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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冬季，草木凋零。
长篇报告文学《失独：中国家庭之痛》作者杨晓升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开门见山地列了几个数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称，截至2012年，我国已有100余万个家庭失去唯一的孩子，每年新增失独家庭7.6万个；平均每天有一个班（40至50人）的学生因意外事故而早早离开人世。
从2001年至今，杨晓升没有停止过对失独家庭的关注。他在采访札记中写道：“一家三口的家庭乍看是幸福而稳定的，殊不知却时刻潜藏着危机。如果这唯一的孩子突然遭遇不测，这个家庭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父母将会面临一种什么样的人生境地？”
失独，悬在三口之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近日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失独：中国家庭之痛》讲述了北京6个失独家庭的故事，其中3个孩子遭遇车祸，1个孩子罹患绝症，1个孩子煤气中毒，还有1个女孩惨遭凶手杀害。
在采访过程中，杨晓升不止一次怀疑自己，到底忍不忍心、该不该去揭开、触碰这个话题？杨晓升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书中收录的部分，是采访时对方比较配合的。更多的采访刚刚开了个头，就没有了下文。面对对方声嘶力竭的哭喊，我手足无措。”
1999年，17岁的北京女孩张晔还在上高二。1月19日的早晨和其他的早晨一样没有任何不同，张晔和同学一起有说有笑地骑着自行车去上学。就在离家不远的一个拐弯处，她被一辆从侧面疾驰而来的面包车撞倒在地，送至医院后医治无效死亡。张立军和刘俊玲夫妇失去了这个眼看就要上大学的独生女。
2002年，当杨晓升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采访张立军夫妇时，发现他们家中依然保留着女儿的专用书房，所有的用物、陈设纹丝不动。张立军对杨晓升说：“我们老有错觉，一进家门就总感觉到孩子就在眼前。尤其她（刘俊玲），老觉得女儿在眼前洗脸，要么就是女儿在跟前看电视……”
1998年的冬季，北京冷得出奇。一心想看11月18日狮子座流星雨的14岁的女孩马旻，在外出后被歹徒劫持并杀害。时隔4年的2002年4月30日，当杨晓升小心翼翼地给马旻的姑姑打电话请求采访时，对方言辞激烈、语速极快，没等杨晓升有任何回应和解释，就已断然挂了电话。
杨晓升握着话筒愣了好一阵，才理清对方的大致意思：“马旻出事后，我们全家人都跟疯了似的，不吃不睡找她，整整找了五天五夜。最后那天，我和丈夫将马旻从土堆里扒出来的时候，她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我浑身冰凉，这种感觉后来一直缠绕着我。我哥我嫂就甭提了，要么疯疯癫癫，要么萎靡不振，我不愿意再提此事。”
后来又经过种种努力，采访终究还是没有完成。但杨晓升对此十分理解：“痛苦的心灵，仿佛遭受山洪冲击、承受力正超越极限的大坝一样，你只能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地呵护它，否则将可能一触即发，转瞬间土崩瓦解。”
2002年5月7日，北方航空公司一架从北京飞往大连的飞机在海面失事，飞机上共有103名乘客全部遇难。从公布的遇难者年龄看，其中定有不少是独生子女。同年6月16日，北京海淀区的一家网吧起火，导致25人死亡，遇难者大都是附近高校的学生。该消息发布后，许多家长马上打电话到学生宿舍询问，有些家在北京的家长甚至立刻打车到学校确认自己的孩子是否安好。
仅仅在杨晓升身边，失独的悲剧也接踵而至。2008年，著名作家周大新的儿子周宁因病去世，年仅29岁；2012年，《北京文学》杂志社编辑周美兰的女儿意外坠楼身亡，年仅12岁……
杨晓升说：“每一个独生子女的夭折，都意味着一个家庭的毁灭。”
空巢，谁来照顾父母的风烛残年
文学期刊《当代》的资深编辑郭宝臣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如果时间能停留在1997年3月25日之前，那时他26岁的女儿郭缨还活着。那一天，郭缨因为洗澡时没有打开排风扇，一氧化碳中毒去世。
得知悲剧发生，郭宝臣和妻子芦秀珍从精神到身体全线崩溃，被人送到医院后，医生说这是精神受到高度刺激后，压抑和痛苦相互交织产生的一种半昏迷状态。哀莫大于晚年丧子，那年，郭宝臣和妻子都是55岁。
2002年春节，当杨晓升登门拜访时，发现经历变故的郭宝臣门牙已经都掉没了，满脸皱纹，“活脱脱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头”，芦秀珍的身体已经半瘫。郭宝臣告诉杨晓升，经过整整两年的浑浑噩噩后，他才忽然清醒过来：“女儿没了，只有我们两人相依为命了。我们不能倒下，我们要倒下就全完了！”
郭宝臣强迫自己振作起来，辞掉保姆，一个人打起精神买菜做饭、照顾老伴。好在经济上老两口都有退休金，暂时没有后顾之忧。但杨晓升担忧的是：假若有一天他真的老了，和妻子双双活动不便甚至不能动弹的时候，谁来支撑起他们这个家？
不料一语成谶。本书出版时，杨晓升获悉，郭宝臣和芦秀珍已于近年相继去世，一个原本幸福的三口之家宣告从这个星球上消失。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
国家人口计生委一位干部曾对杨晓升诚恳地说：“计划生育是一部辉煌而又悲壮的历史，人口控制巨大成就的取得，有千千万万管理工作者的心血付出，更有千千万万家庭的利益割舍。看到数量庞大的计划生育家庭出了事，我们怎能坐视不管？计划生育社会保障制度一日不建，我们一日不安。”
再生，那是另一场磨难
据民政部统计，在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中共有68712人遇难，其中有子女死亡或伤残的独生子女家庭8000余个。四川女作家贺小晴曾在《北京文学》2013年第6期发表报告文学《艰难重生路——汶川地震丧子家庭再生育纪实》，描述了令人揪心的“再生”故事。
蒋洪友和妻子傅广俊16岁的孩子在汶川地震中遇难。那时，傅广俊已经40岁，蒋洪友42岁，再生育对他们而言是最后一搏。傅广俊说：“再生一个孩子，好比另一场磨难。”
2009年3月，傅广俊第一次怀孕，但因为胎儿发育受损只能选择中止妊娠；2009年9月，她再度怀孕，为了保住胎儿，整整卧床了3个月。在第4个月进行胎儿检查时，医生说：“如果半个月内你们接到电话，说明有问题，反之则一切正常。”蒋洪友在那半个月内几近崩溃，一听到电话响就跳起来，却迟迟不敢接。10个月后，当女儿终于顺利降生，蒋洪友望着窗外，眼里是无尽的忧伤和欣慰。
截至2013年5月，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区有3500个家庭又有了孩子。尽管再生育历尽千辛万苦，但他们仍是不幸中的万幸者，因为还有另一半家庭已经无法再生育。
1999年夏天，文女士年仅20岁的儿子在一场意外中身亡。绝望中的她想再生一个孩子，但因为身体原因已经无法再自然受孕，直到她得知有一种名叫“试管婴儿”的技术。并不富裕的文女士一家人，将本来为儿子结婚准备的钱全花在了做试管婴儿上。2002年，已经50岁的文女士倾尽所有终于怀孕。为了挣钱养孩子，她在怀孕3个月时还蹬三轮车运货，为了一天能赚20来块钱。
这样执着地走上重新生子之路的高龄孕妇，还有很多。
尽管从医学角度上说，妇科专家并不提倡高龄妇女怀孕，这对母婴健康都有不利影响。但杨晓升在书中写道：“我们没有理由去阻止众多高龄孕妇补生孩子的执着，因为只有重新获得孩子，才能修补她们心灵深处的创痛；也只有重新获得孩子，才能使她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将生活的信心重新拾起。”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李炳银在为本书撰写的书评中写道：“在人们的传统生育观念和文化道德生活习惯还未得到改变的时候，在亲情还是维系人们情感和精神基础的背景下，在人们劳动、生活养老等社会机制还没有真正合理健全的社会环境里，子女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
每个人对创造更安全社会环境担负更多责任
杨晓升说：“事实上，我在书中自始至终都是肯定并拥护计划生育国策的。我提出的问题并不是否定计划生育，而是探讨我们该如何现实、科学地完善我们的政策，使其不至于留下后患。”
让我们回顾一下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1980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著名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明确提出：为了“争取在20世纪末把全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内”，“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信中同时提到，30年以后，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也就是“单独两孩”政策。
不可否认计划生育的功绩，它让中国在30多年来少出生人口近4亿。但也无法回避因此带来的独生子女性格缺陷、性别比例失调、老龄化等社会问题。而“失独”，大概是其中最凄凉的一种结局。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导致儿童死亡的第一大原因往往是传染病或呼吸道疾病；到了90年代，我国0~14岁儿童意外死亡的专项调查显示，意外死亡已占第一位，占总死亡人数的31.3%。2002年6月，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儿童意外伤害研究、时任中澳儿童意外伤害防治中心主任的丁宗一教授公布了该中心一项全国性调查结果——意外伤害在致使儿童死亡因素中已占约40%，其中主要危险因素包括车祸、溺水、烧烫伤、中毒、窒息、自杀他杀等。
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王宏甲读了该书后，除了哀叹失独家庭的不幸之外，还关注到我国15岁以下儿童因意外伤害致死的人数之多。“这与他们是不是独生子女并无多大关系，但与我国15岁以下儿童尚缺乏足够的自我保护能力关系密切。这反映出我们生存的环境中存在不少安全隐患。在我国‘只有一个孩子’的环境，应该促使我们每个人对创造更为安全的社会环境担负更多责任。”王宏甲说。
杨晓升觉得，他所做的这件事，绝不仅仅涉及那些不幸遭到意外伤害的独生子女家庭，而且关系到当今中国所有的独生子女家庭，乃至中华民族自身的生态现状以及中国的未来。
本报记者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