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调结构，到底走哪条路

    中国必须借鉴世界各国的历史教训，走第三条道路。即，以长远战略规划为主导，调整不合理生态布局和产业城乡布局，使制造业持续高速增长，结合国土改造，城乡分流，分区发展，在国土改造的基础上再全面推进资本和设备输出。

    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学家都主张深化结构调整。问题是向什么方向调整？

    结构调整的三条道路

    这里有3种可能的选择：

    第一条，让市场主导调三次产业的结构，走美欧东亚过去30年走过的“去工业化”老路。包括发展房地产、金融、医疗、养老等服务业（见世界银行2013，吴敬琏/ 2006，2014）。而笔者认为，市场自由化，放任房地产和金融泡沫挤出低端制造业，加大中国农民工和大学生的就业压力，或者把污染产业从高地价的沿海移到低地价的内陆，上游污染下游，效果更糟。如果走美欧日本的老路，中国过去30年10%的高速增长，将可能在10年之内降到5%的水平，有可能陷入拉美国家的“依赖经济困境”，而非表面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中国人口是发达国家的两倍，人均土地、能源和水资源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不仅远低于美欧俄国，而且低于印度。中国年降雨量不到日本的一半，离海岸线的平均距离却是日本的55倍。不可能用西方农业的规模经济或日本工业的出口经济来解决多数人的稳定就业问题。

    第二条，由经济外交主导，调过剩产能的出路。吸取美国战后马歇尔计划资本输出和购买资源的经验，利用中国充分的外汇储备，收购国外的资源，投资国外的基础建设，出口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林毅夫/ 2012）。如果目前“一带一路”的外向型战略能够实现，估计中国会保持20年制造业的繁荣，经济增长率可能维持在5%～7%的水平。

    但是，要注意两大不确定性。第一，假如国外投资可以顺利进行，参照德日战后崛起的经验，中国在20年内将面临印度、土耳其、伊朗等人口年轻大国的崛起，会有比今天美国更严峻的国际竞争环境，使国内目前的竞争优势未必能够保持。第二，中国目前缺乏全球布局能力，在中国“一带一路”的对外投资中如遇到种种麻烦，增大中国的投资风险。尤其是中国铁路网的延伸，如经过南亚、西亚的动乱地区，会有比西欧更严重的大量非法移民进入中国的西部和西南地区，恶化中国西部的安全格局。在世界格局动荡的时代，与其补贴制造业出口，不如补贴制造业开放内陆，须知中国本身就是“三个世界”，不是地区均衡的发达世界。对外经济外交必须评估地缘政治风险，对友好国家、动荡国家、敌意国家要区别对待，不能只顾资源或市场。

    笔者认为，更重要的还有第三条道路，就是由长远战略规划为主导，调整中国不合理的生态布局和产业城乡布局。使制造业持续高速增长，结合国内的国土改造而非出口导向为基点。

    如果把开发大西北的计划拓展为西水东调、国土改造、城乡对流、分区发展，并建立“国家发展战略基金”（史正富/2013），来引导国内的长期投资，则中国至少可以维持30年的高速增长，速度可能在8%～10%之间。在国土改造的基础上，再全面推进资本和设备的输出，就稳居世界的制高点。

    笔者以为，第三条道路，是中国特色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基础。在第三条道路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推进“一带一路”的第二条道路。

    再造中国路怎么走？

    西方和东亚的历史经验表明，如果结构演化受市场拉动，一定追逐短期利润，损害生态环境的长期利益。要克服西方模式造就的生态危机和金融危机，必须用远见政府的长远规划，引导市场的长期投资，才可能发展绿色经济，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和印度、巴西、俄国、印尼等发展中大国相比，中国的优势在温带气候，劣势在缺乏资源，所以必须依靠人民的竞争力和科技发展。和欧洲、美国相比，中国的劣势在生态环境和经济布局，优势在语言统一，有中央集权和区域协作的传统。所以，中国有可能在结构转型上克服旧有利益集团的反对，优先发展绿色经济。

    1. 西水东调和新能源是再造中国的龙头

    目前，中国发展的主要障碍来自生态限制，尤其是水资源的瓶颈。西北过度开垦导致沙漠化和水土流失，使黄河面临断流威胁，长江正重复黄河的命运。奥运会期间，为保障北京的城市用水，不得不牺牲山西河北的农业用水。

    建议中国制定20年与50年发展规划，要求各届政府分期实施。认真研究从西藏南部往黄河、长江源头调水的系统工程方案，和从渤海引水到内蒙古干枯湖泊并利用风能淡化海水的方案，彻底改变中国南涝北旱的局面。中国有能力开发水电、风能、光电、核电，并改善煤电的环境问题，但是必须建立能源生态委员会统一规划，科学攻关，制定标准，指导市场，实现先进技术和规模经济的结合（邓英淘/2010）。严防利益集团固守不可持续的旧技术牟利害民。

    2. 发展社会统筹下的市场调节，鼓励非营利的社区建设

    市场主导的经济布局违背生态规律，必须由政府规划引导。中国沿海老龄化直追欧美，高地价导致教育成本大增，不仅加大城乡和区域差距，而且将损害沿海重点大学的研发能力。西方真正的研究型大学如剑桥、普林斯顿、斯坦福都在小城市，中国重点大学集中在沿海大城市，不利于发展高科技，加大而非缩小地区差距。中国的发展布局应当划分为3个区：工商业主要留在沿海区，大量的行政、养老、大学、医疗机构应当从沿海迁往内地，避免工业污染从河流中游污染下游，同时也降低沿海地价，保留沿海制造业的竞争力。高薪的退休干部、事业单位移往内地，会极大提升内地消费，吸引农民就地发展服务业。西部干旱的游牧区为生态保护区，发展绿色经济。水电、宏观、金融政策要分区差别对待，不能一刀切。西方的宏观和金融政策无视地区差距,使欧盟难以持续。中国区域高度不平衡，不可能实行西方模式的全球化，因为中国的3个地区“不是平的”！

    中国问题的焦点在地区与部门利益的矛盾。解决电价与煤价的矛盾，可以试验煤电联营。原有的工业部体制有产业政策的优势，国企划归国资委按资产管理，强调保值增值的目标，忽视的是产业升级。不如按产业集群组建大学基金会，对研发、生产、营销、兼并进行综合经营，还可减少收购海外资产时西方对国资的障碍。

    中国目前启动的金砖发展银行和亚洲基础建设银行，加上未来可以建立的上海国债市场，可以有效制衡美元霸权，抑制国际投机资本，发展新的国际金融秩序。

    中国要用新的全民终身教育体系来改变未富先奢的社会风气，根治腐败的社会土壤。大众媒体必须把教育功能置于商业娱乐之上，才能维护社会公德，建设学习型而非消费型社会。为此，必须严格限制虚假商业广告，限制骄奢淫逸的消费方式，普遍建立财产登记制度，征收房屋空置税。推行城乡统一的收入申报和纳税制度，才能发展健康的信用体系，打击灰色金融的生存空间。

    区分创新性和寄生性的财产收入，分类征收累进财产税，累进遗产税和奢侈消费税，奖励民间的非营利公共事业，解决市场经济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软件建设必须与硬件投资协调，建立企业、事业、军队、行政机构严格的会计和理财制度，建立有国际竞争力，又杜绝投机的金融体系，以避免周期性金融危机的覆辙。

    中国必须建立新的发展指标体系，修改城市化的定义和标准。中国的城市化不是英式的圈地运动，也不可能发展美式的超大农场。城市化不能像拉美那样把80%的农民赶进城市却没有稳定生计，成为贫民窟。中国应当保留大约半数人口居住在乡村和小城镇，但多数可以从事非农产业，同时鼓励城市退休居民和自由职业者，在乡村有第二套住宅，从而形成城乡对流、城乡互动的格局。发展城乡互补的合作经济，才能改变农民工不稳定的候鸟式打工。城乡交错而非超大城市的布局，有利于发展分布式农业，在中小城市的郊区发展订单农业，避免规模生产出现的“卖牛奶难”、“卖猪肉难”，甚至“卖大白菜难”的生产过剩风险，也降低长途贩运出现的市场投机和伪劣食品风险。各地征地补偿办法的差异，鼓励了攀比机制，把小块农地的产权私有化固定化，会对后来的基础建设产生不利影响。给动迁农民巨额补贴成为食利者，赌博挥霍，不如给农民发教育奖学金，才能有序转业，自食其力。中国在地区实验的基础上，如何整合法制建立举国体制，也要逐步提上议程，否则会造成巨大的体制套利的腐败空间。

    所有这些结构调整，都依赖于远见政府规划下的结构布局、地区实验和市场的协调发展，依赖大规模的基础投资和科技发展，绝非西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刺激消费可以企及。

    结论和展望

    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指出，信息技术改变了工业世界集中型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互联网的发展，给缩小城乡差距创造了条件。

    孔夫子设想过小康社会和大同世界。柏拉图的理想国，统治阶级的武士必须是斯巴达式的无产者，而且接受没有个人私利或短见的哲学国王领导。知识经济的发展，有可能实现孔子、柏拉图到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因为从事研发的科技人员创新的动力并非来自私利，而是来自兴趣和公心。科学理论的检验，不是来自独裁者的专断或多数人的投票，而是来自实践的检验。科学团体的自治给社会的自组织发展提供了原型。西方模式的市场主导本质是资本主导，资本无祖国，只有短期行为。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本质是技术官僚主导，官僚无群众，也不参与国际竞争，导致苏联的技术停滞，军工大于民生。

    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实践中，改革开放和混合经济，既能吸收先进技术，又能发展民生和国防。地方政府的竞争和贫富地区干部的轮换，创造了中国新的选贤任能的治理机制，成为效能政府新的典范。中国改革的不足是理论落后于实践，软件的发展落后于硬件的投资，五年计划缺乏长远战略规划的指引，对西方模式的失败教训认识不足，赶超过程重复不少西方的弯路。如能把中国改革的实践制度化、程序化和理论化，总结历史和各国的经验教训，中国模式的发展、定型和传播，可以期待。

    中国文化强调整体思维的生命力，这和当代复杂科学的整合方向不谋而合。 中国文化的整体论和现代的复杂科学相结合，克服西方分析科学的局限，可以提升中国改革发展的经验。中国的机遇、协商、试验的创新社会，将可以和西方自由、民主、法制的耗能社会竞争共存，并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亚当-斯密强调分工和市场，只是工业化时代以前的经验。中国的发展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分工协作的优势，比西方市场模式更有竞争优势。马克思看到社会制度的重要性，毛泽东更发挥了后进国家干部的先进性和群众的能动性，邓小平的发展战略抓住中国的发展机遇。中国的实践经验突破了西方中心论的局限，定会改变21世纪的世界格局。

    【注】陈平原文发表于《经济导刊》，在本报发表时作者作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