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通基层权力监督“最后一公里”

    如果不是一场悄然刮起的反腐风暴，这个西部偏远乡镇敬老院的老人也许永远都不知道，自己的补助款被镇上“管这块”的人偷偷拿走了多少。

    4年时间，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安龙县兴隆镇社会事务办主任陈某利用职务之便，从镇敬老院克扣、侵吞、套取27万多元，将老人们的农村低保、五保供养金、临时救助金、医疗保险补助、春节慰问补贴等都收入自己囊中。颇为讽刺的是，他还一度被评为全省民政系统的先进个人。

    2014年5月，黔西南州在全州135个乡镇、街道全部挂牌成立了“民生项目特派监督组”，半年里，在基层民生领域发现了3255个问题，涉及金额8623万余元。

    因为“不讲情面讲监督”，不少村民将他们称为“铁派组”。事实上，民生项目特派监督组是黔西南州正在推进的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关键一环。在“打虎拍蝇”的高压态势下，这个西部少数民族自治州将反腐的焦点之一放在了基层民生领域，以期打通权力监督和为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取得了一些成果，也在经历自身改革的‘阵痛’，最终要的是乡亲们对我们的认可。”黔西南州州委常委、纪委书记杨光杰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民生监督不力，惠民政策就难以“放水到田”

    对“老纪检”王官忠来说，近20年的纪检监察工作中，办过“最触目惊心”的案件，来自“很不起眼”的农机具补贴。

    “全州8个县（市）的农机中心主任几乎‘全军覆没’。”王官忠回忆说，那起窝案里，州农机中心主任被纪检机关立案调查，6个县农机中心主任和4名经销商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依法逮捕。全案涉及金额600余万元，约占当时国家对黔西南州农机具补贴的三分之一。

    “官商勾结、不法分子与农机部门人员串通合伙套取国家补贴资金，是该案最大的特点。”王官忠说，这也是他眼中阻滞国家惠农政策“放水到田”的直接原因。据贵州省纪委最新通报，2014年，贵州查处贪污惠民资金案3705起，涉及金额6.15亿元。

    究其原因，“官商勾结、蚁贪之祸”是最直观的，坊间最直白的说法是，“上面老虎打得欢，苍蝇嗡嗡耳边转”。剖析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相关惠民政策不够公开透明，基层权力监督出现缺位。

    王官忠清楚地记得，在查办农机具补贴案时发现，老百姓大都知道，国家对农民购置农业机械有补贴，但不了解政策具体内容。有的只花很少的钱，就能“走关系”，得到价值几千元乃至十几万元的农机具。有的交了身份证复印件，却没有拿到农机，甚至购机补贴农户名单中，很大比例的“购机户”根本没有买过农机具。

    而原本应守好基层权力监督“最后一公里”大门的乡镇（街道）纪检干部，在过去，往往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杨光杰看到的情况是，在基层乡镇，纪委书记大都由党委副书记兼任，工作容易缺位、错位、越位，他们大都不敢监督，也不愿监督，查办案件不力，有的甚至被同级党委派到上级纪委当“说客”。

    然而，大到成千上万的民生资金，小到几包水泥、几袋救济粮的发放，在黔西南州这样的西部欠发达地区，都是老百姓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问题。

    “要想确保惠民政策和资金真正‘放水到田’，必须将监督的矛头对准民生领域。”杨光杰说。

    纪检干部告别“兼职”，回归主业

    破题，从让“守门”的纪检干部回归监督、办案的主业开始。

    2014年，黔西南州挂牌成立了135个“民生项目监督特派组”，受理基层群众反映的教育、就业、社保、医疗等民生领域中党政干部的违纪违法问题，并以此对当地的纪检监察干部“重新排列组合”，构建了垂直管理的“六级框架”——州、县成立由党委书记任第一组长、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民生特派监督工作领导小组，高规格推进工作；其下县市纪委、监察局直管“民生项目监督特派组”。

    特派组按照派出纪（工）委书记（监察分局局长）任特派组组长，乡镇纪委书记任副组长的原则而设，统一领导、统一名称、统一机构、统一职责、统一管理、统一保障，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

    与此同时，明确乡（镇、街道）纪（工）委书记不再由党（工）委副书记兼任，“一心一意”开展纪检监察工作。

    这对基层的纪检干部而言，意味着以往监督办案中“被缚的手脚”，得以松绑。

    “我以前既是乡镇的纪委书记，还分管计划生育、水利、扶贫等工作，其他纪委委员基本也都是兼职，一年下来，根本办不了几个案子。”黔西南州安龙县第一民生特派组副组长陈远胜的经历，曾是大多数乡镇纪检干部共同面临的“尴尬”。“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也难以对同级乡镇党委进行大胆监督。

    告别兼职以后，陈远胜的精力“完全转移到了监督办案上”。每周大部分时间，他都“泡在”自己所辖的3个乡镇里，专门处理老百姓反映的各种问题。因为垂直管理，陈远胜们的“顶头上司”，换成了由县里纪（工）委主任兼任的民生特派组组长，对同级党委的监督也来得更加“硬气”。

    “现在，每个乡镇至少可以确保4个人以上对惠农惠民政策和资金进行监督检查，解决了原来‘有编无人’的问题。”杨光杰说。

    在“六级框架”的末端，是一支数量庞大的民间监督队伍——9241名村民小组信息员。某种程度上，他们可以视为老百姓向上反映问题的直接“代言人”。

    “老百姓最懂老百姓，对身边的‘蚁贪之祸’体会最深，也最具‘发言权’。”黔西南州安龙县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廖福刚介绍说，该县兴隆镇社会事务办主任陈某贪污敬老院老人补助金的案子，就是通过这种群众举报方式获得的线索。

    “‘铁派组’有谁、联系方式是啥，村里的‘公示牌’、家里发的‘监督卡’上都有，一个电话打过去就来了。”安龙县海庄村一位村民说。

    再改革，把权力关进网上的透明笼子    

    在互联网上建立一个民生监督查询系统，是黔西南州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中的另一个“狠拳头”，“小系统”的背后，希望下一盘民生监督的“大棋”。

    在黔西南州纪委的工作思路中，这个系统好比一个建在互联网上的“笼子”。各级政府落实“主体责任”，将涉及民生项目的资金，公开在这个互联网“笼子”中；纪委负责监督，哪些资金不愿意进“笼子”，进了“笼子”的资金，是否存在涉嫌腐败的问题；对于老百姓，只需要看清楚，“笼子”里有哪些资金和项目与自己有关，自己是不是真正享受到了全部实惠。

    这个系统，在乡村里的终端，就是一台可以简便操作的触控一体机。

    对安龙县板磨乡村民王天芬来说，这个触控一体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她查询自家农村低保的感受：以前，她要骑摩托走近半个小时的山路，到县里的相关部门，却可能因忘记带其中某个身份证明，而白跑一趟；如今，她从家出门步行5分钟，到村委会门口的机子上“划动几下”，就能看到包括自己在内所有村民的民生项目资金发放情况。

    而在安龙县笃山乡梨树村，怕村民“不好意思”在村干部面前查询，机子就安放在一户村民的家门口。

    在安龙县，这种让村民“觉得放心”的触控一体机有230台，遍布村组、学校、医院、社区、机关和企业。老百姓用电脑、手机上网，也都能轻松登录该系统进行查询，发现问题，可随时点击投诉按钮，进行举报，信息及时传回县纪委的后台。

    这个系统建立的背后，是2014年黔西南州纪委以安龙县为试点，推进“三机合一”的民生项目互联网查询平台建设。“逼着”政府各职能部门落实主体责任，将能公开的民生领域项目、资金、政策、服务纳入查询系统，晒出所有涉民生的事项，以求“把权力关进网络这个透明的笼子”。

    在黔西南州州委书记张政看来，如今将这些民生“大小事”网上公开，能让老百姓用最低的成本和便捷的方式，行使自己的知情权、监督权，从而提高法治观念，“同时，也是在倒逼政府自身改革，规范权力运行，推进依法治州”。

    民生反腐“新常态”背后的阵痛

    让很多人没想到的是，民生项目公开查询平台走进基层后，普及推广的“主力军”，会是初高中的学生。

    在黔西南乃至贵州的大部分乡镇，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留下了老人和孩子守家。“相对而言，学生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肯定更强，一个学生会查了，一个家庭也就会了。”廖福刚说。

    1月13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安龙县普坪中学看到，一下课，就有几名学生跑来查询自己的寄宿生生活补助。正读初三的杨云炼告诉记者，他的625元补助已经拿到手，但他“得来确认下是不是这个数”。

    在廖福刚看来，这也是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学生的公民意识和法治观念。

    不过，黔西南州纪委也感受到，推进公开的过程中，始终有“暗流涌动”。比如，有的职能部门不积极在平台上完全公布自2011年以来的惠民政策及实施情况，有的还想“藏着掖着”。因此，对各部门主体责任的考核还须进一步细化。

    与此同时，查询系统的页面设置还需再作优化，让搜索过程更加简便。而对于“笼子”本身来说，融入更多的功能为监督服务，也是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

    这一系列民生监督工作铺开后，黔西南州各级纪检监察机关2014年立案580件，同比增长了68.1%，其中有一半以上是涉民生案件。

    杨光杰对这个数字的解读是，必须要认清民生反腐的“新常态”，现在仍是治标阶段，处理腐败存量，遏制增量，也面临着改革的阵痛，但未来一定要打通横到边、纵到底的全民监督网络，“我们纪委盯紧这个透明的‘笼子’，让涉及民生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