分国有企业存在着老国企留下的历史痕迹和负担。截至2013年年底，各级国资委系统企业办社会职能机构16593个，从业人员178万，2013年企业办社会机构负担支出1384亿元。其中中央企业办社会机构7337个，从业人员70万，支出932亿元。国资委对此正加大改革力度，为国有企业减轻历史包袱，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提供公正的平台。

    在胡鞍钢看来，现在的国有企业已经不是老国企了，他们所做的研究在2006年提出，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不是1978年也不是1998年的国企了。他给出新国企的几个坐标定位：上市的、混合所有制的，和市场经济紧紧融合，并且已经和世界经济深度融合，越来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轨。

    胡鞍钢特别从全球视野下国企改革和发展，剖析了新国企所具有的深刻内涵。他以中国国有企业崛起与世界500强大变局为课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从一组组数据、一个个图表中可以看出，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中国企业在国际舞台上也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以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为代表的中国企业集体崛起。

    1975年到1980年中国国企在世界500强中是零记录，而到2013年这一数字达到83家。美国则从1975年的241家到2013年的128家。从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和利润上看，中国企业规模迅速壮大，与美欧日之间的相对差距不断缩小。

    在新一轮国企改革背景下，胡鞍钢理性提醒，站在新形势下的国有企业改革不能为了改革而改革，为了混合而混合，应当放在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竞争背景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大趋势下，特别是国有企业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资源”、积极开拓“两个市场”、学会利用“两个规则”，从中国企业到跨国企业，再到全球企业。

    他说，判断国企改革是否成功，需要用“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来判断：有利于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核心创新力、国际影响力。

    胡鞍钢提出，下一步国有企业的发展路径选择包括填补世界500强企业中的空白行业，扩大世界一流企业的行业覆盖领域；继续做强做优优势企业，成为行业领头羊；加大对弱势行业的关注，加快促进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转变。

    “到2020年，国有企业应实现‘双倍增’目标，即进入世界500强的国有企业数量翻一番，覆盖行业数量翻一番。”他底气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