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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三年揭露出来的腐败大案中，人身依附和群体性腐败引人瞩目。在“秘书帮”、“石油帮”、“山西帮”等腐败团伙中，这些帮派内部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人身依附关系。大家依附“帮主”，下层依附上层，盘根错节，沆瀣一气、政商输送、聚敛财富、穷奢极欲、鸡犬升天。
让人吃惊的是，一些省部级高级干部沦为“大老虎”的家臣、家奴，腐朽丑陋不堪。党内竟有如此强势的政商利益集团，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罕见，而人际关系的蜕变更值得反思。
习近平同志在中纪委三次全会点出了这些腐败团伙的封建性质。他说，“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决不能搞封建社会那种‘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败之道！”“不能把党组织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对党尽忠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尽忠”。“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
在全球化的时代，在21世纪的中国，在中国融入世界文明潮流大踏步前进的时代，党内为什么会出现人身依附的腐败团伙？一些党员干部，甚至具有高学历的高级官员为何会如此堕落呢？从大背景看，这是中国社会转型中，不受约束的权力与不完全的市场相结合的产物。从党的建设的角度看，是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中遇到的新问题。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转变。一些人过去在匮乏的条件下靠政治觉悟维持的“安贫乐道”、“大公无私”的道德约束松懈了。人的趋利本性在一些干部的灵魂中占了上风。本本主义无法遏制信念的动摇，空泛的理论没有解决信仰失落的困惑，官员队伍庞大，也很难大幅度提高干部的物质利益待遇，“义利之辨”困扰着一些党员干部，不平衡心理在滋长。因此，相当一部分官员，很自然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去换取合法的和非法的物质利益，这是腐败团伙出现的一个原因。
而疑似“家长制”的“一把手说了算”的“氏族文化”在一些党员干部那里很习惯、很受用。于是，身居高位的腐败分子，把自己领导的单位变成独立王国，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而体制内实权资源紧张而职数又大量超编，促使一些干部靠依附关系升迁。
现实中，一些地方和领域“朝中有人好做官”，跟人跟对跟紧了，提拔就快；如果进了小圈子，那就进了快车道、保险箱；人身依附成了获得权力的捷径。有了权可以有特权、有金钱、有美女、有人脉、有享受，可以封妻荫子，实在是一本万利。而尊严、人格、气节、贞操，坚守人格、坚持原则却被看成迂腐保守、书生气十足。在这种风气下，干部使用中出现了“逆淘汰”，所以中组部有人喊出了“不能让老实人吃亏”的口号。这些年严重腐败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组织干部工作的反思。
中国共产党是反封建起家的，但毋庸讳言，封建主义一直潜在地侵蚀着党的肌体。封建主义的历史惯性常常同化和征服它的对立面，让变革成为笑柄。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这几年揭露出的腐败团伙，都具有团伙与权力、金钱结合的特点。这种以个人人身依附为显著特点的官场文化滥觞，宗派团伙恶性发展和爆发式增长，贪腐集团权势财富急剧膨胀，动摇党心民心，削弱国家软硬实力。这说明封建主义的基因仍存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往往是被我们忽视的基本国情。
腐败与封建主义的相关性几乎用不着论证。人身依附现象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形式，但人身依附的本质是权力依附。封建社会本质特征就是个人权利的缺失。人民从来不知权利、自由、尊严为何物。人身依附延续了几千年，埋藏于我们的政治肌体，只要遇到合适的气候，就会滋长泛滥。
要从根本上遏制人身依附的腐败团伙，必须从制度上、观念上清除根深蒂固的封建基因，民主就是封建的克星，权利就是制约权力的法宝。执政党在领导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同时，党的建设也要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一定能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党内基本伦理关系应该是民主与法治的统一，自由与纪律的统一。自由和民主可以增加党内大多数党员的归属感，调动大多数党员的积极性。党员民主权利的保障和发展，是党的建设和制约腐败的基本力量。离开民主去反对腐败必然事倍功半，离开民主去反封建简直是缘木求鱼。
因此，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点之一。民主是道，法治是器，措施是度。尽管任重“道”远，我们一定要知“道”，要得“道”。要有顶层设计，要明确路线图和时间表，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干部队伍的纯洁性。
老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