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们能否被关在院士增选门外

    1月6日，元旦假期后的第三天，一则有关两院院士增选工作已经启动的消息在科技界流传开。当天下午，经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证实，作为我国科学技术和工程技术的最高学术机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2015年院士增选工作，已于1月1日同步启动。两年一度的两院院士增选大幕正式拉开。

    这是院士制度最新一次改革后，两院迎来的首次院士增选。相比往年，两院今年的增选，并未在其官方网站对外发布这一信息，也未通过新闻通气会的形式向媒体介绍相关情况，一位中科院的内部人士对记者说，今年的增选“十分低调”。

    刚刚过去的2014年，两院举行了同为两年一度的院士大会，作为院士群体的最高组织形式和最高权力机关，大会分别通过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和《中国工程院章程》。作为院士制度的基石，院士章程涉及对院士增选、退出等问题的具体规定，其最终出炉，标志着最新一轮的院士制度改革告一段落。

    那时，最令人瞩目的问题是，院士制度改革后，曾引起争议的烟草院士和“张曙光”们，能否被关在增选门外？

    如今，两院启动的院士增选，其中一个重要变化，是遴选渠道的减少。此前，社会上热议的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只差一票落选院士”事件，原铁道部的力挺在其参选过程中起了不小作用。正如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在2014年院士大会上所说，“一些候选人所在单位‘助选拉票’、‘集成、包装’的现象仍屡禁不绝。”那时，原铁道部之所以能够使上力气，被不少人归咎于“部门能够作为提名渠道”。

    在修订前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章程中，按组织系统推荐的候选人，必须经过其主管部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初选，这常被认为带有行政色彩。

    现在，“部门”的推荐渠道被砍掉了。剩下的是“院士提名（包括院士组成的特别提名小组提名）”和“有关学术团体”两个提名渠道，但候选人本人只能接受一种渠道的提名，并在《提名书》中确认。

    这让不少人称道。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中国科学院院士柳百新认为，原先的行政部门在推荐时有可能偏离学术本身，如此改变，减少了行政干预的可能性。

    但也不乏一些担心的声音，仅仅砍掉“部门推荐”就能回归学术性吗？

    早在去年两院院士大会期间就有人提出这种意见：虽然从字面上“撇清了和行政部门的关系”，但要想真正让遴选工作回归学术本身，还要看学术团体的建设水平，“学会不摘掉‘二政府’的帽子就保不齐还会有新的问题出来”。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潘际銮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学术团体也有很乱的地方。科协下面有很多学会，有的学会有水平，有的学会没水平，有的学会也可能被行政力量所掌握。”

    他打了一个比方：原先有人对铁道部推荐的某些官员候选人有意见，但铁道方面有一个铁道类的学会。那么，这类学会会不会受到行政的影响呢？

    另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是，在“院士提名”这一渠道中，院士如何对自己的提名负责。如潘际銮所说，如果推荐对象日后被发现存在学术问题，推荐人要不要承担责任？在张曙光被发现学术造假之后，其推荐人就一度受到舆论质疑。

    在中国工程院为规范今年增选而公布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办法》《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办法》《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工作中院士行为规范》等多份文件中，规定了每次增选每位院士至多可提名3位候选人，院士可单独或联名提名。候选人获得3位院士的提名即为有效，本学部院士应不少于两位。

    其中还明确规定，“院士要对提名行为负责”。其效果如何，不少院士表示“拭目以待”。

    提名的渠道少了，而投票的门槛也变高了。从两院的最新章程来看，学部投票环节之后，均增设“终选”环节——由有投票权的全体院士再投票，得票超过二分之一方可当选。

    不少院士认为，此举是从一定程度上对“烟草院士”现象作一个回应——2011年，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副院长谢剑平当选工程院院士，引发争议。当时，包括钟南山在内的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的多位院士就“极力反对”，称谢剑平所称“降焦减害”科技成果中的“减害”一说，是对人体健康而言，其评审应由医药卫生学部来进行，而不是谢剑平所在的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然而，一个学部“插手”另一学部的院士评选、复议事务并无先例，当时钟南山就建议在合适的时机修改章程。

    如今，章程改了，新一次的增选也来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终选不会局限于某个学部的意见，这种情况下，烟草院士可能就不会通过。” 

    但他还有新的担心，比如，由于学科领域不同，终选是否会流于形式？陈君石说，“我们任何院士的专业范围都很窄，这可能会产生一些偶然性，可能有人不了解而‘瞎投’。这个形式还需要摸索，要走着瞧，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