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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2月17日 星期二
中青在线

“大年”一家人的春节记忆

本报记者 蔡梦吟 《 中国青年报 》( 2015年02月17日   05 版)

    上世纪50年代春节,一个孩子试穿新衣

    1983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核心提示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佳节。

    微信红包、旅行过年……传统的年味似乎离我们远去。北京市民“大年”一家人给我们讲述了有关春节的故事,时间跨度60多年。 

    从单一走向多元,从追求物质需求到追求精神富足,对传统节日的感情从深厚到疏离……春节文化的变化折射的是时代的变迁。

    近日,携程旅行网发布了《2015中国人春节出游意愿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千余名受访者中,近八成人希望用旅游来度过2015年春节,更有超过一半受访者计划出境旅游。

    今年63岁的北京市民鲍大年也是受访者之一。他的女儿给他预定了羊年春节欧洲多国游作为新春礼物,同时也是生日礼物——63年前的大年夜,他正是在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呱呱坠地,因而得名“大年”。

    人生中第一次,鲍大年拿到了护照,他开始像年轻人一样,忙着在网上搜索“攻略”。

    “现在出国旅游成了过年的时髦。不同的年代,过年的时髦都不一样……”鲍大年说。

    几十年来,有关过年的记忆,成为“大年”脑海里最浓墨重彩的篇章之一。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过年看戏最时髦,油水最重要

    上世纪50年代,儿时的鲍大年住在北京东单全国妇联的平房宿舍里。他记得,一到过年,妈妈在全国妇联的同事、那些年轻漂亮的阿姨们,就会在大棉袄外面套上花布罩衣,光鲜亮丽地参加单位的团拜会。“‘文革’前,整个社会氛围对穿衣打扮的约束还很宽松,一到过年,大家都会把自认为最好看的衣服穿出来。”鲍大年说。

    上海是当时的时髦之都,在鲍大年的印象里,谁家如果有个上海亲戚,是件很得意的事,因为“能从上海买到别处没有的东西”。鲍大年的外婆就生活在上海。每到过年前,外婆都会给他寄来各式精美的糖果、点心,有时还有款式时髦的衣服,作为新春礼物和生日礼物。

    没有上海亲戚的人们,往往会央求有机会去上海出差的同事“帮忙带东西回来”,以期在过年时更光鲜。于是,鲍大年的妈妈就有些头疼,因为“有太多人托她带东西”。

    春节是最重视“面子”之时。有句童谣让鲍大年记忆犹新:“小分头,二两油,娶个媳妇不发愁!”说的是上世纪50年代的男青年出门都要“抹头油”的情形。“现在好多年轻人以头发凌乱为美,但是上世纪50年代的小伙儿却以头发油光发亮、纹丝不乱为美。”临近春节,姑娘小伙对发型普遍更加重视,“条件好的,会去四联理发馆理个发”。鲍大年回忆说。

    鲍大年也见过一些贫寒的男青年,平时舍不得买几角钱一盒的头油,眼看过年总得“捯饬捯饬”,就只好把老榆木刨花泡在水里,“一直泡到树胶渗出,水变黏糊,就把这水抹在头发上,也有定型效果”。

    当时在北京,看戏是年轻人的时尚之选,用鲍大年的话说,“就像今天的年轻人爱看演唱会一样”。“一到过年,梅兰芳、马连良等名角你方唱罢我登场,长安大戏院、吉祥剧院都一票难求。能带着恋人去看戏,小伙子会觉得特别有面子。”鲍大年的父亲就曾带着全家去看过一次戏,既是庆祝新春,也是庆祝儿子的生日。

    到了上世纪60年代,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中国陷入“困难时期”。当时经济全面紧张,为保障供应、控制消费,国家对主要商品全面实行按计划凭票供应制度,而且定量标准较低。老人、小孩都吃不饱,更别提青壮年了。“印象里,60年代初的娱乐活动少了很多,现在想来,估计是饿的。”鲍大年说。

    对累月见不到多少油水的年轻人来说,过年过节的所有盼头都瞄准了“吃”。

    鲍大年的姐姐鲍勤是家中长女,跟着父母买年货,往往是老大的任务。1963年春节前,还是中学生的她天不亮就推着自行车去供应站,却发现门口早已排起了“长龙”,好多人甚至通宵没睡,手里攥着面票、油票、肉票,在寒风中翘首等待。

    “一年到头,就指着春节解馋了。”鲍勤回忆,过年时城镇居民每人能多买半斤油、半斤肉,每户的购货本上还能多两斤富强粉、一斤黄豆、两斤绿豆、五斤鱼……“算是改善生活”。

    那时候的年夜饭,就显得无比诱人。而鲍大年由于生日与过年重叠,总能获得额外的待遇——在全家人的注目礼下,细嚼慢咽地独享一个煮鸡蛋。

    鲍大年当时在北京红庙小学读书,他记得,年轻的语文老师下课后经常趴在桌上,一动不动,节省气力。“她都浮肿了,胳膊上能摁出小坑”。但是过年后一开学,语文老师穿着新罩衣,又精神抖擞地站上了讲台,课间还陪孩子们做游戏。鲍大年心想,老师过年攒油水啦!

    虽然食物不够,但人们对过年的礼节仍十分看重,走亲访友断然不能空着手。这种窘迫的局面,也催生出了在今人看来十分荒诞、匪夷所思的礼物。鲍勤有次去同学家里玩,发现屋里放着一捆红纸包着的“挂面”——走近细看,“面条”却是由极细的竹篾做的。节日期间,这种“竹挂面”会几易其手被不断转送。送礼者和收礼者都心照不宣,维持着“礼节上的体面”。

    为了吃,年轻人的创造力是无穷的。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还未禁枪,过年前往往是打猎的高峰。鲍大年的父亲曾是红军战士,枪法不错,有时会被几个小伙子撺掇着,扛上一把小口径步枪去八宝山打野兔吃。“那时候,八宝山还的确是座山。”鲍大年笑着说,“打来的兔子回家剥皮红烧,那个香啊,能飘出去好远……”

    “那会儿除了春节,还有一个传统节日令人向往,就是中秋节,因为有月饼吃!”鲍勤回忆。和今天年轻人要求“五仁月饼滚出月饼界”不同,上世纪60年代的年轻人能吃上一块五仁月饼,就是天大的满足了。眼下,各式新奇的月饼层出不穷,可让鲍勤念念不忘的,永远是五仁月饼。

    吃不饱饭的年月,人们对外表的重视自然下降;另一方面,舆论风气也以破旧为美、以补丁为荣。一年春节,母亲给鲍大年做了条新裤子,思忖良久,又在裤子上缝了几块补丁。

    “文革”青年:过“革命化”的春节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上山下乡”成为在饥饿中成长的一代青年共同的轨迹。青年与春节之间的故事,也开始发生变化。

    1967年的《人民日报》,曾刊登过一封“春节不休假”的倡议书,里面如此写道:“‘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我们要大破大立。围绕春节,大造几千年来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旧风俗、旧习惯的反。大立无产阶级的新风俗、新习惯,大立毛泽东思想。什么敬神、拜年、请客、送礼、吃喝玩乐,都统统见鬼去吧……”很快,国务院也发布了春节不放假的通知,提出:“一九六七年春节不放假;职工探亲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暂停执行,以后再补。”

    不放假的春节怎么过?1969年1月9日,春节前夕,鲍勤响应“上山下乡”号召,到陕西省延安县甘谷驿镇插队。不过,她选择去延安当知青,还有一个特别的情结:她的父母就是在延安相识相爱的。

    尽管在上世纪60年代末,鲍勤的父亲已经被定为“牛鬼蛇神”,住在单位的“牛棚”里;母亲则被剃了“阴阳头”,下放至河北衡水干校。但她忘不了父母无数次描述过的延安春节——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一起拉歌、跳舞、扭秧歌,和老乡打成一片……“特别革命浪漫主义!”

    但是真的来到延安,鲍勤和知青小伙伴们却想家了。虽然家家户户都贴着春联,窑洞上挂着五颜六色的标语,老乡们扭起了秧歌、送来了玉米饼,生产队的集体食堂准备了有荤腥的晚餐……可她的胃,却不由得怀念起老爸的红烧野兔。

    在延安的第一个除夕,鲍勤和许多女知青都坐在炕上掉了眼泪。鲍勤还记得一位老乡同情地说:“女子们惜惶(陕北话‘可怜’的意思)的!”

    千里之外的鲍大年并不知道姐姐的眼泪。那个春节,他在父亲、弟弟的陪伴下,度过了15岁生日,并暗自下了一个决心。大半年之后的1969年10月22日,他坐了三天三夜硬座火车到昆明,又在大卡车上颠簸了4天,终于来到了比延安条件更艰苦的地方——遥远的西双版纳,并在那里一待就是10年。

    “战天斗地,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这是“文革”期间的青年耳熟能详的一句话。

    刚到云南,鲍大年等同批知青发现自己只能暂借茅屋栖身,兵团要求他们:斗志昂扬,动手建房!直到迎来了在西双版纳的第一个春节,大家仍一天没歇,每天上山砍木头,再从几十里外的山上扛着木头走回来盖房子。鲍大年说:“扛木头的肩膀被磨得血肉模糊,只能咬牙忍着。”在高强度的劳动中,鲍大年度过了没有庆祝的生日和春节。大年初一的早上,知青们早早起床,站在毛主席像前,共同高唱《东方红》。

    彼时,全中国年轻人的春节几乎都是在“革命”状态中度过的,贴的春联都是“三十不停战,初一坚持干”。资料记载,在广大农村,“农业学大寨”、移山填海、开沟挖渠、大兴水利、大造梯田是春节的一景。

    不过,在边疆少数民族青年中间,许多过年的传统习俗仍得以保留。一次迎新春之际,在西双版纳山上的爱伲人寨子里,鲍大年目睹了年轻的猎手们围猎野猪,整个寨子集体平均分肉的情景。“在年轻的爱伲人看来,节日就是节日,怎么能不喝酒吃肉?怎么能不唱歌跳舞?”热情的老乡邀请鲍大年一起分享猪肉,还奉上了自己酿的甘蔗渣酒。

    即便在“节日革命化”的大风气下,也仍有一项“节日娱乐活动”深受从城市到边疆所有青年的喜爱,那就是“露天电影”。

    鲍大年有个小他好几岁的弟弟,叫鲍大成。大年奔赴云南的时候,大成还是一名红卫兵。大成给哥哥写信,聊的最多的除了“革命形势”,就是电影了。每逢节日,在北京的工厂、学校、机关部队里,露天电影的放映都是“保留节目”。姑娘小伙,男女老少,早早就拎着小板凳在放映场占位等候。

    “看的是什么,现在都记不清了,大家就是喜欢那种热闹劲儿。”鲍大成说。他用一段顺口溜概括当时的电影:“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又哭又笑,中国电影新闻简报,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

    在遥远的西双版纳,鲍大年看的电影与弟弟并无差别。“电影翻来覆去就是那几部,但是一到过节就会放,而且年轻人赶几十里路都要来看。”鲍大年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娱乐少”,更重要的原因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露天电影场相聚,往往成了姑娘小伙眉目传情的好机会。

    转折年代的春节:追求开放渴望美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让这一年成为中国的转折之年。对美和快乐的追求,也在节日的故事里留下了印记。就在这年,鲍大年、鲍大成兄弟,都考上了大学。

    大学校园里的节日氛围,让鲍大年如沐春风。那正是“文学热、美学潮”兴盛的年代,端午有诗会,中秋有舞会,迎新春有文艺晚会,甚至还有内部电影。大家不仅可以看到一度被禁的《阿诗玛》《桃花扇》《李双双》等国产电影,还可以看到来自国外和香港的故事片。

    曾经的“靡靡之音”也成了节日的伴奏。

    初入象牙塔的鲍大成发现,不论院系、专业如何,同学间的新年问候也常与流行音乐有关。“买没买邓丽君新出的带子?”“刘文正的新歌你听了没?”“过年都去我家玩儿吧,我刚置了一个架子鼓。”

    鲍大成回忆,年后过完寒假回校,校园里很多同学手上多了一个大砖头般的盒式录音机,一边放着邓丽君的歌,一边昂首挺胸走在校园里,“自我感觉极为良好”。

    不过社会风气的开化,却是循序渐进的。

    没考上大学的鲍勤,进入北京一家无线电器材厂当工人。鲍勤回忆,春节期间,去什刹海滑冰是许多年轻人最喜欢的娱乐活动。1979年春节,鲍勤和女伴一起滑冰时,一对外国人夫妇和她们搭话。女伴略懂英语,连蒙带猜地明白了老外的意思,原来是夸她们滑得好。老外走后,几个社区大妈却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警惕而义正辞严地质问鲍勤和女伴:“你们和外国人说了什么?!”

    回想起这桩往事,鲍勤至今仍觉得哭笑不得:“那时候外国人少,哪像现在似的满大街都是。好多老百姓的思维还没转过来,觉得和资本主义国家老外说话,就有当叛徒的嫌疑。”

    上世纪80年代穿衣打扮的变化,也在鲍勤的老相册里留下了“新潮”的印记。“春晚上李谷一、刘晓庆同款的衣服,我们好多女同志都模仿。”鲍勤说。1983年,中央电视台举办了第一届春晚,堪称中国电视节目的一个里程碑。从此,观看央视春晚成为老百姓欢度春节的一个重要形式。春晚上主持人、演员的服饰,也往往成为当年的流行风向标。

    与此同时,曾风行一时的暖瓶、脸盆、枕巾等春节礼物,不再受年轻人青睐,明信片、贺年片、挂历等“文化范儿”的礼物逐渐走俏。

    物资由简转丰的节点上,“购物”再次成了当时年轻人过节最大的兴奋点之一,和今天青年过“双十一”、“双十二”的热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很多老北京至今记得:1980年,各大商场从外地组织的一批电镀桌椅、简易沙发、搪瓷盆陆续投放节日市场,柜台前的队伍排了上百米;1981年,尼龙绸夹克供不应求,还有人利用反复排队和托人代买等手段套购;1984年,14英寸彩电节日供应量比上年增长42倍;1985年除夕前,北京多家商场向个人预售进口相机,每人限购一架,半年内付货,牌号有柯尼卡、亚西卡两种;1987年,羽绒服受宠、裘皮帽走俏……

    伴着“洋节”长大的“独一代”、“双二代”

    上世纪90年代,被今天的人们称为“遍地是机会”的年代。鲍大年做过工程师,发明了多项国家专利,还开过造纸厂,但始终没赚到大钱;鲍大成在国家智库做过研究员,参与经营过律师事务所,甚至还“下海”开发过一款芥末酱推向市场,可惜销量平平。鲍家兄弟俩身边,也有不少同学发小,成为“出国梦”的首批弄潮儿。

    “洋节”逐步走入中国,也正源于那时。1994年12月下旬,鲍大年人生中第一次收到了圣诞节贺卡,寄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他的一位好友,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去美国继续深造,并打算把妻女都接到美国。“西方的节日,那时候听起来很洋气,好像意味着生活的另一种可能。而现在,很多当初出国的人的都后悔了。”鲍大年说,“异国他乡过春节,滋味终归不好受啊。”

    随着日子逐渐变好,鲍家姐弟也先后成家立业,并有了下一代,这是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为了给独生宝贝们创造最好的生活条件,父母们竭尽所能寻找机会。

    鲍之陶是鲍家老幺大成的儿子,却是鲍家的长孙。生于1984年的他从小就是全家的宝贝,节日对于年少时的他而言,意味着“收礼物”。每年春节,除了家中亲戚给的压岁钱,父母的好友来家里做客,也总会给鲍之陶买各种玩具、衣服、零食。鲍之陶坦言:“高兴劲儿就那么一阵儿,很快就过去了。可能是因为不缺,所以也不那么渴望,礼物带来的幸福感就不那么高。”

    鲍勤的女儿苏楠、鲍大年的女儿鲍林熙,对过年的感受也大抵相似。对于不缺吃穿的独生子女而言,过年与其他日子的差别,或许就在于放烟花爆竹时的热闹了。“小孩子和年轻人都喜欢热闹又梦幻的东西。焰火很美、很童话,我觉得是节日不能缺少的。”苏楠说,“后来城市普遍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了。我理解这是为了安全,但这也让本来就很淡的年味儿更淡了。”

    当年轻人对节日的要求不再是“满足物质渴望”,而是“热闹、好玩”时,他们的心逐渐被热闹的西洋节日“占领”了。

    苏楠上中学的时候,每年圣诞节全班都要举办集体活动。“过春节或者其他传统节日,都要被父母拴着,和他们一起过节。但是爸妈不过圣诞啊,圣诞节在中国就是年轻人的节,我们想怎么玩都行。”

    如今的苏楠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大儿子是00后,7岁;小女儿是10后,2岁。每年万圣节,苏楠都会给孩子买来南瓜灯和各种鬼怪道具,陪孩子玩游戏。万圣节这天,孩子们在学校和幼儿园里甚至可以追着老师要糖吃,然后嚷嚷着“不给糖就捣蛋”。在苏楠一双儿女的眼里,万圣节是世界上最好玩的节日,没有之一。

    随着“单独两孩”政策的施行,“独一代”的父母往往可以拥有“双二代”的儿女。有人担忧,“独一代”对传统节日都缺乏感情,又如何能让传统在娃娃身上延续呢?“不是我崇洋媚外。”苏楠辩解,“你觉得中国的传统节日,有 ‘好玩’的吗?谁不喜欢 ‘好玩’呢?”

    黯淡的不只节日本身。春节联欢晚会,这道从上世纪80年代沿袭至今的“春节正餐”,早已变成了不少年轻人的“点心”,甚至直接被他们从“春节菜单”中删除。每年过年,如果不是为了迁就“寿星爸爸”鲍大年,鲍林熙一点不喜欢看春晚,“小品相声隔靴搔痒,歌曲舞蹈扭捏作态,没意思”。

    移动互联网时代,鲍林熙宁愿把花在看春晚上的时间用于在微信上抢红包、和朋友拜年聊天。而在鲍大年看来,“20多年习惯了,不看春晚,过年就不完整呀”。

    鲍之陶也是一个不爱看春晚的男生。印象里,长大后的他唯一一次认真完整地看完央视春晚,还是5年前的除夕——那时在新西兰留学的他想家想得要命,情不自禁地在网上看了春晚直播。“虽然网速不快,画面很卡,虽然我很快就忘了节目内容,可我还是看得泪流满面。”鲍之陶说。

    在那一瞬间,鲍之陶理解了父辈对于春节、乃至春晚的执着感情。“不管时代怎么变,不管走到天涯海角,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离不开春节。”

    而鲍大年甚至觉得,尽管如今对传统节日感情深厚的年轻人少了,但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越来越强大,很多遗失的东西,我们还会慢慢捡回来的”。

    在鲍大年的“羊年新春时间表”里,他的足迹将踏上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8个欧洲国家。“听说在国外,尤其是在 ‘中国城’, 年味一样足,我想去看看。估计老外对春节也好奇,就跟咱们觉得洋节新鲜一个道理。”

“大年”一家人的春节记忆
过年新变化折射时代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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