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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至今，每一次回想起4年前那个犹豫的瞬间，40多岁的大学教师赵波都会自嘲：“再过多少年，这也许是个笑料。”
在中关村这片机会、资本、优惠政策俯拾即是的沃土上，几乎没人不被这里创新创业的气息所感染。身处科技园区的赵波也不例外。早在2010年，这位北京农学院教师就注册了公司，但就在那时，究竟把公司法人代表注册为自己的名字，还是妻子的名字，他犹豫了，最终，他选择了后者。
原因很简单，作为一名大学教师，让外人知道自己在外面办公司搞科研成果转移转化，很可能会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直到2014年年初，北京市政府公布《加快推进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协同创新若干意见（试行）》（简称京校十条），在中关村示范区先行先试，将科研成果转化也能成为评定职称的依据之一。
作为学校科研成果转化和推广副教授的赵波，迎来了属于他自己“科学的春天”，在公司成立4年之后，他将公司法人代表由妻子变更为自己。
那段时间，北京农学院的配套政策出台，包括赵波在内的27名在校教师申请成立企业或成为企业的法人代表，成为高校中第一拨享受政策福利的教师。
《京校十条》出台后，打开了转化渠道，更多的高校教师不仅能把成果用之于民，也能从科研中受益了。
这样的变化，不仅仅出现在科技评价的导向上，对于包括职称评审在内的科技人才的评价导向，也有所体现。
此前，他们还饱受缺乏转化途径和无暇写作论文的困扰。北京农学院青年讲师朱晓东的工作重点就偏重于应用型开发，花费在写作创新论文方面的时间少之又少，但如今，朱晓东已经开始计划，依靠科研成果转化来增加自己参评副教授的砝码了。北京农学院规定：“科技人员在兼职中进行的科技成果研发和转化工作，作为其职称评定的依据之一。学校新设科技成果转化岗位，评价合格人员可获得高级工程师（教授级）专业技术资格。”
早在2011年5月，北京市出台了《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端领军人才专业技术资格评价试行办法》，以中关村为试点，依托社会化职称评价平台，为高端领军人才建立职称评审直通车制度。这项制度规定，高端领军人才直接申报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职称，不必再逐级晋升，更不受外语、计算机水平测试、任职年限等限制。
就在这项制度出炉后，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的尹卫东，实现了从“中专生”到“教授”这一道传统观念中天堑的跨越，成为备受瞩目的新闻人物。
2013年5月，一张红彤彤的证书送到尹卫东的手里，“生物医药高级工程师(教授级)”几个鲜亮的大字，尹卫东来回端详了许久。从中专毕业就开始从事疫苗科研工作，至今已从业30年的他，从没想到自己会通过这种方式当上“教授”——经过基本科研材料的提交、半小时的专家面谈、专家评审等简单审批后，尹卫东就获得了通过正常途径需要几年甚至数十年才能拿到的职称。
1984年开始投入疫苗科研工作的尹卫东，是国内第一个自主研发出甲肝灭活疫苗和甲乙肝联合疫苗的人，是国家重大项目“SARS灭活疫苗的研制”课题负责人，在全球率先完成SARS灭活疫苗I期临床试验，并带头完成了人用禽流感疫苗Ⅱ期临床试验，使我国人用禽流感疫苗研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但根据老规定，即使“科研成果累累”，只有中专学历的尹卫东，若想被评为高级工程师（教授级），还是需要攀越一座座高峰。“我只有中专学历，要是申请教授职称，一级一级评上来，再加上英语、计算机级别的要求，太麻烦了。”尹卫东坦言。
改革以前，这样通畅的晋升渠道让人想都不敢想。作为专业技术人才管理的一项基本制度，职称评审制度也是评价包括教师、科研工作者在内的专业技术人才学术技术水平和职业素质能力的一项主要制度，提高专业技术人员整体素质，调动工作积极性，尊重科研人员，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应该成为政策调整的出发点。
在北京农学院教师张红星看来，“术业有专攻。比如我们是工程门类，主要在做加工，我认为标准应更偏重于推广和技术的应用。而像袁隆平院士这样的人才，关注的并不是关在实验室里的成果，而是把水稻种子应用到全世界的土地上，生产更多的大米”。
“如果大家都坐在实验室里，那谁来盖楼、生产汽车、养殖？所以应该是大多数人在做应用，这样金字塔建构好了之后，就稳了。”在张红星看来，如果大多数人都只忙着发表文章，那么社会进步所需要的科研成果谁来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