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环保站

    经济基础稳固了，才有时间追求精神层面的富足。

    在富人扎堆儿的高端小区推行环保，成功的概率是不是会更大些？

    台湾夫妇嵇大昕、谢仁贞也是这样想的，可五年过去了，他们仅带动了两户人家。

    这还不算，20天前，他们的环保站被小区的人砸了，肇事者竟是一名律师。

    这些年来，究竟发生了什么？

    台湾人嵇大昕、谢仁贞自建的环保站被人砸了。

    堆在门口的玻璃碎了，几盆花倒在草丛里，塑料椅子和扫帚东倒西歪地躺在地上，这样的宣泄似乎还不够，环保站的门板上，被红色水笔写上了几个脸盆大的“垃圾”，笔划歪斜，触目惊心。

    寻找破坏者并不困难，事发当天晚上，一名保安目睹部分经过：肇事者也是小区的住户，和嵇氏夫妇家住同一栋楼，是东莞当地的一名律师。

    “实在是太过分了！”“应该要他道歉！”得知此事的邻居替这对台湾夫妇忿忿不平。

    外人看到了环保站的伤痕，谢仁贞却看到了环保站的末路。

    五年来，这座本意面向整个小区的环保站，一直是只有两个人的孤岛。他们想尽办法，愿意涉足此间的人，却始终寥寥无几。

    “人们不理不睬也就罢了，现在做出这样过激的行为，我真的有点不能接受。”已经60岁的谢仁贞说，他们很快要回台湾过春节，“节后，环保站就要逐步关停了。”

    作为东莞市第一个小区环保试点，五年来，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它真的要就此“死去”了吗？

    生逢其时？

    环保站就设在东莞城纪城国际公馆小区偏门进去不远的地方，在一道灯火璀璨的长廊尽头，光亮照不到的地方。嵇大昕自己动手，用废弃的灯笼骨架和雨伞，做成了两只吊灯，引来了如豆的一点光。

    它算不上一间真正意义上的房子，只是就着建筑挑空处的三面墙，再安装一扇门板围起来的一处空间，面积不过六七平方米。

    但主人对这里很爱惜。废品塞满仓库一样的房间，却被归置得错落有致：靠墙一字排列着四个贴了分类标签的大桶，架子上的废纸箱折叠成摞，铝管、灯管用绳子捆扎起来，地面干燥整洁，空气中只能闻到院落里飘来的桂花香。

    环保站的诞生算得上“生逢其时”。

    2010年，恰逢东莞市环保局大力推广垃圾分类，政府计划以小区为试点，以点带面地带动整个城市；与此同时，国际公馆小区也在冲刺由环保局颁发的绿色社区。根据网上公布的评选标准，生活垃圾的分类回收和环保宣传，以及人文方面的环保活动，所占分值累计高达30分。

    两位老人当时还不太清楚这些，他们只是把这里当成晚年的一项事业。退休之前，谢仁贞就跟嵇大昕商量过，等以后时间充裕了，就专注于一项公益工作，一定要做好，当成事业来做。

    嵇大昕今年65岁，体格健壮，脸上总是挂着微笑，透着一股子活力。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和谢仁贞先后从台北来到东莞。那时，嵇在一家台资企业做高级主管，谢则自己经营一家食品厂。

    2008年汶川地震时，两人加入台湾慈济基金会。从此，只要一有时间，他们便时不时地去学校和敬老院做志工。

    建环保站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他们有过环保志工的经验，而垃圾分类是“门槛最低”“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事情”。

    “环保站”的雏形就是他们的家。打从2007年搬进这个小区，他家的阳台上就一直摆着4个蓝色的分类桶。住在18层的邻居郭静瑜发现，每次收废品的人从他们家出来，总会带出特别多的垃圾。

    她当时觉得很好奇，两家人熟识后，在谢仁贞家的阳台上，她第一次看到有人把不同种类的塑料都分门别类，感到十分“震惊”。

    谢仁贞跟她讲了自己的设想：在小区里建一个环保站，身体力行地带动大家做垃圾分类、资源回收。郭静瑜觉得想法很好，甚至有种找到“知音”的感觉。她从小的家庭教育就是“不能浪费”“要爱惜东西”，自己组建家庭后，总是对一些“弃之可惜”的旧物产生鸡肋之感。

    她当即决定加入，成了小区五年来一直追随环保站的两户之一。

    得到物业划给他们的这块地方，夫妻俩开始马不停蹄地跑前跑后，设计架子的排列方式，添置环保站所需的物品。邻居家装修书房淘汰下的门板，他们高高兴兴地收下，作为环保站大门；别人家不要的塑料凳子，也被他们安置到环保站的角落里，准备给将来参与的人们歇脚；谢仁贞跟郭静瑜还一块儿捡了把被人丢弃在路边的长椅，配上一张旧桌子，摆在环保站门口，使这里更像一个颇具古典情调的茶座。

    他们不满足于“硬件”的完善，环保站正式挂牌之前，这对老夫妻还飞回台湾，在位于花莲的台湾慈济基金会总部接受了培训。

    在那里，他们和一百多号人挤在一间大教室里，看环保视频，学习国外的理念和做法，又到台北板桥的双河环保站观摩，系统学习实际操作方法。只参观这一家环保站，谢仁贞觉得不过瘾。她干脆以娘家屏东为起点，从南到北，跑了十几家大大小小的环保站“取经”。

    “世纪城环保站”终于正式挂牌成立了，物业很积极地帮忙筹办了一场启动仪式。他们后来经常强调，“世纪城”的名字和提供给环保站的那一小块地，是他们支持环保的佐证。

    启动仪式风风光光地举行了。地点就在离环保站不远处的社区“老年人活动中心”，一个四面敞开的建筑。地上铺着红毯，桌子上堆满水果和免费饮料，环保站还派发了自制的“福袋”（礼物），见者有份。一时间，连环保站外一米多宽的长廊里，都挤满了凑热闹的人。

    当时，物业代表还站在麦克风前做了简短的讲话，告诉大家：环保站的主要工作，是宣导和带领大家做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多多参与。人们热烈鼓掌。

    热闹过后，人群渐渐散去，剩下来收拾残局的只有老两口和前来帮忙的志工。谢仁贞有点儿小失望，但她相信：日子还长，人们最终总会被带动的。

    如她所愿，没过多久，一户“意大利先生加中国太太”的“国际家庭”加入进来，他们不仅常来环保站帮忙，还常常跟嵇大昕夫妇分享许多意大利垃圾分类的做法。

    老两口很欣慰，这么短的时间内，已经有两户家庭进来了。

    后来的五年里，一直追随他们的，也只有这两户。

    艰难生长

    谢仁贞本以为，早期做志工的时候，就已经习惯了社会对“不计回报的付出”所显现的惊讶。但环保站让她见识到更多的表情。

    在小区里看到手提垃圾袋出门的人，不管认不认识，谢仁贞跟嵇大昕总是要问一句：有做垃圾分类吗？这一次，听者的反应不仅仅是惊讶。

    “关我什么事？”“这不关我的事！”近乎相同的回答，区别在于，说这话的时候，对方是附赠一个白眼，还是丢来一脸不屑。

    他们居住的世纪城国际公馆小区是个富人扎堆儿的地方，主推户型是别墅，带私家车库和花园，外界的人和车想要进入，必须经业主确认，才予放行。

    “我以为能住在高档小区的人，素质总不会太差，推广垃圾分类应该会比较容易。”谢仁贞回顾过去，觉得自己“过于乐观”。

    “你对不认识的人去宣导环保，简直是自找没趣，你说做垃圾分类，人家会想，你是在搞传销吗，你是在卖保险吗。很多人都问这种话：你这个是诈骗集团吗？”

    “有个衣冠楚楚的先生告诉我：‘这个我不知道，这是我太太的事，是我家阿姨的事。’难道制造这些垃圾的都是他们家的阿姨吗？”个头儿不高的倔强老太太，气鼓鼓地说，“有的人就会说：我有交物业费、卫生费，这个事情不该由我来做。”

    面对面的宣导失败了，老两口只好去翻垃圾桶，希望能用行动感化周围的人。

    小区里的人最初完全没有任何垃圾分类意识。厨余垃圾和可回收的垃圾都混在一起，一包丢掉。

    嵇大昕常常蹬一辆自行车，单手扶把，另一只手拖一个小推车，在这个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的小区里，一个垃圾桶一个垃圾桶地扒，再用推车带回环保站，分门别类。

    “所有的垃圾都混在一起，里面可能有腐烂的食物，还可能有卫生间产生的垃圾，要在这些腥骚恶臭的垃圾里面翻拣可回收的东西，那种滋味你能想象吗？”陪父亲翻过一次垃圾箱的小嵇一想起来就觉得难过，“一个垃圾箱翻下来，手上的那股味道，感觉洗都洗不掉。”

    19岁的小嵇心疼父母的付出，痛恨一部分人的冷漠和势利。“时间过去这么久了，过来帮忙的，始终就只有那几个人。我爸妈年纪大了终究是要回台湾的，他们在这里推环保，是帮这里的人改善他们自己的环境，我想不通，为什么人们不但不领情，还要去环保站搞破坏，把东西乱丢？”

    郭静瑜记得，分拣别人丢过来的垃圾时，一打开袋子，烂菜生的虫子便呼地一下扑面而来，让她“心酸得想哭”。

    “嵇大哥、嵇大嫂他们两个太不容易了，那个小房间原来连电扇、电灯都没有，物业也不管。夏天蚊子多，他们就摸黑在那里工作。”郭静瑜说。

    过去几年，她每天都会到环保站帮忙。除她之外，便只有意大利人家庭的中国太太。之前，嵇大昕他们曾配过100多把钥匙，分发给对环保站显现出兴趣的人们，可最后，钥匙同它们的主人一样，不见踪影。

    不甘心环保站就这样沉寂下去，他们绞尽脑汁地搞了许多活动。小区门口的一个店铺空了很久，征得物业同意，谢仁贞借那块场地，以每周一次的频率举办环保分享茶会。

    夫妻俩和几个志工把房间收拾出来，玻璃、地面全都擦得锃亮。活动只坚持了三个月，谢仁贞最显著的感觉是：人越来越少。

    起初，除了普通住户，环保局、垃圾分类办和物业的人都会过来参加。再往后，政府和物业的人不来了。最后，人们以各种理由，不再出现。

    老两口又开动脑筋，觉得老年人时间充裕，一般也比较节俭，或许是个切入点。趁着早上晨练的时候，他们又开始跟晨练的伙伴们宣传垃圾分类的理念，请他们帮忙向自己身边的人推广。

    反馈来得很快，一位大妈告诉谢仁贞，她跟牌友说起这事儿的时候，埋头“修长城”的老太太们头也不抬地甩来一句熟悉的话：关我什么事啊？

    嵇大昕这边，本来已经有一位老大爷想要过来参与，结果被儿女拦下了。老大爷挺抱歉地表示：自己出来捡垃圾，会让孩子们脸上无光。

    并非所有人都对环保站不理不睬，只是，人们关注的点，在其他方面。

    趁着夫妇俩不在的时候，总有人拉着过来帮忙的志工打听：他们家是不是没钱，才去收废品？收这么多废品，一个月能卖多少钱？人们不相信，这两个台湾人不图点儿什么。

    “大家都是这个小区的业主，说句难听的，谁也不比谁没钱多少。”小嵇对此十分不爽，家里工厂经营得不错，在东莞也不只国际公馆一处房产。“我常常就跟我爸妈说，干脆把卖废品的钱留一部分贴补家用算了！”

    其实，只要走进环保站，就能打破一些揣测。环保站墙上的显著位置，贴了几张纸，其中一张是2014年度的收支明细，每个星期各类别的垃圾收了多少，卖了多少，月底的统计，全部清清楚楚地记录在案。

    另一张纸上的内容，则具象了这些数据的意义：回收50公斤废纸，可挽救一棵20年的大树，世纪城环保站已回收4622公斤，相当于92棵20年的大树；回收一个铝罐，可节省3小时看电视的电能，世纪城环保站已回收1314个，相当于3942小时看电视的电能……

    到了年底，表格中的数字还会转化成一张支票，以世纪城环保站的名义捐给贵州、广东河源和广州中医药大学的贫困学生。

    过去，为了醒目，谢仁贞总是把明细和支票回执贴在环保站外的牌子下面，但发现没用，根本没人过来看。

    “人们宁愿远远地观望，停留在负面的猜想，也不愿走过来了解。”谢仁贞有些懊恼。

    与探听八卦的热衷相比，对于嵇大昕和谢仁贞所做的事情，甚至于那个被树木掩映的角落，人们更倾向于保持一种礼貌而疏远的距离。

    有时候，看到有人站在不远处朝这边张望，谢仁贞都热情地会招呼对方：你过来啊，过来了解一下，来喝茶呀！结果，不招呼还好，一招呼，对方扭头就走。

    说起环保站，小区里几位正搓着两块钱麻将的老年人，不假思索地评价道：“环保肯定是好事啊，都是一个楼的，肯定支持。”

    “我家还送过垃圾给他们呢。”一位大爷用力掷出一张牌，说道。

    “你想打听环保的事儿，最好直接去问他们。”一位化着淡妆的大妈谨慎地朝环保站的方向看了一眼，又执着于面前的牌上，“我们说不出什么，年纪大了，好奇心没那么重了。”

    但说起环保站被砸的事情，一桌人却齐刷刷地抬起头：“真的啊？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呀？”

    没人知道内幕，八卦很快结束，所有人都默契地不再讲话。一阵凉风吹过，大妈裹紧了皮衣，继续鏖战。有关环保站的讨论，到此结束。

    屡试屡败

    在大人当中的推广失败了，通过孩子影响大人，有没有可能成功呢？

    谢仁贞想起了台湾那边的理念：从娃娃抓起，从小抓起。他们会影响和带动他们的家人。

    世纪城环保站有过小范围的成功案例，郭静瑜的两个孩子就经常跟着妈妈来环保站干活儿，回到家里，看到爸爸乱丢垃圾，还会大声指责。

    两个老人决定试试。他们请求物业帮忙，向业主群发短信，通知大家：环保站将义务开展环保教育活动。地点，还在挂牌典礼的举办地。

    他们再次铺上红毯，准备饮料和点心，志工还捐了一台投影设备。昔日热闹的景象在这里悉数重现，孩子们唱歌、跳舞、看环保动画、做环保游戏，答对问题还有玩具作为奖励，气氛十分热烈。

    这次活动过后，着实有一些孩子跑过来，跃跃欲试地想帮忙。才一跑过来，站在远处的家长们就开始喊了：“那边很脏的，不要过去，会生病！”然后快步过来，把孩子们拉走。

    “效果还是有的啦。”嵇大昕自我宽慰，“比如我们教小孩子那个‘环保十字口诀’：瓶瓶罐罐纸电一三五七，他们很快就记住了。”他伸出十个手指头解释：“瓶就是宝特瓶（饮料瓶）、玻璃瓶，罐是铁罐、铝罐，纸是废纸，电是电池，一是旧衣服，三是3C产品（数码产品），五是五金类，七是其他。”

    他每解释完一条就缩回一根手指，十字口诀说完，粗糙的大手正好握成两只拳头。这口诀是台湾在宣传垃圾分类时，为了方便民众记忆而发明的，分类分不清楚的时候，伸伸手指就能想起来。

    嵇大昕在环保站的一面架子上，收了很多旧文具。他舍不得丢掉，觉得小区里这么多孩子，或许会有人用得上。于是，那个架子总是越积越满，清空一拨又一拨，到现在为止，只送出去一个铅笔盒，郭静瑜把它拿到工厂办公室，当笔筒用。

    针对儿童的活动举办了三次，来参加的人越来越少。到最后，小孩子们都是冲着玩具的环节来的，抢完玩具就跑掉了。

    在活动中，谢仁贞发现一个特点，孩子们在回答环保问题上，几乎都能说得一套一套，比如为什么要环保？孩子会讲得绘声绘色：“地球爷爷生病了，我们要从自己做起，保护环境，医治地球。”又比如，垃圾应该怎样分类？孩子会对答如流地说出“环保十字口诀”。但到了活动结束后，真正到环保站帮忙，或把废品送到环保站的孩子却少之又少。

    环保局和垃圾分类办一度邀请嵇大昕夫妇，到各种学校里，为老师和孩子们宣导垃圾分类，帮忙筹划学校里的环保站。

    整个东莞的小学，他们去了有十几所，还有一些，是学校直接把小朋友们拉到小区的环保站来。但“效果并不理想。”

    很多学校接受过一次环保教育后再无反馈，个别邀请他们回访并深入指导垃圾分类的学校，结果做得很一般，“隔了几个月再去看，回收的垃圾还是只有那么一点点。”

    谢仁贞还曾受环保局邀请，作为评委，参加中小学环保演讲比赛。一位老师声情并茂地讲完下台时，她问对方：你在学校里真的有带领小孩子做垃圾分类吗？老师有点儿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谢仁贞说：“那就是了。所以，我认为你的演讲很空洞。”

    环保局的工作人员也曾向谢仁贞表达出推行垃圾分类的无力感：“钱也花了，力也出了，人们就是不愿意去做。”

    “环保不是一个立竿见影的事情，很多人觉得做与不做，似乎看不到什么区别，但这个是造福我们子孙后代的事情。就说这个饮料瓶，如果人们不去使用，或者回收利用，那工厂就不需要生产那么多，那也不需要开采那么多的原油，其实就是保护资源。”嵇大昕语重心长地说。

    作为台湾辅仁大学会计系的毕业生，嵇大昕同抽象的数字打了一辈子交道，但现在，他真切地感觉到周遭环境带给他的难题。主要是根深蒂固的“面子”在作怪。人们住豪宅，开豪车，过着与国际化接轨的生活。观念却没跟上物质的进步。

    “就比如砸环保站的那个人，他是律师，接受过高等教育，却认为环保站等同于垃圾站，因为扫了他的面子就动用暴力，试问，是什么让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还保留着土豪的心态？”那位律师之前就曾到物业投诉过，认为在高档小区建“垃圾站”会拉低整个小区的档次。

    在台湾，很多环保志工都是老年人。环保站同时是老年人的活动中心，儿女们早上要上班，就把老人带去环保站，那里有茶水和午餐，有时还会举行一些活动，带领长者们做简单的环保工作。年纪大的折报纸，年纪稍轻一些的则干点体力活儿。大家有说有笑，其乐融融。

    同样的模式在这里却无法实行。“很多老年人放不下身段，觉得捡拾垃圾很难为情。”

    大环境也不够“给力”。虽然政府一再宣传，真正实施起来，各环节却漏洞百出。国际公馆小区里也放置了蓝绿红黑四个颜色的垃圾桶，却没有标签，小区的垃圾车过来，也不过是简单粗暴地把所有垃圾一股脑倒进车斗，前期的分类，因此显得十分徒劳。

    台湾现在的做法是，每天派两部环保车进入居民区，一部车收厨余和卫生间的垃圾，另一部则按照周一至周五，每天收一种可回收的垃圾，比如，周一收纸张，周二收塑料瓶，以此类推。住户们需要将不同种类的垃圾放入不同颜色的垃圾袋，放错了就要被罚款。

    “意大利也是这样。”那位意大利人的中国太太告诉嵇大昕，当地政府每个月会提前把月历发给大家，上面注明某天收哪一样垃圾，提醒民众分类。

    嵇大昕心里依旧存着一丝乐观。经过这五年，小区里很多人开始把“感觉上能回收”的垃圾放在环保站外面。“这就是进步。”他说，“在台湾，一开始推广垃圾分类也非常难。后来，靠立法，由政府带头强制推行，才慢慢有了效果。这个过程也经过了二三十年。”

    他们还在尝试寻找能够触及人们心灵的办法。但到目前为止，仅有的一次成功却也令人啼笑皆非。

    那是一出在一家工厂演出的环保短剧。短剧名叫《过奈何桥》，主要剧情便是：人如果生前浪费食物，死去之后，过奈何桥投胎转世之前，就会有许多大小鬼怪拦住你，让你吃光所有生前浪费过的粮食。

    自打这出迷信色彩极其浓厚的话剧演完，工厂食堂的厨余桶一下子空了许多。工人们再也不浪费食物了。

    自得其乐

    时间过去了近3个星期，砸环保站的律师依旧没有露面。物业说，每次打电话过去，对方总是说自己很忙。

    “他说电话里讲不清楚，意思还是觉得双方都有错。”物业无奈地说，“都是业主，我们也不能强迫谁。”

    嵇大昕的心情似乎并未因此受到影响。又是一个周一，好像士兵渴望战斗一样，他每到这天就显得兴奋异常，一大早，就把原本搁在环保站里的分类桶搬到了外面的长廊上。

    这一天，收废品的贵州人阿香会过来，统计一周以来的回收成果。但同时这也是一个星期当中，最为辛苦的一天。

    平日里，嵇大昕虽然每天都会来环保站整理，但小区的人们不断地送垃圾和旧物过来，整理的速度总是赶不上增加的速度，再加上志工带来积攒一周的可回收垃圾，周一的清理，是个耗时耗力的大工程。

    不一会儿，两个穿着慈济背心的台湾志工来了，嵇大昕找出两个塑料矮凳给她们。这些堆在小屋里的塑料矮凳终于等到了一周一次的用武之地。

    在小屋里翻腾了一阵，他掂着一个青花瓷的空酒瓶走了出来。

    “这个务必要宣导一下，这种材质是最难回收的。烧，烧不掉；埋，埋不烂。现在的商家过度包装，观念真的要改一改。”他用袖子擦了擦额头的汗水，不戴手套的双手早已经蹭得黑黢黢了。

    嵇大昕和谢仁贞平日里的分工很明确，他负责出体力，谢仁贞的职责主要在数量和金钱的统计上面。

    这几年，因为环保站的体力劳动，老人的腰围瘦了一大圈，啤酒肚也不见了，原本用来敲击键盘和握签字笔的手，变得布满干燥细纹。收废品的阿香常劝他：用姜水泡手试试。

    出出进进，郭静瑜时常看到嵇大昕满头大汗地在环保站门口干活儿。老人不辞辛苦的热忱让她很感动，除了行动上的支持，郭静瑜还出钱找电工，为环保站装上了电风扇，买了蚊香和花露水。

    她常常为两位老人慨叹：“他们那么努力地做一件好事，怎么就这么难？”

    嵇大昕有他自己的快乐，他和志工们一边干活儿，一边用闽南语聊天，爱开玩笑的老人说自己是蔡依林的师哥，只不过他毕业的时候，蔡还没出生罢了。

    不一会儿，胖胖的阿香骑着电动三轮车过来了，“收嵇叔这边的废品最省事儿，他分得最细。”

    银行账单信封上的塑料纸，他会揭掉，分别归类；硬纸箱连接处的铁钉，他也会抠下来，归到铁制品的桶子里。

    阿香被嵇大昕的细致所感动，收废品时总想给他高一点的价格，但嵇大昕不许。“他打听过，知道市价。”

    细致的分类相当耗时，平日里，他都要整理两三个小时，到了周一，往往会耗掉整个一上午。

    “每天都会有人来送。”谢仁贞说，之前过年时，他们回台湾前都会在环保站门前放一块牌子：主人回家过年，近期请不要送废品过来。结果，回来的时候，环保站门口还是堆得满满的杂物。

    “很难说，是人们已经有了资源回收的意识，还是真的当我们是收废品的了。”谢仁贞说，“我希望是前者。”

    说话的功夫，不远处一个穿着白色套装，气质很高雅的中年女士正在刷卡进门。嵇大昕压低了声音说：“那边就是那个律师的太太。”

    感觉到有人望着她，那位女士朝环保站的方向瞥了一眼，面无表情地转身进了楼门。

    “我希望他能够有个真诚的态度，并保证不会再做出过激的行为。”谢仁贞说，“我要的不是一句敷衍的道歉。”她担心，对方将来做出更加过激的事情，会伤害到志工和他们自己的安全。

    一阵沉默过后，嵇大昕的热情又高涨起来。阿香刚刚给废品称完重，这一周的量不算大，但几件旧电器起到了加分的作用。他们共计卖掉了227块，阿香照例多给了3块钱，凑成了整数，“就当我对环保的一份心意。”

    还是有人不解，问嵇大昕：“同样是捐钱给贫困学生，为什么非要用这样辛苦的方式？”

    “辛苦换来的钱，不是冷冰冰的，每一分钱都有百分之百的温度。”他说。

    清扫过后，嵇大昕转身关上了环保站的门。被人涂抹的“垃圾”二字还留着清晰的印迹，在那旁边，贴着夫妇俩自勉用的字条：用欢喜心付出，用感恩心投入，就不会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