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就是保护法治

    前不久结束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和全国检察长会上，两高“当家人”不约而同提到了律师：最高法院院长周强表示，对法官老是把律师赶出法庭百思不得其解；最高检检察长曹建明要求“对律师提出不构成犯罪意见必须及时审查，特别是要严格执行高检院制定的《关于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严禁滥用‘特别重大贿赂案件’限制会见”。

    从诞生之日起，律师这个职业就褒贬不一。中国古代把律师称为“讼棍”，贬斥之意了然。《吕氏春秋》记载，郑国的邓析帮人打官司以获取报酬，教人“以非为是，以是为非”，弄得郑国“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以致执政大夫子产把邓析杀了，郑国方才“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英国伟大剧作家莎士比亚在戏剧中，就不乏嘲讽挖苦律师的台词，最刻薄的莫过于《亨利六世》中屠夫迪克的那句“第一件该做的事，是把所有的律师全都杀光”。

    律师之所以遭人诅咒，大概是因为这种职业在伸张正义的借口下，谋取的往往是私利，甚至有的不惜颠倒黑白、钻法律空子。但另一方面，律师又被描述为人权斗士，法庭上正义凛然的慷概陈词，总是将律师与法治的进步联系在一起。韩剧《辩护人》中的律师从投机谋利到向不义宣战，律师的角色转变令人反思良久：如果没有律师，如果庭审被操控，司法正义如何实现？

    这似乎是一个矛盾。既要让律师真正为公民权利代言，又要防止律师玩弄法律，于是在制度的设计上，便埋下了规范乃至限制律师执业的伏笔。

    现实中，之所以出现律师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等问题，说到底还是人们对律师不信任，对其法治功能认识不清。尤其是律师执业本质上是一种“对抗”，在司法庭审主义尚未完全实现的背景下，这种“对抗”往往表现为与执法者、司法官的直接冲突，所以更加不受欢迎。于是律师职业中危险性的一面，便很容易被放大并且拿来作为限制律师执业权利的借口。

    随着法律广泛深刻地介入生活，法律自身也越来越精细专业，律师的地位作用更加不可或缺。律师已经不是用来装点门面的司法装饰，而是直接关系公民权利伸张、司法正义实现、法治文明进步的关键性因素。表面上看是公民花钱聘请律师为自己代言，客观上却为司法和法治引入了一种外在的市场机制，让事实认定和法律判断因为有了第三方力量，不再被随意操控。也正是律师的有效介入，方使得庭审不再像拍电影一样走过场。认识到这种法治建构的市场化机制，才能正确认识律师的功能，为破解律师执业困境提供基础。

    令人欣喜的是，两高“当家人”不仅明确表态保障律师权利，而且最高人民法院于1月29日发布《关于办理死刑复核案件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办法》，在此一个月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了《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

    其实与法官、检察官等不同，律师作为体制外的法律人，参与法治建构代表着一种市场机制和外在力量的导入，能够及时导正体制内法律人建构法治的失误。例如在刑事法治结构中，法官、检察官与律师形同拉动司法的“三驾马车”，共同驱动刑事司法朝着正义的目标奔驰。理想的状态是，检察官以国家公诉人身份提起公诉，代表公共利益实现对犯罪的有效追诉；律师在庭上积极进攻，在履行辩护职责中兑现刑事立法赋予被告人的各项权利；而法官则“稳坐钓鱼台”，在“坐山观虎斗”中明察秋毫，实现庭审的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在这种理想的结构中，律师构成法官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重要“装置”，能有效防范执法者基于破案功利性目的而施予的蒙骗与粗疏。法官与律师在实现正义、保护人权上应该休戚与共，相互凭依。

    解开执法者与律师的诸多心结，必须看到律师所代表的市场机制对法治构建的重要功能。而对于律师职业的危险性因素，则无需引之为限制律师权利的理由。只要在制度上确立了合理的惩戒性规范，一些律师执业失范的行为留给事后惩戒机制解决即可。

    倘若在种种借口下随意干预律师自由执业的权利，伤害的将不仅是当事人的权利，更会使法治建构力量失衡，无助于公平正义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