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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这一群从事法律援助的大学生志愿者，每天，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都会接待上30来号前来咨询各种法律问题的人。“咨询后，他们会说一声‘谢谢’。”一位大学生志愿者说，那一刻，他们觉得，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这是工伤，公司不给报销，我要告它，法院为啥不让我告？”眼前的男子情绪激动，一进门，拉着王琼兴就问，额头上粗糙的毛孔因为紧皱的眉头，更加清晰。
“别急，你先坐。”王琼兴拍了拍男子的肩膀，接过他手里已经被攥得有点皱巴的纸。“让我先看看你的材料。”
王琼兴的“办公室”，通常设在法院的一间小屋里。面对不断前来问询的人，王琼兴和“同事”们处理得井井有条。
但事实上，他们并非法院的工作人员，而是一群从事法律援助的大学生志愿者。每天，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都会接待上30来号前来咨询各种法律问题的人。
除了忙碌，还是忙碌
“到底为啥啊？为啥？”坐下来后，男子仍在不断重复这个问题，他伸长了脖子，等待着志愿者们的回答。
这名男子，原本是北京某公司的一名保洁员。一次工伤，花光了他好不容易攒下来的几万元。但可气的是，公司拒绝给他报销全部的医疗费用。无奈之下，男子想跟公司打官司，讨回这笔钱。
然而，一审时就让他犯了懵。兴冲冲地来告，法院却劝他撤诉。男子急了，“为啥不让我告呢？”
“您的证据不足。”了解过基本案情后，志愿者们很快找到了问题所在。
“您在老家的医院花了几万块医药费，但没有这笔费用的证据。”原来，受伤后，这名男子先是回老家治疗了一段时间，花了几万元。回到北京后，又花了几千元巩固治疗。但在他提供的证据中，只有在北京治疗的医疗费用单据，即使法院判决其胜诉，公司的赔偿金额也只能是这几千元。所以，法院劝他撤诉，补充证据后，再重新起诉。
“那我该怎么办？”听完解释，男子的情绪缓和了许多。
“您应该回到您老家的医院，把这几万元的证据开出来。”王琼兴说。
一番讲解后，这名男子似乎才明白了一二。王琼兴和其他两位志愿者又仔细看了看他的起诉书，发现起诉书的撰写也有不少小问题。
“还有这里。”指了指起诉对象，王琼兴和小伙伴们说，“您这家公司的总部在深圳，但您是在北京受的伤，应该把它的北京分公司列为被告。”边说着，他们便动手改写起男子的起诉书。
“我的钱被人骗了！投资的全没了！怎么办？”“你帮我看看，起诉书这么写对不对？”刚送走上一位咨询者，又有一拨人围到办公桌前。一个小伙子需要法院作出分割房产产权的确认判决，要志愿者代笔写起诉书；一个年轻姑娘在爸妈的陪同下，咨询如何协议离婚；还有两位大妈的房产陷入纠纷，询问该怎么处理。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前来咨询的人，诉求千差万别。有的人不懂法律，不懂程序，需要给他们出点子。有的人不知道法律文书的格式，或不识字，需要帮他们代笔写文书。还有的人嫌请律师太贵，如果案情不是特别复杂，也会请志愿者们代理案件。
真实生活中的法律案件，远没有荧屏上呈现的那样有趣，甚至是平淡而琐碎的。答疑、起草诉状，3名志愿者一刻都没闲着。一位志愿者的面前还摆着课本，但整整一天，她连翻开封面的时间都没有。
法律援助：困难与信念的较量
王琼兴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大四的学生，刚进校门，就参加了学校的法律援助中心。这个中心创立于1998年，起初，只是一个十几名研究生组成的小社团。如今，已经发展成一支近200人的团队。
3年来，王琼兴处理最多的工作，就是法律咨询和文书代写。
“我曾经一上午写过10份诉状。”王琼兴说，经手最多的，是土地房产问题、劳动纠纷和婚姻家庭问题。通常，志愿者们都能应答自如。
“但也有不顺的时候。”王琼兴就曾因为一个案情复杂的案子“卡了壳”。
“当时没能给当事人提一些好的建议。”帮不上忙，志愿者们也是又急又恼。但当事人的态度却一直很好，这也让王琼兴心里舒坦了许多。
但不是每个当事人都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有一次，一位中年女士买了套新房，还没入住，就发现一个墙角长毛了，想找房产公司换一套新的。但志愿者们研究后，觉得换房的希望不大，只能是申请公司帮忙修缮。
“你不是法律专业的吗？连这个都处理不了，干什么吃的？”对于这样的建议，中年女士很不满意，转身摔了门就出去了。
“尽管会遇到些不愉快，但我们还是觉得收获挺大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律援助中心主任于建新耸了耸肩，笑了。于建新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研究生一年级的学生。大一时，他就加入了法律援助中心，到现在，已经做了5年，对法律援助工作的热情依旧不减。
除了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和法律文书代写服务，一些高年级、经验丰富的法律援助志愿者，甚至开始尝试以“公民代理”的方式替别人打官司。
“一些法律关系简单、涉及金额不大的民事案件，我们是可以代理的。”于建新说。
回忆起自己代理的第一个案件，李晓赫（化名）至今仍印象深刻。当事人王红（化名）是一个外地的女孩，在北京一家公司做导购。后来，因为怀孕，公司劝她主动申请离职。王红不愿意，公司便以“销售点撤柜，不再需要导购”为由，辞退了她。
“实际上，那个销售点只是换了一个品牌，并没有实际撤柜。”李晓赫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王红没有主动签署离职申请，但公司用这种方式，没有给王红任何赔偿。
公司的做法，让王红感到很气愤。被辞退后，她申请了劳动仲裁，希望讨回自己应得的离职赔偿金、离职补偿金、怀孕期间的费用以及加班费等。尽管这些钱加起来也不足万元，但对于经济条件不好的王红来讲，却至关重要。
然而，由于证据不足，加上王红对仲裁的流程不清楚，劳动仲裁只支持了她的部分请求。王红气不过，决定打官司。
立案后，王红找到法律援助中心设在法院的咨询处，希望志愿者可以帮她代理案件。就是在这个时候，李晓赫认识了她。
研究完仲裁裁决书，又听了王红的讲述，李晓赫发现，案子的重点，是要证明王红与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王红怀孕的事实、以及她并不是主动辞职而是被解雇的。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收集能证明这三点的证据。
“在申请仲裁的证据中，我们找了一些可以在法庭上得到支持的证据，剔除了说不通的证据，又指导她再去搜集一些新的证据，把证据串成有力的证据链条。”因为还只是学生，李晓赫不能亲自调查取证，再加上课业繁重，时间有限，李晓赫说，他们能做的，只能是告诉王红应该做些什么。
2013年12月，案子开庭了。此后，休庭、调解、再开庭、等结果，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一年多。漫长的等待，让王红最初的期待值降低了不少。“尽管对她的境况非常同情，但法律援助需要的，是理性和专业性。”李晓赫说。
在收集证据时，王红曾遭遇过打击。她曾想用记录自己上下班时间的单子，作为证明自己工作时间的证据。但李晓赫发现，这些材料中，既没有公司的盖章，也没有公司负责人的签字，单凭这个记录，无法起到足够的证明作用。
证据不能用，王红难过，李晓赫也跟着难过。“但同情心、爱心和热情是一方面，我必须保持理性和专业性。”李晓赫说。做法律援助，除了同情，更重要的是，客观地为当事人分析，哪些诉求存在问题，哪些证据不能支持诉求，来帮助当事人实现合法权益的最大化。
一句“谢谢”，一切都是值得的
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和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签署合作协议。除了寒暑假，每周一到周五，都会有两到三名志愿者去法院值班。法院还专门在一楼大厅为他们设立了一个咨询办公室。
对于那些经济困难又急需法律援助的人来说，志愿者们提供免费帮助，无疑是个好消息。
“请律师代写诉状，一份就要200多元，有些人没有经济能力，根本请不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负责人李梅说，有时，甚至“花了钱还没把事办好”，一些人没有律师执照，写出来的东西都用不成。
“有志愿者们帮忙，就能减轻当事人不少压力。”李梅说。
此外，李梅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志愿者们也提高了法院的工作效率。
“比如，有的人手受伤了，写不了诉状，只能口头起诉。法官就需要一边听他讲理由，一边做记录，然后再由他签字。这得花不少时间。”
李梅说，来法院办事的人特别多，每天都有二三百号人。如果一个人占用的时间过长，就得让其他人都等着。这时候，有志愿者们先行接待，帮助记录，就能省下不少时间。
另外，李梅认为，大学生们提供法律援助，还解决了法院的“公平困境”。
“法院也可以提供咨询，但法院更应当保持中立。给一方过多的咨询，对另一方就不公平。”李梅说，有些当事人甚至会问“这官司我该怎么打”、“这样打能赢吗”之类的问题，“我们如果给他明确回答，就会对另一方不公平。”
而在王琼兴和于建新看来，自己给当事人、法院带来帮助的同时，他们也在一次又一次的咨询中，逐渐成长起来。
“我们虽然学了实体法、诉讼法，但平时学的东西比较散，不知道哪块是重点，哪块是常用的。到法院工作后，我们就会知道哪些法条是常用的，是需要熟练掌握的。”
王琼兴说，接触了大量咨询、代书后，能理清法律关系，分析哪些是诉状要表达的重点，以及相关的法律规定。这其实就是对知识的检验，帮助他们发现哪些地方是薄弱点。
“通过法律援助，你可以学到一些东西，但更多的，是一种奉献。”王琼兴说，这些年来，他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奉献”一词的重量。
“有的人不远万里，从外地来到北京，他一个月的收入可能就只有几百块，这些钱，甚至还不够支付律师事务所1个小时的咨询费。”王琼兴说，既然学了法律，就有责任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让王琼兴欣慰的是，在他和其他志愿者的耐心解答下，大多数当事人紧锁的眉头逐渐舒缓，急躁的情绪逐渐稳定。“咨询后，他们会对我说一声‘谢谢’。”王琼兴说，那一刻，他们觉得，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