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为他们打开一扇希望之门

    因为跨国直购一家印度公司的抗癌药物，江苏无锡白血病患者陆勇失去了自由。

    就在陆勇案发后的2014年11月，南京一家知名IT企业的硕士夫妇，利用被公司派驻印度的便利，代购了大批量的抗癌药在淘宝上出售，后被警方抓获。

    类似案件接二连三出现，暴露出的是现行药品行政管理、司法裁断与民众生活现实之间的抵牾难融之痛。

    在这些“销售假药案”的背后，是数以万计的中国癌症患者出于求生渴望而自发形成的庞大的“地下购买市场”。

    对于那些只能通过购买低价抗癌药来维持生命的患者来说，他们必须在“保命”与“违法”之间作出艰难选择。他们呼吁法律能够彰显出人性的温暖，而不仅仅是冰冷的刚性。正如陆勇母亲所说，国家应该采取行动，让他们（患者）能温暖地活着!

    湖南一家知名药企的总经理告诉记者，由于是专利保护药，这类药品都被国际制药巨头控制。“销售价格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一个价格。再加上国内的药品加成制度，这类高价的保护药，相关利益方都喜欢。”

    不少抗癌药在中国的价格比许多国家都要高。比如“格列卫”在中国的销售价格就比其他国家高出几成。

    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欧爱民呼吁，在公民的健康权与公司的专利权和利益之间，国家应该有自己的态度：究竟是趋向于保护公民的健康权、生命权，还是趋向于保护公司的专利权和经济利益，应该要作出一个权衡。 

    许多研究此案的法律界人士都提议媒体关注印度的作法。

    作为世界第二人口大国的印度，对医药类专利的保护颇有“印度特色”——它往往会“突破”专利保护等限制，允许企业生产大量的价廉质优的仿制药，因而广受贫困患者和国际人道医疗组织的欢迎。这也是大量印度“格列卫”出现在印度本土市场甚至畅销日本、韩国、中国等国家的重要原因。陆勇和众多国内慢粒白血病患者正是藉此才得以生存。

    湖南师范大学法学教授、湖南程序法协会会长黄捷认为，终结进口抗癌药“掠夺性冲击”并非无法可依。专利法第55条规定，在涉及很多人的健康时，可以强制许可。因为，对人的生命健康重视应远远高于对药品专利保护。同时，现行药品管理存在改革空间，药贩、中间环节过多，当这样的利益已经与百姓的利益和生命健康严重对立时，管理者应该改变或至少平衡这种关系。

    黄捷说，陆勇被公诉不能止于依法判罚，而应正视并解决类似进口药价格虚高的问题，杜绝不合理加价、取消相关税费，实行免费、补助等医保政策，让中国患者能够吃到、且能吃起外国的新药、特效药，为他们打开一扇生的希望之门。

    本报长沙1月2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