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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火车站和北京西站，几乎每个月都要迎送几百个穿梭两省的读书娃。他们中年龄大的上初中，多数是小学生，有的甚至还在上学前班。
衡水距离北京270公里，红皮列车3小时零5分的车程。对于那些身在北京却将孩子送去衡水上学的父母而言，这3小时车程显得既近又远。
豁着门牙的，吸溜着鼻涕的，拖着书包的学生们，塞满了8辆公交车。车厢里散发着低龄小孩儿挤在一起的奶腥味儿。奶声奶气的带着北京腔的普通话，盖过了车外那个河北欠发达城市白日里的喧闹声。
2月6日下午3点半，从河北衡水的英才学校出发，个头高高低低的学生们即将回到北京的家——准确地说是他们父母在北京的暂住地。
他们在衡水上学，父母在北京务工。衡水火车站和北京西站，几乎每个月都要迎送这些穿梭两省的读书娃。他们中年龄大的上初中，多数是小学生，有的甚至还在上学前班。
对这些跨省上学的学生来说，每次回家都算得上一次规模不小的集体迁徙。
一位多年送学生回北京的老师说，“平常坐火车来回的有七八百人。”有时，穿着红色或者蓝色校服的学生可以塞满七八节车厢，就像享受了一趟专属列车。
衡水距离北京270公里，红皮列车3小时零5分的车程。对于那些身在北京却将孩子送去衡水上学的父母而言，这3小时车程显得既近又远。
一位名叫刘建哲的母亲道出内心的纠结：“谁不想孩子每天跟自己在一起呢？可没有北京户口，孩子想在北京上个好学校挺难的。最重要的是，不能在这里高考，孩子迟早要送回老家。”
于是，反复权衡之后，一些在北京务工的家长作出选择——将孩子送到衡水上学，每月放假回京一次，“待上几天”。在他们看来，“总好过把孩子扔在家里当留守儿童”。
当然，他们选择离北京不算太近的衡水，几乎都有着更务实的考虑。他们愿意相信，舍弃朝夕相处的陪伴，让孩子在高考成绩负有盛名的衡水上学，“今后高考上不吃亏”。
这是他们最大的希望，也几乎是唯一的安慰。
一
公交车陆续抵达衡水火车站广场。这次赶上放寒假，部分学生已被家长接回老家过年。按照平日的规模，车队的数量还得增加至少一倍。
当地交警队几天前就跟校长通过电话，这是他们的惯例。每月集体返京的学生，会稍微增加他们维持火车站安全和秩序的压力。
第一拨到达的是小学低年级学生。车刚停下来，车厢里响起“滋滋啦啦”拖拽书包轮子的声音。为了方便移动，他们的双肩书包都带有滚轮和拉杆。一个年轻的带队老师跳下车，将一些个头还没达到公交售票标准的小学生，连人带书包一起抱下车。
进站验票口的工作人员默契地打开铁栅栏，并且放下他们查票时一贯严苛的态度。小学生们鱼贯而入，其他乘客自觉走另一个通道。
个头小的孩子跟在后面，走得摇摇晃晃的。上台阶时，有人模仿大一点的孩子，拖着书包拉杆上斜坡，但使出很大劲儿也拽不动轮子，身边的老师一把将他们提上了台阶。
过行李安检时，又遇到了小小的麻烦。几个低年级学生涌到传送带边上，脑袋扎成一堆儿，翻找着自己的书包，有种时刻可能在混乱中栽进传送带的危险，幸好老师及时将他们疏散。一个倔強的孩子执意自己揪起书包，猛地将书包甩到窄窄的肩膀上。
不一会儿，候车室开始变成儿童的王国。在多年的配合下，火车站跟学校建立了友谊关系，他们专门留出验票口前的一块空地，安顿那些等火车的学生。为此，学校每年都向火车站送一面大红锦旗。
为了保证少则三百、多则七八百的学生，可以安全准时搭上火车，带队老师必须计算好时间，并且制定周密的行动计划。去往北京的Y502次列车17点37分开车，在学校的安排下，学生提前一个多小时就待在候车室里。
在等火车的无聊时光里，小学生们把书包塞在屁股底下，就地而坐。有的翻起绳子，还有的下着游戏棋。这时，仍有三三两两穿着蓝色校服的学生走进候车室，扎成另一堆儿。他们是衡水英才学校的初中生。
看着眼前乌泱泱一片小脑袋，有乘客掏出手机在一旁拍照，还惊讶地跟周围人打听“哪来这么多小孩子”。而衡水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对此早已经失去新鲜感，他们习惯每月一次耳边响起“哇啦哇啦”的学生集体吵闹声。
衡水是河北东南部的一个地级市，经济指标在河北省排名靠后，一些当地人对于谈论家乡的经济发展显得兴趣不大，但令他们感到脸上有光的是“教育”。近年来，这个河北城市因为高考成绩而闻名全国，日渐变成辐射周边地区的教育中转站，学生群体是该地火车客运的主流客源之一。
衡水不少中小学吸纳着外地生源，“有的外地生源可能占到三分之二”。当地一个从事教育工作的人说，外地人选择来衡水上学的原因，不外乎是对“衡中模式”的崇拜。尽管制造出高考神话的“衡中模式”一直备受争议，但仍然对外界有着极强的吸引力。
在民办的衡水英才学校，北京务工子弟的比例接近全校生源的五分之一。该校董事长介绍，学校从1998年建校起就开始招收打工子弟，但那时主要是衡水人去外地打工，将无人照看的孩子留在老家上寄宿学校。
跳开中国地图上衡水这个小圆点，在广袤的城市化背景下可以看到：打工者流动的速度不断攀升，而流动的轨迹也没有停止过延展。来自北京人口研究所的数据显示，2000年以来，北京市流动人口在12年间增加超过500万人。这意味着，北京每3个人中就有1人来自外省市。
2000年以后，英才学校的生源范围发生了变化，除了本地人，一些北京的家长也把孩子送来了。有人回忆起，2003年“闹非典”的时候，“已经有200多人”，学校开始组织学生坐火车回京。这些送孩子去衡水的北京打工家庭，大致有个共同特点——户籍不在北京，大部分老家是河北，也有的来自广东、安徽等地。
“嘀”地一声，老师吹响了哨子，学生们停下手中的游戏，齐刷刷地站起身来。
火车就要进站了，这些离家超过1个月的孩子，距离跟父母的再一次相聚，仅剩下3个多小时了。
二
进了站台，就像是经过多次演练一样，拖着书包的小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分别往东边和西边分散，轻车熟路地沿着不同路线朝车厢走去。
列车员和老师配合默契，他们分工合作，一人擎着后背，一个人护着胳膊，将低年级孩子托举到车厢上去。初中生飞快地往车厢里跑，老师大声喊着：“慢点！慢点！”
这次集体回家的学生占了将近4节车厢，两排行李架上横竖堆满了花花绿绿的、印着米奇或者机器猫图案的书包。
每次给这些学生买往返车票，是一件耗时且需要多人配合的工作。常年负责买票的老师魏刚说，买票时间通常从上午8点持续到下午3点。他们早早去售票厅占一个窗口，掏出一沓学生户籍卡复印件，漫长的售票工作开始了。他们特意在售票窗旁边立了一块告示牌，上面写着“为不耽误您买票，请去其他窗口购买”。为了尽可能买到连票，以免别的乘客插进来，他们要一直占着这个窗口，中间换班吃饭。
小学生集体制造的喧哗声，给车厢之间划出无形的分割线，其他车厢相对沉闷的气氛与这里显得格格不入。低年级学生中间坐着几位年轻女老师，她们时刻盯着小孩子们的一举一动。学生有的急着要上厕所，有的会将瓶装水洒一地，还有人吵着要吃火腿肠但撕不开包装袋。
小学四年级以上就是高年级。11岁的许思佳今年上五年级了，在一片孩童的喧闹声中，她显得有些沉默。她从老家河北邢台转来衡水刚一年，几天前还因为想念老家的爷爷哭了一次。和许思佳一样，部分孩子是从老家转到衡水来的，从一年跟父母见一两次的留守儿童，成为每月跟父母见一次的外地寄宿学生。还有些孩子是从北京转学来的，他们过去一直待在父母身边，在北京上过幼儿园，小学时去衡水插班。
刘建哲是在儿子黄庭远上小学四年级时，将他从北京转学到衡水的。这次放寒假回家，黄庭远被父母开车接回河北邯郸姥姥家。
这些将孩子送到衡水上学的父母，在北京有着不同的工作，有的做生意，卖服装、水果或者装潢材料，还有的在单位食堂做厨师，也有在中关村跑业务的。有人买了车，还有人在北京买了房。
无论经济条件乃至社会阶层有何差异，他们都是统计学意义上北京常住外来人口802.7万人中的一员，没有北京户籍。
许思佳3岁时成为人们常说的留守儿童，父母去北京打工，把她留在农村家里由老人照顾。在这对年轻的打工父母眼里，“女儿的教育问题很重要”。他们嫌村里学校不好，把她送进镇上的私立学校。
后来，孩子学习变差了，“家里老人也辅导不了”。家人还发现，自小活泼的许思佳变得不爱说话，性格越来越内向。
这对在快递公司上班的农村父母，决定给孩子换个学习环境。孩子妈妈回忆说，“当时听别人说在北京上学需要五证”。她所说的“五证”，包括本人在京暂住证、务工证、户口簿、老家无监护人证明等手续，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北京上学的必须门槛。
一位学前班就把孩子送到衡水的母亲坦言，“小孩儿出生在北京，户口一直在老家没上好，不能在北京上学”。
一些对“五证”要求不严的打工子弟学校敞开大门。不过，北京曾经集中关停过部分打工子弟学校，相关部门称是因为这些学校违法办学、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师资力量参差不齐等问题。
更糟糕的是，有些孩子上了打工子弟学校以后，因为学校属于违法办学，他们也没有取得学籍，成了“黑学籍”。按照全国统—的学籍信息管理制度，学籍相当于每个学生的“教育户口”，升学和转学都得带着走。
孩子上着学成了“黑户”，意识到麻烦的家长们会很着急。衡水英才学校的一位副校长说：“经常接到家长的电话问，孩子在北京上学被‘黑’了，没有学籍能不能转来？”
去年，许思佳的父母打算给孩子准备“五证”，还忙着找学校。但是，她又很无奈地说：“我们糊里糊涂的，也没什么关系，去哪找好学校呀？”
后来，许思佳的妈妈听在北京打工的朋友说，“把孩子送到衡水去上学”。在衡水英才学校，不少学生之间是亲戚关系，有亲兄弟姐妹，也有“舅舅家的侄女”或者“姐夫哥哥家的孩子”。
“我心想，送到衡水去，每个月都能见到一次，总比留在家里一年只能见到一次要强吧。”这位母亲似乎找到了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办法。
三
车窗外的天色越来越暗，车厢里的情绪也开始变得微微躁动起来。
车厢里的孩子吃完学校给每人准备的晚餐——牛奶、面包、火腿肠和矿泉水，开始显得无事可做。
几个孩子撒娇似地喊着：“老师，怎么还不到啊？”还有人一会儿喊热，一会儿叫冷，将衣服边蹭得黑乎乎的棉袄，脱了又穿，穿了又脱。
无论是离开老家，还是离开父母，大部分远离亲人来到衡水的孩子，都要度过一段艰难的适应期。
黄庭远刚被送到衡水的头一个月，“几乎天天哭”。回想起那段“骨肉分离”的日子，母亲刘建哲语气里仍然难掩心酸，“我也天天哭”。夫妻俩还为此吵过架。
刘建哲当时心里翻腾着：“把孩子送走是对还是错呀？”
实在忍不住了，刘建哲和老公开车去衡水看儿子，“就跟探监一样”。但学校不提倡父母去看孩子，他们的理由是，“担心影响其他孩子的情绪”。这对心疼的父母只能在校门口瞅几眼儿子，寒暄几句。
儿子在家哭闹着不想上学，爸爸就跟他商量，“每次坐火车去上学，回来开车去接你”，再将儿子哄出家门。
为了每月中途看一次儿子，夫妻二人开车去衡水，周六晚上把儿子从学校接出来，在宾馆住一晚上，第二天一早再送回学校去。
15岁的的冯浩宁去年被送到衡水，现在上初一。她说，开学刚两三天时，有个女生突然趴在课桌上哭了，有人问她“你怎么了。”她回答：“我想家了。”当时全班同学都沉默了，教室里变得很安静，有人默默地流起泪来。
第一个月，冯浩宁在课桌上贴了一张手绘的小日历，“过一天就划掉一个，一天天感觉就过得快了”。
孩子们用快乐以及容易健忘的天性来稀释对家的想念。过了半年，黄庭远逐渐适应了离开父母的日子，他不再要求父母每月中途去看自己，冯浩宁的课桌上也不再贴小日历了。
到了高年级，青春痘冒了出来，男生唇边长出绒绒的胡须，女生的胸部也开始隆起来。在这个迎接青春期的过程中，这些离家的孩子不可能拥有父母太多的陪伴。一些女生迎来成长发育的重要生理现象时，母亲并不能第一时间安慰她们的慌张。
一个五年级的女生说，她第一次来月经时，坐在床上吓坏了，大声喊：“我流血了，我流血了。”后来，她惊慌而又羞怯地去办公室找女老师求助。
一些孩子是在小学一年级甚至学前班时就被父母送到衡水来，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一位老师说，“冷热不知道怎么穿衣服，有的会把秋衣穿到毛衣外面。”而有些女生最喜欢的小辫儿，“都是每天老师给梳的”。
亲情电话线每周一次穿越阻隔在亲人之间的270公里。每周六晚上，家长可以把电话打到班主任的手机上，跟孩子说会儿话。因为想打进来的电话太多，每次这个亲情电话都会被打爆。
周六晚上6点一到，刘建哲夫妻俩各自握着一部手机，他们总结了一套打电话的秘诀。“一个人先打，一般打进去会占线，即使占线也不挂掉，手机里会一直响着‘嘟嘟’的声音，一直数到第九声，另一部手机继续往里面打就接上了，即使占线，也一直要占着。”
刘建哲拨弄着手机屏幕上的未接通电话显示，“一次要打好几十个呢”。她说，最多一次，他们夫妻轮流拨电话，一直占线一个多小时才打进去。
按规定，每次通话两分钟，有时候也可以放宽到三四分钟。孩子们都显得很自觉，“自己说多了太自私”。
但也有的孩子不希望父母每周打一次电话，“因为一打电话就会更想家了”。
四
熬过了将近3个小时，火车快进北京西站了，车窗外闪烁着霓虹灯，高架桥缓缓而过。
座位上的孩子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开始想伸手够行李架上的书包，还有的穿上了棉衣，将脑袋套在帽子里。
火车刚停下，隔着糊着一层雾气的车窗，有几个家长站在外面冲车厢里的孩子挥手。
每次放月假，刘建哲也迫不及待地想见到儿子。刚把儿子送到衡水时，有一段时间她有些后悔，觉得不能把孩子留在身边，“特别对不起孩子”。
黄庭远出生在北京，在北京上了幼儿园。2007年，家里在海淀区的清河买了房，黄庭远进入片区里的一所小学上学。按照排名，这所小学是一所“二级二类”，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普通小学”。
儿子上小学，起初刘建哲夫妻两人“觉得还挺顺利的”。后来，学校因为修地铁而拆迁，“在一间活动板房里上课”。当时，刘建哲感觉“不太好”，考虑给儿子换个学校。
这个“初中没读完”的母亲，希望自己的儿子好好读书，“不要受我的那些苦”。她1998年到北京打工，后来开了一家服装店。
在昌平的另一套70平方米的复式房子里，刘建哲掏出一个饼干盒，里面装着儿子的奖状。她将这些奖状拿出来，再一张张摊开，念道：“三好学生，跳绳比赛一等奖，优秀试卷奖。”
家中墙壁上还挂着一排儿子的照片。照片里的小男孩，长得白白壮壮的，脸上有点婴儿肥。
这对在北京打拼10多年的夫妻，在北京已经拥有两套房，还有车。他们觉得，“养活儿子是足够”，但是这家人没有北京户口。
没有这张薄薄的小卡片，想找一所更好的公立学校，夫妻两人觉得并不容易。他们考虑北京的私立学校，但听说“有的学校一年收费10多万元”，他们又觉得不值，“还不如把钱留着以后给儿子做别的用”。
更重要的是，即使在北京上了一所他们眼中的好学校，也始终绕不开的问题是，“将来高考呢，还是要回老家去考”。
这个难题同样困扰着冯浩宁的家人。冯浩宁在北京上到小学六年级时，父亲开始发愁她升中学的事情。眼看着高考也不远了，他考虑的是，“北京跟老家河北学的不一样，北京这边学校重视全面发展，老家学习抓得紧，到高中再转回去怕孩子学习跟不上”。
在父母们犹豫的天平上压下最重一块砝码的是未来的高考。这些离开家乡在北京挣钱的父母中，有人说，“宁愿舍弃一些亲情，也不愿意我的孩子考不上好大学”。
将女儿冯浩宁送去衡水，在北京做装潢材料生意的爸爸也舍不得。他说，“孩子的舞蹈跳得很好，但去了那边这个特长也只能放弃了。”
但他还是相信自己的选择是明智的。有现实的例子摆在面前，冯浩宁的哥哥小学时就被送到衡水，“那会儿连衣服也不会穿”，后来他回老家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
五
一些学生下了火车，一头钻进家长的怀抱里，大人和孩子牵着手走出站台。大部分人分成小队，拖拉着书包，继续跟着老师往出站口走。
北京西站对这些熙熙攘攘的学生也不陌生。出站口的工作人员已经提前将通道打开，催促着他们赶紧走，“一会儿另一拨人就要出站了”。
这些每月出入火车站的老师和学生，看上去训练有素。他们站在通道里列队，等着老师们在站口外拉起一条警戒线。
“嘀”的一声哨声又响了，人群开始沿着警戒线朝外走。栏杆边上趴着家长，他们紧挨着站在一起，目光不停地移动着，搜寻着他们熟悉的身影。
学生们一个个被大人的手牵走。许思佳被叔叔接走，叔叔的孩子跟她是同学。她的爸爸年关忙着送快递，妈妈在家里照看妹妹。
许思佳在北京的家位于东南二环城中村边上的一间平房里。房子像是加盖起来的，不到10平方米，原来是一间小卖部。除了觉得“一个月1000块钱的租金太贵了”，妈妈满意的是左右没有邻居，“妹妹哭闹起来不会吵到别人”。
被一张双人床占据大半个空间后，家里已经没有太大的周转余地。不多的家当是一个小玻璃立柜、一张桌子和一台电脑，还有一个紧挨着床摆着的布衣柜。家里没有一把椅子。
许思佳回家后，有时一家四口人晚上挤在一张床上睡觉。如果一家人待的时间太长，爸爸就去公司宿舍睡觉。
妈妈翻看了大女儿的成绩单，“除了数学没考好，其它都还不错”。一个令父母满意的考试成绩，意味着许思佳可以有一个放松的寒假。在父母的出租房里，她主要的娱乐方式是坐在床头，抱着妹妹一起看电脑里的动画片。
回到家里，这个11岁的女孩依然不爱言谈。面对别人的提问，她时常以抿嘴带来的长时间的沉默而告终。
偶尔她也会流露一些自己的想法。她说，“我喜欢北京”。至于为何喜欢这个城市，她再次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从老家转学到衡水不到一年，她能想到利用每月假期跟父母在北京游玩过的地方，是天安门和中山公园，
最终，她还是努力地给出了一个答案：“可以跟爸爸妈妈待在一起。”
刘建哲暂时不打算给儿子转学了，因为这个小学生已经适应了新环境。儿子自理能力变得更强了，在家还能帮着父母扫地，床铺也能弄整齐了，而以前这些事情“大人是怎么嚷他也不愿意做的”。这让这位母亲感觉“既欣慰又心酸”。
有媒体拍了一组北京务工子弟坐火车上学的照片，称这群孩子是“去衡水上学的北漂孩子”，还有人称他们是“候鸟”。
而他们父母中有些人并不知道自己将来迁徙的路径。临近春节，他们大多数要带着孩子像候鸟一样返回老家。
至于孩子今后会被他们带到哪里，去哪儿上学，他们中很多人的回答都一样：“走一步看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