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战以后,挪威首都奥斯陆已经70年没有消防员在救灾中殉职。
2014年年初,在两名90后消防员死于上海宝山一场大火之后,一家国内媒体的驻外记者走访了奥斯陆消防救援服务局。结果那里的新闻官使劲儿夸一件小玩意:烟雾探测器。
说起探测器,中国留学生刚到国外时必须互相交换的经验之一就是:在厨房炒菜千万注意油烟,否则就会触动探测器。我在英国只有一年,跑火警倒有好几次。半夜一两点,全楼的人在能把脑袋炸晕的警报声中纷纷下楼,有的裹着睡衣,有的裹着被子。而这样的折腾十之八九是灵敏的探测器被误触了。
那滋味可不妙。
最初由美国发明的烟雾探测器,现在挪威每一栋有人类居住和工作的建筑都必须安装。当地还有法规要求住户每月对其进行检查,甚至每年的12月1日,挪威的“全国烟雾探测器日”,变成大家默认的探测器换电池日。
新闻官说,奥斯陆人口持续增长,火灾次数却并未增多,全得归功于它。
我是很久之后才意识到,很多生活中未必会注意的设施,背后都有一段缘由故事。
譬如教学楼里永远厚实沉重的防火门,背后都带着一个巨大的“门闩”,这一设计来自1883年英国桑德兰一场踩踏事故。183名儿童的死亡促使英国议会通过法案:公共场所必须使用安全逃生门。这种门,不管是否被锁,只要“门闩”承受的压力达到一定数值,就会自动开启,让出一条逃生路。
在美国,由于消防通道被锁死,1911年3月25日,一间内衣厂里146名雇员被烧死,其中多数是十几岁的女孩。最惨烈的情形发生在厂房所在的街边:被大火困在楼里的女孩一个接一个从九楼往下跳,巨大的冲击力撕裂了楼下人们撑起的毛毯,64个女孩就这样跳楼身亡。
这次火灾令美国政府不得不加强对企业的监管,也换来了新的法规:上班时间,消防通道必须保持畅通,不能锁门;25人以上的办公场所,必须安装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哪怕对消防员的选择,也是有典故的。奥斯陆的消防员一般在24周岁以上,最有竞争力申请的是曾服过兵役、当过电工或者学过木匠的人们——这一点上还能看出现代消防制度在英国初创时的影子。创始人詹姆斯·布雷德伍德就是一个木工的儿子,他喜欢招募那些有专业知识的救火员:木匠、泥瓦工、管道工……这样,他们只消在楼下一望,便可知道一栋大楼的构造:楼梯在哪儿,燃料在哪儿,可走的通道在哪儿……
就是因为带着这么一帮有专业眼力见儿的家伙,布雷德伍德发明了现代人熟悉的“冲进建筑物内去灭火”的方法。
所以如今,在欧美乃至中国香港,消防员依然是这样一群有专门技能的人:不论是职业消防员还是志愿者,都要达到同样的职业要求。为了准确判断在火场的进退,他们得接受数学、物理、化学等方面的培训,还要做得了人工呼吸,处理得了危险物品,甚至还能代替救助机构暂时护理小孩儿。
在美国,消防员依然是一份有一定风险的职业,平均每100万人中有2.5人会以身殉职。不过,这一数字不仅低于当地农民和农业工人的因工死亡率,也在美国所有职业因公死亡率的平均数之下。
可以肯定,这近乎太平无事的局面,背后不知有多少智慧。器材的光鲜是容易见着的,而见不着的地方可能更决定了灾难的走向。
它甚至可以细致到──像在奥斯陆那样──消防安全的实用指南被翻译成阿拉伯语、波斯语索马里语、越南语、泰米尔语和波斯尼亚语等小语种语言挂在市政府网站的消防知识页面上,供城市里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阅读。
在英国那年冬天,经历了几次虚惊一场的火警之后,我已经习惯了在警铃大作时悠哉下楼。终于有一回,冷不防在一楼看见满走廊淡淡的烟,瞬间被呛得满眼是泪。那是我第一次感到惊心:若不是这火警铃声,等三楼的人发现不妙时,岂不是只能从楼上往下跳了?
至今我都不知道那一层楼五扇严实的防火门里,是哪一扇门后着了火。然而有这些门护卫着,楼里每个人都有足够的时间不急不慢地步出这栋1960年代的老砖楼。
它可能是一场火灾,但最终只是一件无足挂齿的小事。
其实,关于火灾与消防,没有值得津津乐道的趣闻,有的只是历史长河中一步步的、近乎乏味的修正。谁又能说清,是凝聚了多少对付火灾的智慧,累积了多少预防措施,投入了多少对专业人士的训练与保护,才能有奥斯陆消防局官网上那句:
“自那场战争以来,消防服务局再无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