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要组个模特队”

    和田，曾因玉石而出名，然而最近几年，一次次地区暴恐事件让这里成为暴恐的重灾区。而外界对它的描述更是和“不安全”联系在一起，甚至在有些人眼里，这里有些“不敢走近”。

    2014年年底，中国青年报记者深入和田的县乡、村镇，走在边远村落，发现和田就像它所盛产的和田玉一般，神秘而璀璨。在这里，世俗与宗教并存，时尚与保守同在，文明与落后共行，贫穷与富裕相望……穿梭在和田的乡村和城镇，你一时分不清哪是真实，哪是幻觉，仿佛置身于新旧两个不同的世界。

    在这片土地上，在多元文化交织中，面对现实的矛盾与纠结，新一代和田年轻人就像小草一样，静静地生长，顽强、坚毅地将自己的梦想伸向天空。

    ——记者手记

    “我这个妇女主任一点都不好当。”上面安排村里开展文化引领活动，要托乎提组织个女子时装模特队，这下可难住了她。

    30多岁的托乎提·尼娅孜汗是和田地区洛浦镇多鲁吐格曼村的妇女主任。她是这个村的第三任妇女主任，因为她初中毕业，在这个村里算是有文化的，加上她在外闯荡过几年，选妇女主任时，托乎提自然成了大家眼中的首选。

    “既然大家信任我，我就要把工作做好，再难也要做。”那天下午，托乎提在镜子前整了整枣红色的头巾，被染为淡紫色的头发露出了一部分。

    走出村委会，托乎提来到弟妹家中，这是她组建模特队的第一步。

    客厅里，弟妹的眼睛瞥了一下弟弟和父亲，“我去参加会不会影响不太好。”托乎提听到弟妹这话，沉默了一下，又看了看父亲。

    父亲又看了眼托乎提的弟弟，“我觉得这事情没什么，刚好也去学些新东西，咱们得支持支持你们姐姐的工作。”父亲都说同意了，弟弟也没再多说什么。模特队的第一个成员就这么找到了。

    来到村民古丽家中的时候，只有古丽的丈夫在，当时他正在盖新房。

    “我们村里要组个模特队，我想让古丽来参加。”托乎提站在一堆水泥旁，古丽的丈夫正在砖上抹水泥，他头都没有抬，“大庭广众的，你们在台上举手、扭屁股像什么样？”他又转头看了一下托乎提，“你也看到了，家里正在忙，她没时间。”

    类似这样的拒绝不在少数，“我去参加模特队，这得招多少闲话”。有些妇女的丈夫当即拒绝了托乎提，“这样做怎么对得起公婆、丈夫？不行！”还有个姑娘的妈妈专门找到托乎提，“我的女儿能不能不去参加，她父亲为此非常生气。”  

    托乎提是一个有想法且敢于坚持自己想法的女性，但在村子里，还有很多年轻女性只能把想法埋压在心里。

    托乎提回忆，上世纪90年代就像是一条分界线，从那时开始，周围悄悄有了些变化。之前市场上没有人卖长袍、蒙面，都是花色纷繁的及膝中长裙，头巾的颜色各式各样。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市场上出现了长袍，且一年比一年长，直至盖到脚面，颜色也都以深色为主。从2000年开始，和田市里的一些女性商人开始戴蒙面，只露出眼睛。

    “大家就像得了传染病一样。”以前托乎提周围也有一些女性戴蒙面，可问其原因，大多是“丈夫让我戴的，去婚礼、聚会这种人多的场所一定要戴上”。托乎提说，其实有些姑娘不愿意戴蒙面，“夏天那样捂上多难受”，可他们的丈夫要求必须戴。前几年，隔壁村里一个老人嫁女儿的时候，男方提出“必须戴着蒙面过来，否则不娶”。对于男方这样的要求，女孩的父亲很生气，可女儿年纪大了，不得已让女儿戴着蒙面出嫁。

    “但是朝圣的地方不戴蒙面啊。”托乎提听隔壁海里派曲尔盖村85岁的艾卜孜·阿西木说过，两三年前她去朝圣的时候没看到有人蒙面。反倒是回到乌鲁木齐准备飞回和田时，不少妇女又戴起蒙面。

    托乎提知道想在村里组织模特队是一件难事，从她个人来看，“展示女性美没什么不对。”当她第一次站在台上走完一套完整的模特步时，托乎提心里很兴奋，“我基本不敢去在意自己那时怎么美，站在台上，我有一种解放自我的感觉，你明白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