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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海沧区的改革创新是要建造一个理想国。”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执行院长邓大才教授说，我国从低收入社会跨入中等收入阶段，海沧探索出的一条政府、群众、社会各方合力共建、协力共管的“互动共治”模式，有力地“弥合了中等收入社会裂痕”。
2014年岁末，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盘点2014年基层治理改革，提出我国当前社会治理的四大版本——管理有序、组织健全、服务完善、互动共治。
在邓大才看来，从传统的社会管理到互动共治的社会治理，看似简单的变化，背后却是政府思路的深度转换。
昔日“宁要岛内一张床，不要岛外一栋房”的厦门岛外新城海沧，2013年度综治考评跃居全市第一，获评全市唯一升级平安先进区；政府绩效考评跃居全市第一，文明城区考评全省第二。
“逼出来的自我革命”
在海沧，一度引发全国瞩目的PX事件是一个屡屡被提起的话题。
几年前，厦门市引进一项总投资额108亿元的对二甲苯化工项目（简称“PX”），选址于海沧台商投资区，该项目号称厦门“有史以来最大工业项目”，投产后每年的工业产值可达800亿元。
然而，担心化工厂建成后危及民众健康，项目遭到百名政协委员联名反对，市民以政府门前散步、投票等多种形式抵制，最终工程迁建。
“经济发展了，群众就满意”的发展观遭遇危机。“错愕、惊诧”，一位当地官员说，政府大力抓经济建设市民为何不领情，反思由此催发。
作为我国主要的国家级台商投资区，往来的台湾人士对“海沧政府效率高，政策推行立竿见影”的赞叹言犹在耳。
改革开放前沿的海沧，2013年度财政收入位居全省前三，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工业产值、人均财政收入全省第一，人均GDP达2.2万美元，超过台湾地区平均水平。
“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一下面临挑战了。”邓大才教授对此分析，跨入中等收入社会，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人们的自我意识和自主意识增强。在这样的背景下，“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政府唱戏，群众看戏”的现象在各地并不鲜见。
海沧区委书记郑云峰将此概括为“被幸福”——传统社会管理自上而下，政府大包大揽提供服务，经济越来越发达，服务越来越多，但与群众的真实需求可能距离越来越远。
“政府是否能包打天下？政府职能边界在哪里？社会和市场能够承担哪些？”一系列的课题摆在海沧面前。
2013年7月，厦门市委确定“美丽厦门共同缔造”的战略规划，海沧在全市率先设立第一家区级“缔造办”，新一轮改革悄然启动，改革的核心就是将公众吸纳进社会治理体系中来，让其不仅仅是治理对象，更是治理主体。
“让干部脱胎换骨”
对于1988年就参加工作的黄继红而言，最近一年多，是20多年来学习密度和强度最大的阶段。
“缔造办”的工作从转变干部思想入手，请外地专家来培训，实地指导、授课；干部走出去考察，与“互动共治”有关的头脑风暴一波又一波。一年多前，一直在机关工作的黄继红从零开始接触社区工作，到2014年夏天，“俨然已是半个专家”。
在海沧，转变思想、习惯新的工作方法一度成为“一门考试”，“黄继红们”的变化，有人用“脱胎换骨”来形容。
“转变思想从来都是一个痛苦的蜕变。”海沧街道办主任林天德坦承，自己对“共同缔造”的理念，有一个从不理解到逐渐理解、认识的过程。
一个现实的考量就是，从全国范围来讲，招商引资、征地拆迁、经济发展……对政府政绩考核指标的传统指挥棒并没有变化，从“一声令下”变成“反复协商”，“效率降低”成为最大顾虑。
事实上，一些干部也会私下嘀咕想不通，“我做好事还要征求你的意见，送钱给你，送实惠给你，把钱送到家门口去还要征求意见。”正是这样的思想让海沧街道成为第一轮“考试”的“失利者”。
“知耻而后勇”催生了街道每周二晚上的例会，7点开始，有时11点多结束，雷打不动。比学赶超，从村“两委”书记主任到老人会会长、街道干部，多的时候近百人参与。
新阳街道破解养牛管理难题很快让干部们“尝到甜头”。
位于城乡接合部的新阳，一边是工业区，一边是村庄，村里有几户农家养牛，经常到街道的苗圃花园绿化带吃草，周围老百姓碍于邻里关系都未干预；城管也只能吓唬一下他们，扣押、罚款也不忍心。久而久之，大家都不愿意去碰，这就成为一个“老大难”。
由此催生新阳的一道“景观”：有上级检查，就花钱请人把牛看住；平时汽车在马路上开，一群牛在绿化带“散步”。
涉及群众利益的事，让群众做主，街道和村里、养殖户坐下来，大家评议、讲法律法规，几次会议下来，问题迎刃而解，此前担心群众都来申报养牛补偿也没有出现。
林天德说，如今干部开口闭口就是“共同缔造”，不再是办公室拍脑袋，听取群众的意见成为政策决定出台前的重要一环。
而让黄继红颇有感触的则是，以前下社区主要是见干部谈工作，而今走进小区，上千号人都认识，“原来我们可以这么接地气”。
从“你们”到“我们”
一年多来，海沧区纪委干部张骏的最大感触就是老百姓的口头禅渐渐从“你们”变成了“我们”。
2013年9月，张骏在辖区所属的寨后村挂职，有公司捐献了一批苗木，他打算在村里做景观，进行房前屋后环境整治。
看似一件好事，村民老吴却不乐意，“我想种菜，你们要种花，你们到底是‘为民’、还是为‘政绩’呢？”
“村民需要什么”成为张骏探讨的课题。
村委会走访、开乡贤理事会，多方征询意见，最后决定村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习惯选择种花草还是种菜，此举得到全村农民的强烈认同。
“众议民评”让原来的“你要我做什么”变成了“我们一起做什么”，一场环境整治，全村106户人家先后主动让出房前屋后的土地及房屋2058平方米，果树73棵，加上出工出力累计折价达46万元。
为避免改革成为一阵风，海沧着手构建一系列平台和制度。
在城市社区规范居民自治，建立社区居民理事会、“四民家园”（民声倾听室、民情调查队、民智议事厅、民心服务站）；在农村社区，乡贤理事会、道德评议会、村民议事会相继成立，拓宽村民参与渠道。
个体之外，海沧不断激活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出台《志愿者管理办法》、《社区发展协会章程》等激发社区组织活力；在社区建立社企理事会、吸收企业代表参与居民议事，让企业参与社区自治；让政府、群众、社会会各方面合力共建、协力共管，“商量着办”汇聚多方力量，迸发巨大潜能。
本报厦门1月4日电
本报记者 雷宇 陈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