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我的眼

    在天津的心目影院，没有爆米花、可乐，没有舒适的沙发，甚至也没有银幕和放映机。多数时候，影片是通过投影仪打在一面小小的幕布上。

    而有时，这个影院，只有一台旧电视机。

    影院的发起人、天津市和平区文化宫副主任郑伟所做的事情，就是对一群盲人，用一张嘴巴把片子的内容重新“画”出来。他要对着黑暗描绘光明。

    从定位来看，心目影院面对的正是电影工业自默片诞生以来最不可能的观众群——视力障碍者。

    过去7年多来，和平文化宫一直试图提供“无障碍的电影”，平均每月放映一部。有些观众会在影片开场前一两个小时到场。有人会穿上节日里才会拿出来的干净、喜庆、鲜亮衣裳，头发也梳得特别“板正”，即使在炎热的夏季，依然坚持穿上长裤。

    郑伟还记得，2007年9月心目影院开张那天，有盲人问郑伟：“今天咱们发嘛呀？”——他们以为是什么助残的特殊日子，要发点什么“慰问品”。

    具有相声演员般幽默感的郑伟回答：“今天咱们发文化。”

    “文化是嘛？”

    他卖了个关子：“一会儿您就知道了。”

    如今，观众对郑伟再也熟悉不过。对他们来说，“老郑”是电影对白之外、黑暗里的那个带着天津口音的旁白，一个始终没有变过的声音。他们并不知道，郑伟身上其实也有了变化，比如，他的鬓角变白了，他今年51岁。

    王伟力为天津的心目影院试讲了第一部电影，选了日本影片《导盲犬小Q》。这并非有意为之，心目影院迄今为止放过80多部电影，题材五花八门，但是，他们不会刻意选择与盲人生活相关的电影，他们希望帮助盲人了解和参与更广阔的世界。

    第一场的观众有四五十人。没有领到慰问品的观众非常开心，电影结束了，他们还迟迟不愿离去。

    盲人之间口口相传，观众越来越多。上座率最高的时候，150个座位的礼堂里来了320人。迄今为止，总共有两万多人次光临了心目影院。年纪最大的80多岁，最小的二十几岁，最远的来自天津郊区。

    为了“看”上一部电影，很多盲人要很早出门，带着盲杖，乘坐各种交通工具来到天津市中心的和平文化宫。

    郑伟自己讲的第一部电影是贺岁片《甲方乙方》。明星葛优在片中那句“那不成啊，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的经典台词，逗得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但在台词之外的部分，这部电影此次放映的成败都由他的旁白决定。只要电影对白一停止，郑伟就必须马上抓住空隙，描述人物的表情、动作，以及环境的变化。他认为，说得越详细，他们才能越接近“看到”电影，“咱的语言代替他的眼睛”。

    这要求他看到比普通电影观众更多的东西。他必须提前预习五六遍电影，查找影评和其他人的观影感受，按照分镜头写出讲解提纲，跟老师备课一样。

    眼下，他打算讲娄烨的新作《推拿》，但他说，得事先向干按摩的盲人朋友们请教，明白那些穴位才敢讲，否则容易露怯。

    旁白中，他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是“镜头一转”。“镜头一转”，屋子里有几个人，如果穿着棉衣，他要提醒观众这一点，证明是冬天。“镜头一转”，是电影人物在雪地里穿着布鞋，他也不能漏掉这个细节，因为这没准是导演的潜台词——“这家人挺苦的”。

    张艺谋和巩俐合作的《归来》刚出字幕，他就告诉观众，片名是“黑底蓝字”的。《焦裕禄》开场时，他说得也很细——兰考县的人民举着白帆，打着白色横幅，上面用黑字写着“英雄，永垂不朽”。他并不忌讳描述颜色的词语。

    交了一大帮盲人朋友之后，郑伟开始相信，他们是能够感知色彩的。红旗对他们来说也许是一团温暖的火，白色则是雪地。

    有一次组织活动结束，他张罗大伙儿吃饭。饭后，一位盲人朋友对他说：“你一口菜没吃。”他忍不住“啊”了一声，问对方怎么知道。这位朋友告诉他，他连消毒碗筷的包装都没撕开过。

    他曾经回避那些跟眼睛有关的影片。法国经典战争喜剧片《虎口脱险》，他“备过课”，但其一个笑料是，一个人物要开炮打飞机，但怎么也瞄不准，因为此人是“斗鸡眼”。郑伟犹豫了很久，放弃了。

    后来，和平文化宫开了一个“心目书吧”，要给盲人添置有声读物，一位盲人大爷告诉他，自己特别特别希望听到当今世界上治疗眼疾的最新知识，前几天广播里就说了，国外有种新技术，没准让他们在有生之年能够见到光明。郑伟才意识到，原来他们并不忌讳谈到“眼睛”。

    在选片上，心目影院倾向于选择故事情节流畅而动作较慢的。令他们感到遗憾的是，那些视觉冲击激烈的动作片，比如成龙的武打电影，实在没法讲——动作变换太快，而且笑料都在动作里。科幻大片《阿凡达》火爆上映的时候，他们很想要讲，但备课时发现太难了，用语言去形容那完全不存在的人物和世界实在是巨大挑战。

    这里也无法放映好莱坞原声电影，原因显而易见：电影里人物在讲英语，旁白再给念字幕，观众就会听晕。

    郑伟还有一个选片原则，要“干净”。频频出现“国骂”，带有“你瞎啊”这类脏话，或者有意拿残疾人找乐的电影作品，他一律不讲。渲染床戏的，他也讲不出口。

    他们讲过《秋菊打官司》、《周恩来的四个昼夜》、《1942》、《泰囧》和《非诚勿扰》，有“主旋律”，有票房冠军，也有小众的文艺片。他发现盲人观众特别宽容，没听到谁批评电影“太烂”，每次他们都一个劲儿说好。

    放《唐山大地震》的时候，一个可能经历过地震的老太太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这次活动被报道后，有人在网上质疑他们造假，说盲人“不会流眼泪”。郑伟特地去问了那位阿姨，得知她只是视网膜出了问题，泪腺没坏。

    这些年来，心目影院迎来的不只是赞美。有人质疑，既然盲人看不见了，你还非给讲电影，这不是刺激他们吗？郑伟对此有点生气。他说：“一个人如果腿部有了残疾，就只能放弃活动了吗？那要假肢厂干什么呢？”

    他不但讲电影，还“直播”过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国庆60周年阅兵式。北京奥运会2008年8月8日晚8点开幕，有人下午5点左右就到了，当时郑伟和同事们还没下班。他们连晚饭都没吃，带着他们看电视，从新闻讲起，一直讲到开幕式结束。

    他们事先自己做了一个五环，让盲人轮流摸一摸，便于大家感知五环的样子。郑伟提早就储备了大量奥运会的知识。但开幕式的内容是保密的，不能预习，难免有讲错的时候。讲错了，他就开玩笑说：“这就怨张艺谋，事先没告诉我啊！”

    那天来了50多位盲人，最远的家在十几公里以外，“直播”到了凌晨两点。除了一部分观众由文化宫派大车送走之外，住得较偏的观众都是郑伟和同事们开着私家车挨个送回家的，送完之后已是凌晨4点。

    盲人的交通是郑伟最发愁的问题。志愿者们要提前到附近的几个公交车站迎候盲人，观影过程中，要扶他们找座位、去卫生间。

    培训志愿者时，郑伟让其中一组戴上眼罩扮成盲人，体会黑暗中的感受。“你如果不能亲身体验盲人的感受，又怎能贴心地为盲人服务？”另一组学习搀扶。有时他自己戴上眼罩，检验他们的搀扶方式。搀扶盲人不是像搀扶家里的老人那样，不能用胳膊“带”对方，否则会使对方失去平衡，应该让盲人用手轻轻担在自己身上。找座位时要说“面向我，椅子在您右后方”，而不是“这边”或“那边”。

    他告诉志愿者，称谓上也需要注意，跟“残疾人”对应的，不是“正常人”，而是“健全人”，因为残疾人不是“不正常”。

    他自己也是逐渐摸索出来的。开始时，他搀扶一位盲人到卫生间，这位盲人先用双手定位小便器的位置，脚下一滑，慌乱中又用手抓住他的胳膊，意识到自己手还没洗，赶紧道歉。他立即安慰对方：“没事的，咱们是哥们！哪这么多事？”

    他们总在电影里讲起大海，但这些观众没一个去过真正的大海。2014年夏天，郑伟和同事们带着50个“老影迷”去了一趟南戴河，要让他们去“听海”。他们脱了鞋，踩在沙滩上，还有人捞起海水，尝尝海水：“真是咸的！”

    郑伟原本设想要在南戴河的沙滩上为盲人办一次篝火晚会，还想放几盏孔明灯，但因为当地无法点火而作罢。没有篝火的晚会最终还是顺利举行了，郑伟为大家献唱了《爱你一万年》。

    在海边，他还是没有忘记直播。凌晨5点半，他决定为大家直播一场日出。他告诉他们，天上有一点云彩，很远的海平面上出来一个红的皮球，“突然变大了，突然弹了出来，像是被谁一脚踹出来一样”。

    这些盲人朋友心中的太阳也被点燃了。从南戴河回来后，一个60多岁的大爷对他说，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自己想站在西湖闻一闻那里的空气。郑伟感到为难，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圆这个梦，但他很高兴。他说，这说明7年多来，观众对文化的需求提高了，眼界高了，“敢想了”。

    这些年来，他和同事带着盲人去北京摸过巴黎卢浮宫艺术品的复制品，在航天博物馆里接触过飞船模型，办过电脑培训班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讲座。在心目影院迄今收到的唯一一笔赞助的支持下，郑伟和他的同事还办了一次天津市盲人艺术节，特地到当地有名的中国大戏院租了场地。他觉得一定要在最好的场地展示盲人朋友的才艺，让他们感觉到，大家是平等的。

    和平文化宫文艺部主任王迎对记者说，他起初做志愿者，觉得自己是在帮助这些人。时间久了越来越体会到，盲人朋友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也帮助了自己。

    三伏天，心目影院计划停放一次电影，盲人朋友们不乐意了：“我们不怕中暑！”还有一回，一位记者到心目影院采访，问有什么不足，结果观众开始“护犊子”了，去跟郑伟说：“馆长，他们说你坏话！” 

    王迎和同事们经常送演出到基层。他问过郑伟，为盲人演出要不要穿演出服？郑伟说：“一定要穿，虽然他们眼睛看不见，但他们心是看得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