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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中国青年报》的情感，像旷日持久的暗恋，从1982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可能还会继续下去。
1982年，我考入黑龙江大学中文系。班里订了一份《中国青年报》，每天由生活委员把报纸取来大家才能看到，由于生活委员与我住同一个寢室，因此我常常能第一时间看到它。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所有被怀念的上世纪80年代的事物一样，在我的脑海里，中青报不是具体的报纸，而是斑斓的光影，跟着那光影向前，能看见思想、知识、人文、反叛、理想主义、浪漫、友情、争论、启蒙……
1986年7月，我毕业留校在新闻专业工作，而后，《38名MBA工商硕士的命运备忘录》、《红色的警告》、《绿色的悲哀》、《黑色的咏叹》等一连串中青报的深度报道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我至今还记得《命运备忘录》的SOS尾记，还记得买到“三色”报道小册子时的狂喜和那赭红色的封面。在一遍遍读报的过程中，我也慢慢记住了一些记者的名字，我觉得中青报太有人才了，我对中青报充满了敬意！
因为留校且在新闻专业工作的原因，我已不仅仅局限在自我的兴奋中，我还把中青报与学生分享、沟通，且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最早辅导过的两届学生（85级和86级）的本科论文中，在探讨中国的深度报道时，中青报是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除了继续关注如反映青年农民全国流动的流出地、流入地的调查性报道外，还针对报纸的扩版浪潮，带着学生研究了中青报的“小车头大拖斗”战略。王安主编的“经济蓝讯”，邓琮琮主编的“科学”版面，还有《青年时讯》等都让我和学生们爱不释手，一些标题到现在也还能脱口而出：《全国百强县：太仓放了颗大卫星》、《浪漫婚纱，温柔一刀》、《影楼价格：乱花欲坠迷人眼》，还有国际新闻版面的新年报道标题《老挝不老，万象更新》、《美加关系：远亲不如近邻》、《莫斯科新年叫冷》等。
进入新世纪，新闻传媒业与其它行业一样有了巨大的变化，我和学生们对中青报的关注也从具体的报道逐渐转向媒介组织品格、自生能力的塑造与提升。我们不断琢磨冰点报道的价值取向、釆写立场；继续期待刘畅、曹林等新一代报人对中青报品格的传承；祈祷在世事纷攘中，《中国青年报》能够行为得体、恪守情操。
2014年，当中青报的两会报道全媒体产品“风雷动”、世界杯全媒体产品“星球战”横空出世时，我们非常振奋：终于有传统媒体为媒体融合打样了！在学院里，我和一些老师、学生为此专门进行了研讨：内容与渠道、人才与创意、情怀与经营、移动互联与传统……
作为中青报的忠实读者，相识30多年的时光里，我曾悄悄地寻找过海运仓2号，无论它当年周围环境多么逼仄，于我，看到的永远是他的风骨。我也曾接触过中青报人，却常因刹那间脑中浮现出他们的作品而嘴拙起来。所以，我更愿意静静地、温暖从容地每天早晨六点半打开中青报的电子版以及所有的移动互联产品，阅读吸引我的报道，然后在八点上课时与学生分享。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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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亚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