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碧华的离世引来众多人们的哀思——与他素昧平生的律师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他的告别会,听过他讲课的高校师生自发为他制作悼念短片,因他得以立案、维权的上访户拖家带口地出现在他的追思会现场。
人们对他的追思,不是因为他生前所处的领导岗位,而完全是出于对这个“人”的尊重和敬仰。数千人来到殡仪馆,向他的遗体告别。
2014年12月10日,在去往一个司法改革座谈会会场的途中,时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邹碧华突发心脏病离世,年仅47岁。
这一时间节点,本应是他最“辉煌”的时刻——全国范围内率先启动的上海市司法改革进入“深改”阶段,即将出现在他面前的,是根据他绘制的司改蓝本所呈现的“司法进步”。熟悉他的人,不止一个、不止一次地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是一个为了理想可以通宵达旦不停工作的人。他的理想,就是通过努力,换取哪怕只是一丁点儿的“司法进步”。
“这个人什么都懂”
妻子唐海琳一直记得,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在中央对深化司法改革作出重要部署后,邹碧华那股兴奋劲儿。
最高兴的两次,是邹碧华被评上上海市十大杰出青年和十大优秀中青年法学家。唐海琳回忆,那两次,这个长着娃娃脸的法官在家里“炫耀”,“完全是个阳光大男孩的样子”。
上海是司法改革最先启动的省份,可以说,上海的司改怎么改,对于全国司改怎么改,起着至关重要的带头作用。在上海市高院,刚刚走马上任副院长不久的邹碧华,分管司法改革工作。
这个年轻的法官,在法律界,以“爱说真话、对事不对人”闻名,这样的人,从事可能触动一部分人利益的司改推进工作,再合适不过。而且,他精力旺盛,对司法工作饱含热情。
俞秋玮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与邹碧华搭档3年。最开始时,她只把邹当成是民商事案件中的专家,但真正接触以后,她发现,“这个人什么都懂”。他有一大堆管理类的书籍,去高校给学生讲课时还能讲心理学。
但在另一些同事眼中,邹碧华所掌握的,又是除民商法、心理学、管理学以外的一大堆其他知识。
上海高院刑二庭原庭长徐立明过去觉得,邹碧华不懂刑事案件的审判,但有一天,邹碧华突然找到他要跟他“对话”,把他惊呆了,“邹碧华说他把许多国内刑诉专家的专著都看了一遍,说现在可以和我们(刑庭法官)对话了”。
这股子“愣劲儿”,让刑庭老江湖徐立明颇为不解,“你不就是分管刑庭工作嘛,主要精力还有司改,何必那么认真”。出乎老徐预料的事儿还在后头,邹碧华书看完了,还把刑庭以往的调研、判例、案件总结分析要去,又统统看了一遍。
年轻同事陆伟看到的,则是一个“超人”邹碧华。“我们去(北京)西单逛书城,他捧了一堆书和很多毛笔、砚台、宣纸回去,他还练毛笔字”。当时,邹碧华正在中央党校学习,闲暇之余练习毛笔字。陆伟后来知道,他除了练字,每周还要抽两天晚上从党校坐地铁到培训机构学日语。原因是,日本法学专家送了他几本专著,他看不懂,想学了日语再“好好看”。
在妻子唐海琳眼中,邹碧华一直是个“大男孩”——歌唱得很好,中外歌曲、新歌、老歌都会唱,还会用吉他边弹边唱;爱看电影,尤其是与法庭相关的电影,一场不落;喜欢摄影;喜欢运动,只要有时间就会戴着耳机、换上运动装出门锻炼。
“精力旺盛”是大家对他一致的评价。但“旺盛”的背后,是常年的睡眠不足。他的司机李小马告诉记者,有一次,他凌晨3点左右送邹回家,早上6点40左右又去接他上班。
不回避最得罪人的“法官员额制”
司法改革,恰恰需要像邹碧华这样“精力旺盛”的理想主义者。他在2013年被任命为上海市高院司法改革办公室主任,“操刀”司改方案的具体制定。
2014年7月,上海公布了最新一轮的司法改革试点“简要方案”,具体实施细则由4家试点法院制定。这一司改方案,在上海乃至全国法律界引起巨大震动。这是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要求以来,首个公布的地方具体方案。直到现在,上海的司改方案,仍是走在全国各个试点省份最前列的。
方案中的最大亮点即是“人员分类管理改革”——也被叫做“法官、检察官员额制”,这一改革要求将法官员额缩减至法院员工编制总数的33%,52%的人将成为司法辅助人员,15%的人将成为行政管理人员。
这是一项即将触动一大批现任法官利益的重大制度调整。过去法院系统长期存在着一定的“人员混同”的情况。上海市3697名已具有法官身份的人员中,除了一线办案的法官外,还有一批在行政综合和非办案一线岗位工作的“法官”,后者大约占到法官总数的15%左右。
对于谁能进入33%的员额问题,舆论争议广泛。很多人担心,一些在一线辛苦办案的青年助理审判员,可能会因为资历不深、行政级别不够,而被挡在员额大门之外,这33%的员额,会不会成为行政级别相对较高的审判员的“专属俱乐部”?
这种争论,其实早在方案制定过程中,就在司改办内部争论过一遍了。上海市高院司改办副主任、与邹碧华一起工作过的顾全告诉记者,邹当时的态度是“决不搞一刀切”。
“有一种观点认为,可以把所有审判员都留在33%之内,多出来的名额,再让助理审判员去竞争。”这种观点最大的理由是动静最小,“可能是一个最息事宁人的办法”。
但邹碧华坚决不同意。他说,要为未来的司法队伍留出“希望和空间”。后来,他带着司改办团队着手研究“案件质量评查和考试制度”——通过科学的考核、考试,严格择优。这为后来上海法院确定“新老兼顾”的法官入额方案,制定首批法官入额考核、考试办法奠定了基础。
这种做法,并不是邹碧华拍脑袋想出来的“招儿”。前期,他做了大量基础数据测算。顾全说,邹碧华与他探讨最多的,不是司改方案本身,而是基础数据,“把试点法院每一个法官的数据都调出来,考察每一个人最近5年的工作量、工作情况,拿第一手资料逐个审核”。
在上海高院技术处拷贝案件卷宗时,技术处工作人员都惊呆了。邹碧华要把上海一家试点法院所有200多名办案法官办的所有案件卷宗都看一遍。而这些数据,从技术处拷贝出来,就要花上4个小时。
按传统的情况,案件数量计算比较客观,但案件质量的客观评价就是一个难题。案件有难易,他准备通过各类案件采集工作量方面的样本,通过大数据分析,拿出不同案件工作量换算的标准。有一天,邹碧华把顾全叫到办公室,把自己刚刚研究出来的“权重系数”测算方法演示给他看,花了1个多小时。
一件案子,从立案到送达、再到开庭、开多少次庭、每次开庭时间多长,全都在邹的考虑范围内。他甚至和顾全开玩笑说,自己恨不得“把每个法官休庭上厕所的时间”都给算出来,“考虑越细致,就越科学”。就在12月10日,邹碧华去世当天的中午11点30分,他还在发短信向顾全询问“人员数据”的测算情况。
他和一般的“劳模法官”不一样
“法官员额制”的问题,也是上海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姜平与邹碧华讨论最多的话题。有一次,邹碧华跑到姜平办公室,跟他聊了1个多小时。姜平记得,邹反复向他强调青年法官培养的重要性。
助理审判员大多是活跃在办案一线的青年法官,他们年富力强、办案热情饱满,如果员额制新政不够公允,剥夺了这部分人的“法官梦”,或将导致“好法官”后继无人的尴尬状况。
姜平说,在邹碧华的坚持下,经司改办反复讨论、权衡利弊后,以青年法官为代表的助理审判员队伍的权益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维护。试点法院首批人员分类定岗中,经过双向选择、入额考核、考试等程序后,可能就有超过10%的、长期未在一线办案的审判员未能入额,而相当比例的在一线办案的优秀助理审判员经择优遴选入额。
姜平把这一变革称为“根本性的认识制度变革”,它将为审判效率的提高作出巨大贡献。而他眼中的司改重大贡献者邹碧华,与一般的“劳模法官”完全不一样,“他是有现代法律意识的、有人文情怀的、有个性的法官”。
邹碧华演说用的PPT课件,从来不需要别人帮忙制作,总是亲力亲为;邹碧华说话从来不会拐弯抹角,有事说事,没事走人;邹碧华做任何事情都讲求科学的方法,在他眼里,没有什么事是难度大到不能做的,包括公认艰难的司法改革在内。
妻子唐海琳喜欢的,就是他这样的“个性”,“讲真话、很率真,身上有一股子不怕得罪人的勇气”。
在邹碧华曾经工作过的上海市长宁区法院,至今仍保留着这样一段视频——坐在略显局促的会议室里,邹碧华正给一群青年法官演示PPT,说着说着,他就聊到了价值观,“价值观是一直在变的,我的价值观就一直在变。最近刚刚稳定下来,是什么呢?就是要让这个世界,有我的存在时比没我的存在时,肯定要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