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一家人的春节记忆

    核心提示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佳节。

    微信红包、旅行过年……传统的年味似乎离我们远去。北京市民“大年”一家人给我们讲述了有关春节的故事，时间跨度60多年。 

    从单一走向多元，从追求物质需求到追求精神富足，对传统节日的感情从深厚到疏离……春节文化的变化折射的是时代的变迁。

    近日，携程旅行网发布了《2015中国人春节出游意愿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千余名受访者中，近八成人希望用旅游来度过2015年春节，更有超过一半受访者计划出境旅游。

    今年63岁的北京市民鲍大年也是受访者之一。他的女儿给他预定了羊年春节欧洲多国游作为新春礼物，同时也是生日礼物——63年前的大年夜，他正是在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呱呱坠地，因而得名“大年”。

    人生中第一次，鲍大年拿到了护照，他开始像年轻人一样，忙着在网上搜索“攻略”。

    “现在出国旅游成了过年的时髦。不同的年代，过年的时髦都不一样……”鲍大年说。

    几十年来，有关过年的记忆，成为“大年”脑海里最浓墨重彩的篇章之一。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过年看戏最时髦，油水最重要

    上世纪50年代，儿时的鲍大年住在北京东单全国妇联的平房宿舍里。他记得，一到过年，妈妈在全国妇联的同事、那些年轻漂亮的阿姨们，就会在大棉袄外面套上花布罩衣，光鲜亮丽地参加单位的团拜会。“‘文革’前，整个社会氛围对穿衣打扮的约束还很宽松，一到过年，大家都会把自认为最好看的衣服穿出来。”鲍大年说。

    上海是当时的时髦之都，在鲍大年的印象里，谁家如果有个上海亲戚，是件很得意的事，因为“能从上海买到别处没有的东西”。鲍大年的外婆就生活在上海。每到过年前，外婆都会给他寄来各式精美的糖果、点心，有时还有款式时髦的衣服，作为新春礼物和生日礼物。

    没有上海亲戚的人们，往往会央求有机会去上海出差的同事“帮忙带东西回来”，以期在过年时更光鲜。于是，鲍大年的妈妈就有些头疼，因为“有太多人托她带东西”。

    春节是最重视“面子”之时。有句童谣让鲍大年记忆犹新：“小分头，二两油，娶个媳妇不发愁！”说的是上世纪50年代的男青年出门都要“抹头油”的情形。“现在好多年轻人以头发凌乱为美，但是上世纪50年代的小伙儿却以头发油光发亮、纹丝不乱为美。”临近春节，姑娘小伙对发型普遍更加重视，“条件好的，会去四联理发馆理个发”。鲍大年回忆说。

    鲍大年也见过一些贫寒的男青年，平时舍不得买几角钱一盒的头油，眼看过年总得“捯饬捯饬”，就只好把老榆木刨花泡在水里，“一直泡到树胶渗出，水变黏糊，就把这水抹在头发上，也有定型效果”。

    当时在北京，看戏是年轻人的时尚之选，用鲍大年的话说，“就像今天的年轻人爱看演唱会一样”。“一到过年，梅兰芳、马连良等名角你方唱罢我登场，长安大戏院、吉祥剧院都一票难求。能带着恋人去看戏，小伙子会觉得特别有面子。”鲍大年的父亲就曾带着全家去看过一次戏，既是庆祝新春，也是庆祝儿子的生日。

    到了上世纪60年代，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中国陷入“困难时期”。当时经济全面紧张，为保障供应、控制消费，国家对主要商品全面实行按计划凭票供应制度，而且定量标准较低。老人、小孩都吃不饱，更别提青壮年了。“印象里，60年代初的娱乐活动少了很多，现在想来，估计是饿的。”鲍大年说。

    对累月见不到多少油水的年轻人来说，过年过节的所有盼头都瞄准了“吃”。

    鲍大年的姐姐鲍勤是家中长女，跟着父母买年货，往往是老大的任务。1963年春节前，还是中学生的她天不亮就推着自行车去供应站，却发现门口早已排起了“长龙”，好多人甚至通宵没睡，手里攥着面票、油票、肉票，在寒风中翘首等待。

    “一年到头，就指着春节解馋了。”鲍勤回忆，过年时城镇居民每人能多买半斤油、半斤肉，每户的购货本上还能多两斤富强粉、一斤黄豆、两斤绿豆、五斤鱼……“算是改善生活”。

    那时候的年夜饭，就显得无比诱人。而鲍大年由于生日与过年重叠，总能获得额外的待遇——在全家人的注目礼下，细嚼慢咽地独享一个煮鸡蛋。

    鲍大年当时在北京红庙小学读书，他记得，年轻的语文老师下课后经常趴在桌上，一动不动，节省气力。“她都浮肿了，胳膊上能摁出小坑”。但是过年后一开学，语文老师穿着新罩衣，又精神抖擞地站上了讲台，课间还陪孩子们做游戏。鲍大年心想，老师过年攒油水啦！

    虽然食物不够，但人们对过年的礼节仍十分看重，走亲访友断然不能空着手。这种窘迫的局面，也催生出了在今人看来十分荒诞、匪夷所思的礼物。鲍勤有次去同学家里玩，发现屋里放着一捆红纸包着的“挂面”——走近细看，“面条”却是由极细的竹篾做的。节日期间，这种“竹挂面”会几易其手被不断转送。送礼者和收礼者都心照不宣，维持着“礼节上的体面”。

    为了吃，年轻人的创造力是无穷的。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还未禁枪，过年前往往是打猎的高峰。鲍大年的父亲曾是红军战士，枪法不错，有时会被几个小伙子撺掇着，扛上一把小口径步枪去八宝山打野兔吃。“那时候，八宝山还的确是座山。”鲍大年笑着说，“打来的兔子回家剥皮红烧，那个香啊，能飘出去好远……”

    “那会儿除了春节，还有一个传统节日令人向往，就是中秋节，因为有月饼吃！”鲍勤回忆。和今天年轻人要求“五仁月饼滚出月饼界”不同，上世纪60年代的年轻人能吃上一块五仁月饼，就是天大的满足了。眼下，各式新奇的月饼层出不穷，可让鲍勤念念不忘的，永远是五仁月饼。

    吃不饱饭的年月，人们对外表的重视自然下降；另一方面，舆论风气也以破旧为美、以补丁为荣。一年春节，母亲给鲍大年做了条新裤子，思忖良久，又在裤子上缝了几块补丁。

    “文革”青年：过“革命化”的春节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上山下乡”成为在饥饿中成长的一代青年共同的轨迹。青年与春节之间的故事，也开始发生变化。

    1967年的《人民日报》，曾刊登过一封“春节不休假”的倡议书，里面如此写道：“‘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我们要大破大立。围绕春节，大造几千年来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旧风俗、旧习惯的反。大立无产阶级的新风俗、新习惯，大立毛泽东思想。什么敬神、拜年、请客、送礼、吃喝玩乐，都统统见鬼去吧……”很快，国务院也发布了春节不放假的通知，提出：“一九六七年春节不放假；职工探亲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暂停执行，以后再补。”

    不放假的春节怎么过？1969年1月9日，春节前夕，鲍勤响应“上山下乡”号召，到陕西省延安县甘谷驿镇插队。不过，她选择去延安当知青，还有一个特别的情结：她的父母就是在延安相识相爱的。

    尽管在上世纪60年代末，鲍勤的父亲已经被定为“牛鬼蛇神”，住在单位的“牛棚”里；母亲则被剃了“阴阳头”，下放至河北衡水干校。但她忘不了父母无数次描述过的延安春节——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一起拉歌、跳舞、扭秧歌，和老乡打成一片……“特别革命浪漫主义！”

    但是真的来到延安，鲍勤和知青小伙伴们却想家了。虽然家家户户都贴着春联，窑洞上挂着五颜六色的标语，老乡们扭起了秧歌、送来了玉米饼，生产队的集体食堂准备了有荤腥的晚餐……可她的胃，却不由得怀念起老爸的红烧野兔。

    在延安的第一个除夕，鲍勤和许多女知青都坐在炕上掉了眼泪。鲍勤还记得一位老乡同情地说：“女子们惜惶（陕北话‘可怜’的意思）的！”

    千里之外的鲍大年并不知道姐姐的眼泪。那个春节，他在父亲、弟弟的陪伴下，度过了15岁生日，并暗自下了一个决心。大半年之后的1969年10月22日，他坐了三天三夜硬座火车到昆明，又在大卡车上颠簸了4天，终于来到了比延安条件更艰苦的地方——遥远的西双版纳，并在那里一待就是10年。

    “战天斗地，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这是“文革”期间的青年耳熟能详的一句话。

    刚到云南，鲍大年等同批知青发现自己只能暂借茅屋栖身，兵团要求他们：斗志昂扬，动手建房！直到迎来了在西双版纳的第一个春节，大家仍一天没歇，每天上山砍木头，再从几十里外的山上扛着木头走回来盖房子。鲍大年说：“扛木头的肩膀被磨得血肉模糊，只能咬牙忍着。”在高强度的劳动中，鲍大年度过了没有庆祝的生日和春节。大年初一的早上，知青们早早起床，站在毛主席像前，共同高唱《东方红》。

    彼时，全中国年轻人的春节几乎都是在“革命”状态中度过的，贴的春联都是“三十不停战，初一坚持干”。资料记载，在广大农村,“农业学大寨”、移山填海、开沟挖渠、大兴水利、大造梯田是春节的一景。

    不过，在边疆少数民族青年中间，许多过年的传统习俗仍得以保留。一次迎新春之际，在西双版纳山上的爱伲人寨子里，鲍大年目睹了年轻的猎手们围猎野猪，整个寨子集体平均分肉的情景。“在年轻的爱伲人看来，节日就是节日，怎么能不喝酒吃肉？怎么能不唱歌跳舞？”热情的老乡邀请鲍大年一起分享猪肉，还奉上了自己酿的甘蔗渣酒。

    即便在“节日革命化”的大风气下，也仍有一项“节日娱乐活动”深受从城市到边疆所有青年的喜爱，那就是“露天电影”。

    鲍大年有个小他好几岁的弟弟，叫鲍大成。大年奔赴云南的时候，大成还是一名红卫兵。大成给哥哥写信，聊的最多的除了“革命形势”，就是电影了。每逢节日，在北京的工厂、学校、机关部队里，露天电影的放映都是“保留节目”。姑娘小伙，男女老少，早早就拎着小板凳在放映场占位等候。

    “看的是什么，现在都记不清了，大家就是喜欢那种热闹劲儿。”鲍大成说。他用一段顺口溜概括当时的电影：“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又哭又笑，中国电影新闻简报，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

    在遥远的西双版纳，鲍大年看的电影与弟弟并无差别。“电影翻来覆去就是那几部，但是一到过节就会放，而且年轻人赶几十里路都要来看。”鲍大年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娱乐少”，更重要的原因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露天电影场相聚，往往成了姑娘小伙眉目传情的好机会。

    转折年代的春节：追求开放渴望美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让这一年成为中国的转折之年。对美和快乐的追求，也在节日的故事里留下了印记。就在这年，鲍大年、鲍大成兄弟，都考上了大学。

    大学校园里的节日氛围，让鲍大年如沐春风。那正是“文学热、美学潮”兴盛的年代，端午有诗会，中秋有舞会，迎新春有文艺晚会，甚至还有内部电影。大家不仅可以看到一度被禁的《阿诗玛》《桃花扇》《李双双》等国产电影，还可以看到来自国外和香港的故事片。

    曾经的“靡靡之音”也成了节日的伴奏。

    初入象牙塔的鲍大成发现，不论院系、专业如何，同学间的新年问候也常与流行音乐有关。“买没买邓丽君新出的带子？”“刘文正的新歌你听了没？”“过年都去我家玩儿吧，我刚置了一个架子鼓。”

    鲍大成回忆，年后过完寒假回校，校园里很多同学手上多了一个大砖头般的盒式录音机，一边放着邓丽君的歌，一边昂首挺胸走在校园里，“自我感觉极为良好”。

    不过社会风气的开化，却是循序渐进的。

    没考上大学的鲍勤，进入北京一家无线电器材厂当工人。鲍勤回忆，春节期间，去什刹海滑冰是许多年轻人最喜欢的娱乐活动。1979年春节，鲍勤和女伴一起滑冰时，一对外国人夫妇和她们搭话。女伴略懂英语，连蒙带猜地明白了老外的意思，原来是夸她们滑得好。老外走后，几个社区大妈却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警惕而义正辞严地质问鲍勤和女伴：“你们和外国人说了什么？！”

    回想起这桩往事，鲍勤至今仍觉得哭笑不得：“那时候外国人少，哪像现在似的满大街都是。好多老百姓的思维还没转过来，觉得和资本主义国家老外说话，就有当叛徒的嫌疑。”

    上世纪80年代穿衣打扮的变化，也在鲍勤的老相册里留下了“新潮”的印记。“春晚上李谷一、刘晓庆同款的衣服，我们好多女同志都模仿。”鲍勤说。1983年，中央电视台举办了第一届春晚，堪称中国电视节目的一个里程碑。从此，观看央视春晚成为老百姓欢度春节的一个重要形式。春晚上主持人、演员的服饰，也往往成为当年的流行风向标。

    与此同时，曾风行一时的暖瓶、脸盆、枕巾等春节礼物，不再受年轻人青睐，明信片、贺年片、挂历等“文化范儿”的礼物逐渐走俏。

    物资由简转丰的节点上，“购物”再次成了当时年轻人过节最大的兴奋点之一，和今天青年过“双十一”、“双十二”的热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很多老北京至今记得：1980年，各大商场从外地组织的一批电镀桌椅、简易沙发、搪瓷盆陆续投放节日市场，柜台前的队伍排了上百米；1981年，尼龙绸夹克供不应求，还有人利用反复排队和托人代买等手段套购；1984年，14英寸彩电节日供应量比上年增长42倍；1985年除夕前，北京多家商场向个人预售进口相机，每人限购一架，半年内付货，牌号有柯尼卡、亚西卡两种；1987年，羽绒服受宠、裘皮帽走俏……

    伴着“洋节”长大的“独一代”、“双二代”

    上世纪90年代，被今天的人们称为“遍地是机会”的年代。鲍大年做过工程师，发明了多项国家专利，还开过造纸厂，但始终没赚到大钱；鲍大成在国家智库做过研究员，参与经营过律师事务所，甚至还“下海”开发过一款芥末酱推向市场，可惜销量平平。鲍家兄弟俩身边，也有不少同学发小，成为“出国梦”的首批弄潮儿。

    “洋节”逐步走入中国，也正源于那时。1994年12月下旬，鲍大年人生中第一次收到了圣诞节贺卡，寄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他的一位好友，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去美国继续深造，并打算把妻女都接到美国。“西方的节日，那时候听起来很洋气，好像意味着生活的另一种可能。而现在，很多当初出国的人的都后悔了。”鲍大年说，“异国他乡过春节，滋味终归不好受啊。”

    随着日子逐渐变好，鲍家姐弟也先后成家立业，并有了下一代，这是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为了给独生宝贝们创造最好的生活条件，父母们竭尽所能寻找机会。

    鲍之陶是鲍家老幺大成的儿子，却是鲍家的长孙。生于1984年的他从小就是全家的宝贝，节日对于年少时的他而言，意味着“收礼物”。每年春节，除了家中亲戚给的压岁钱，父母的好友来家里做客，也总会给鲍之陶买各种玩具、衣服、零食。鲍之陶坦言：“高兴劲儿就那么一阵儿，很快就过去了。可能是因为不缺，所以也不那么渴望，礼物带来的幸福感就不那么高。”

    鲍勤的女儿苏楠、鲍大年的女儿鲍林熙，对过年的感受也大抵相似。对于不缺吃穿的独生子女而言，过年与其他日子的差别，或许就在于放烟花爆竹时的热闹了。“小孩子和年轻人都喜欢热闹又梦幻的东西。焰火很美、很童话，我觉得是节日不能缺少的。”苏楠说，“后来城市普遍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了。我理解这是为了安全，但这也让本来就很淡的年味儿更淡了。”

    当年轻人对节日的要求不再是“满足物质渴望”，而是“热闹、好玩”时，他们的心逐渐被热闹的西洋节日“占领”了。

    苏楠上中学的时候，每年圣诞节全班都要举办集体活动。“过春节或者其他传统节日，都要被父母拴着，和他们一起过节。但是爸妈不过圣诞啊，圣诞节在中国就是年轻人的节，我们想怎么玩都行。”

    如今的苏楠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大儿子是00后，7岁；小女儿是10后，2岁。每年万圣节，苏楠都会给孩子买来南瓜灯和各种鬼怪道具，陪孩子玩游戏。万圣节这天，孩子们在学校和幼儿园里甚至可以追着老师要糖吃，然后嚷嚷着“不给糖就捣蛋”。在苏楠一双儿女的眼里，万圣节是世界上最好玩的节日，没有之一。

    随着“单独两孩”政策的施行，“独一代”的父母往往可以拥有“双二代”的儿女。有人担忧，“独一代”对传统节日都缺乏感情，又如何能让传统在娃娃身上延续呢？“不是我崇洋媚外。”苏楠辩解，“你觉得中国的传统节日，有 ‘好玩’的吗？谁不喜欢 ‘好玩’呢？”

    黯淡的不只节日本身。春节联欢晚会，这道从上世纪80年代沿袭至今的“春节正餐”，早已变成了不少年轻人的“点心”，甚至直接被他们从“春节菜单”中删除。每年过年，如果不是为了迁就“寿星爸爸”鲍大年，鲍林熙一点不喜欢看春晚，“小品相声隔靴搔痒，歌曲舞蹈扭捏作态，没意思”。

    移动互联网时代，鲍林熙宁愿把花在看春晚上的时间用于在微信上抢红包、和朋友拜年聊天。而在鲍大年看来，“20多年习惯了，不看春晚，过年就不完整呀”。

    鲍之陶也是一个不爱看春晚的男生。印象里，长大后的他唯一一次认真完整地看完央视春晚，还是5年前的除夕——那时在新西兰留学的他想家想得要命，情不自禁地在网上看了春晚直播。“虽然网速不快，画面很卡，虽然我很快就忘了节目内容，可我还是看得泪流满面。”鲍之陶说。

    在那一瞬间，鲍之陶理解了父辈对于春节、乃至春晚的执着感情。“不管时代怎么变，不管走到天涯海角，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离不开春节。”

    而鲍大年甚至觉得，尽管如今对传统节日感情深厚的年轻人少了，但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越来越强大，很多遗失的东西，我们还会慢慢捡回来的”。

    在鲍大年的“羊年新春时间表”里，他的足迹将踏上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8个欧洲国家。“听说在国外，尤其是在 ‘中国城’， 年味一样足，我想去看看。估计老外对春节也好奇，就跟咱们觉得洋节新鲜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