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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说法：“天下茶馆在四川，四川茶馆在成都。”——自从蜀中太守李冰天才地修筑都江堰后，成都平原顿成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在宁静的农耕岁月里，四川人的生存便比许多地方更容易。一旦生存容易，人性中那份对悠闲与舒适的追求便潜滋暗长，进而寻求某种形式的表达，这就使四川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茶馆无处不在，密如繁星。于是，泡茶馆便成为四川人最写意最日常的休闲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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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黎明。时值农历岁尾，川西平原深睡在一团又黏又冷的夜雾中。如果说，作为西部重镇的成都，它那纵横交错的街道上，众多的霓虹和路灯使人难以察觉新的一天是如何到来的话，那么在距它仅仅三十公里的这座小镇，隆冬的凌晨是从一座年久失修的老建筑开始的。
这座小镇叫彭镇，属成都市双流县辖地。窄窄的杨柳河从镇中缓缓流过，河的两岸，新旧各异、高低不齐的民居如同巨型补丁，错落在寂静的平原上。仅有的几盏路灯和绝大多数还漆黑一片的楼院，都显露出一种掩饰不住的破败与冷清。独有靠近杨柳河的一座青瓦立料的老房子里，此刻已经人声鼎沸，烟雾袅绕。长方形的老虎灶年代久远，上面坐着几只热气腾腾的水壶。胡乱摆放的色泽黝暗的桌子上，一只只四川人称为盖碗茶的茶碗，正散发出茶叶独有的清香。几十个操当地口音的中老年人，坐在各自的位置上，有的高声聊天，说天气，说收成，说张家的狗李家的猫；有的闭目养神，似乎还没从残存的睡梦中完全清醒；有的用力吸着叶子烟，屋子里弥漫着一股呛人的烟味。
这是一家已经有上百年历史的老茶馆，当地人称为观音阁。据老人们口耳相传，多年以前，彭镇曾遭遇过一场大火，全镇建筑几乎悉数化为焦土，独有这座建筑硕果仅存。人们坚信，那是由于观音菩萨的保佑，是故，人们把这里改造成了一座小型的观音庙。大概从民国初年起，观音庙变身茶馆，并延续至今——当上百载漫漫岁月如同杨柳河水那样静静流过，几代彭镇人就在这片肥沃的平原上，从出生到成长，从成长到衰老，从衰老到死亡。而观音阁老茶馆，既是他们短暂或漫长一生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作为一个彭镇男人，没有到观音阁老茶馆喝过茶的，恐怕比凤毛麟角还罕见。现任茶馆老板李强说，当地老人们已经在这里喝了一辈子茶，有的老人走了，家人在出殡那天还要来给他买碗茶，送上最后一程。
一个太阳苍白无力的下午，当我赶到彭镇观音阁老茶馆时，我的眼前是一座青瓦覆顶的老房子，房前有几棵落尽了叶子的老梧桐，入其室，则地面坑洼，桌椅破旧，墙壁上，“文革”时期留下的红色标语和毛泽东画像，如同历史的胎记，依然清晰可辨。我知道，像观音阁这样的老茶馆，在四川和成都曾经并不鲜见，比如我的老家富顺县赵化镇，至少就有四五家这种风格和面目都大同小异的老茶馆。只不过，在这个急剧变化的数字时代，绝大多数老茶馆已经寿终正寝，渐渐消失殆尽。因而，观音阁老茶馆才像一具历史的活标本那样，吸引了外界关注的目光——当我要了一碗盖碗茶坐在观音阁一角时，我发现，好几个歪戴牛仔帽、斜穿摄影背心的人正捏着单反来来回回地拍个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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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是：“四川茶馆甲天下，成都茶馆甲四川。”茶馆，曾经是成都血脉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泡茶馆，则是成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即使走遍全世界，你也难以找到第二座城市，拥有成都这么多茶馆。一个历史数据表明，早在1919年，华洋杂处的大都市上海只有茶馆164家，成都则有600家；1949年，成都人口只有60万，茶馆却多达656家，平均数百名成都人就拥有一家凌晨开门、半夜打烊的老茶馆。
作家黄裳先生年轻时曾有过蜀中之游，当他从北面的广元入川后，开始惊讶于四川茶馆之多之大：“入川愈深，茶馆也愈来愈多。到成都，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成都有那么多街，几乎每条街都有两三家茶楼，楼里的人总是满满的。大些的茶楼如春熙路上玉带桥边的几家，都可以坐上几百人。开水茶壶飞来飞去，总有几十把，热闹可想。这种弘大的规模，恐怕不是别的地方可比的”；“四川的茶馆，实在是不平凡的地方。普通讲到茶馆，似乎并不觉得怎么稀奇，上海，苏州，北平的中山公园……就都有的。然而这些如果与四川的茶馆相比，总不免有小巫之感。而且茶客的流品也很有区别。”比黄裳要长一辈的成都本土作家李劼人先生，则对民国年间成都茶馆的盛况回忆道： “茶铺……是成都城内的特景。全城不知道有多少，平均下来，一条街总有一家。有大有小，小的多半在铺子上摆二十来张桌子；大的或在门道内，或在庙宇内，或在人家祠堂内，或在什么公所内，桌子总在四十张以上。”
那么，是什么造就了成都茶馆，使得成都茶馆之多之密之深入人心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呢？我以为，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有两个。
首先，四川是中国乃至世界著名的茶叶产地。唐人陆羽被视为我国茶文化研究的鼻祖，他的《茶经》是第一部论茶专著。在《茶经》中，陆羽开篇就写道：“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也就是说，中国是茶的原产地，而中国南方则是茶的发源地。至于这有些模糊的“南方”到底是指哪里？云南？两广？贵州？专家学者们经过周密的考证之后告诉我们：这个产嘉木的“南方”，这个茶的发祥之地“南方”，就是四川。此外，比陆羽还要早上好几百年的汉代文人王褒在《童约》里，留下了世界上关于茶事的最早记载。在这份类似于雇佣协议的应用文里，王褒规定他的家童必须完成的工作包括“烹茶尽具，武阳买茶”。
四川茶叶最辉煌的时代是唐代和宋代。鼎盛时期，川茶的年产量高达一千五百万斤，高居全国榜首。大量川茶的生产和外销，曾经是巴蜀之地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从唐代开始，政府把茶叶生产和销售纳入了国家财源的重要补充渠道，建立了榷茶制度，也就是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卖。宋代，茶叶的生产比唐代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当时，四川各地共有二十个州、军（宋代的地市一级政府）生产茶叶，其中成都府的产量居全国之首。北宋彭州知州吕陶给朝廷的一份奏章中说：茶园户人多者，年可以出产三五万斤，少者一二百斤。
得天独厚的茶叶产地，仅仅是茶馆遍及成都的第一步。更重要的一步则和都江堰息息相关。成都平原原本地势低洼，洪涝时有发生，人民常有化为鱼鳖之患。幸运者乃是，自从蜀守李冰天才地修筑了“低淘滩，深作堰”的都江堰后，成都平原从此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风调雨顺，物阜民丰，成都人的生存便比许多地方都更容易。生存一旦变得更容易，人性中那份对悠闲和舒适的追求便潜滋暗长，进而寻求某种形式的表达。因而，宁静的农耕岁月里，在四川，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茶馆无处不在，密如河汉，泡茶馆便成为成都人最写意最日常的休闲方式。这种过分的闲适和写意，甚至引来一些侧目，比如那句“少不入川，老不出川”的俗谚，便表明成都是一个温柔之乡，容易让年轻人失去斗志。一首《竹枝词》更煞有介事地警告说：“锦官城东多水楼，蜀姬酒浓消客愁，醉来忘却家山道，劝群莫作锦城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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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不论是街宽路阔的城区，还是竹树绕舍的村镇，茶馆都是一个有着久远历史的存在。这些茶馆，高、中、低各个档次都有，它们与荡漾着民间呼吸的居民区和威严矜持的政府衙门，以及熙来攘往的商业场所相生共处，就像构成一支交响曲的各个乐章，必须有起承转合才能和谐动听。
新中国成立前，华阳县中兴镇的一家茶馆，柱子上有一副对联，再好不过地道出了茶馆在川人生活中的地位和性质：邂逅相逢，坐片刻不分你我；彳亍而来，品一盏漫话古今。
众所周知，许多公众场所，都有一定的等级限制，相当于没有明文规定却又约定俗成的潜规则：比如五星级宾馆，绝少打工者问津；街头小馆子，也不是大领导出没之地。但茶馆——应该更准确地说是四川的茶馆——却是个例外：同样一座普通的茶馆，大人物可以来，小角色也可以坐，大家相安无事，各喝各的茶，各说各的话，谁也不会引以为意。这一点，黄裳先生也注意到了，他感叹道：“坐在北平中山公园的大槐树下吃茶，总非雅人如钱玄同先生不可罢？我们很难想象短装的朋友坐在精致的藤椅子上品茗。苏州的茶馆呢，里边差不多全是手提鸟笼，头戴瓜皮小帽的茶客，在丰子恺先生的漫画中，就曾经出现过这种人物。总之，他们差不多全是有闲阶级，以茶馆为消闲遣日的所在。四川则不然。在茶馆里可以找到社会上各色的人物。警察与挑夫同座，而隔壁则是西服革履的朋友。大学生借这里做自修室，生意人借这儿做交易所，真是，其为用也，不亦大乎？”
这些大大小小的茶馆，或简朴，或考究，或宽敞，或狭窄，却都无一例外地成为四川人日常出没的重要场所。伴随着茶馆所出现的，则是包括评书、川剧等诸多艺术品种在内的娱乐文化。一直到上个世纪末，在成都下辖区县的一些老茶馆里，仍有冲州撞府的艺人辗转卖艺。他们通过和茶馆分成的方式，艰难地挣得属于自己的稀饭钱。如今已经颇有名气的巴蜀笑星李伯清，当年就是在茶馆里说书从而迈出艺术生涯第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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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何小竹写过一本关于成都茶馆的书，书的名字就叫《成都茶馆》。我还记得，我和何小竹最初的几次见面，其中有至少那么两三次，都是在一座老茶馆里不期而遇。那座老茶馆位于寸土寸金的市中心，在一个叫大慈寺的古老庙宇里。外面是肃穆的红墙和森严的大门，但只要穿过那几间面容严谨的大殿，你就会发现里面别有洞天：春夏时分，头顶上是密密麻麻的葡萄叶，遮住了火辣辣的太阳，下面是石头的方桌，间或还有几棵开着黄色小花的桂树。方桌四面，随意排放着最多只值十块钱一把的竹椅子，屁股刚挪上去，椅子就会吱吱呀呀地唱歌。茶是花茶，全都用流行于四川民间已经几百年的茶碗盛装，送茶的伙计一盏接一盏地甩到桌子上。茶客们就坐在随时可能飘落下一片葡萄叶、一阵蝉鸣声或是一朵鸟粪蛋的园子里，消磨着似乎永远也消磨不完的光阴。
对成都人而言，很多时候，茶馆不仅是休闲之地，更是社交场所。朋友，甚至生意场上的合作伙伴见面，首选一般都是茶馆。成都人似乎特别喜欢茶馆的那种喧哗与热闹——一个例证是，生意越是火爆的茶馆，它的客人往往也越多，而那些冷清的茶馆，生意会更加冷清。
让人有点搞不明白的是，到底是成都的悠闲生活催生了遍地茶馆，还是遍地茶馆催生了成都的悠闲生活？
学者王笛出版过一本通过分析成都的茶馆来剖析成都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的著作，书名就叫《茶馆》。王笛从理论的高度总结道，“当人们走出家庭这样的私人领域，便进入了公共领域。从‘物质’的‘公共领域’这个角度看，茶馆扮演了与欧洲咖啡馆和美国酒吧类似的角色。即使退一步，按照比较严格的哈贝马斯的概念，即把公共领域视为与国家权力对抗的一种社会和政治空间，茶馆仍然不失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公共领域。”
在老一辈茶客那里，作为社交场所或者说公共领域的茶馆，其例证不胜枚举。比如作家何满子就曾回忆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成都文人都有其特定的茶馆以供不时相聚。当时，何满子是一家杂志的编辑，约稿、取稿都和作者相约于茶馆，既省时间又省邮资，顺便还可以和作者有一番面对面的深入交流。一盏清茶，花费十分微薄，真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历史资料表明，民国时期，成都不少茶馆都是行帮社团或袍哥组织的会所，比如安乐寺茶馆是粮油业的，下东大街的闲居茶馆是纱布业的，清和茶楼是丝绸业的，大科甲巷的观澜阁是印刷业的，提督街魏家祠茶社是皮鞋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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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既然是成都人最重要的社交场所，那就相当于生活为芸芸众生搭建了一座舞台，粉墨登场的便是形形色色的茶客，他们在老茶馆热气腾腾的茶水与袅袅上升的烟雾之间，演出了一幕幕人间喜剧。
这其中，喊茶钱和吃讲茶颇值一说。
先说喊茶钱。四川作家沙汀先生的名篇《在其香居茶馆里》对此有精彩的描写，虽说是小说家言，却像白描一样真实得入木三分：“新老爷一露面……茶馆里响起一片零乱的呼唤声。有照旧坐在座位上向堂倌叫喊的，有站起来叫喊的，有的一面挥着钞票一面叫喊，但是都把声音提得很高很高，深恐新老爷听不见。”“其间一个茶客，甚至于怒气冲冲地吼道：‘不准乱收钱啦！嗨，这个龟儿子听到没有？……’于是立刻跑去塞一张钞票在堂倌手里。”
当某个知名人物或是有地位有身份的茶客光临茶馆，一个必然出现的场景就是众多茶客都争着替他开茶钱，但哪怕有一百个人高喊“收我的、收我的”，茶博士也只能收一份茶钱。因而，收谁的不收谁的，茶博士心里十分清楚，一则，他们大多是些善于察颜观色、深谙人情世故的人精儿；二则，他们对这些天天上门的老茶客早就知根知底。
在旧时的老茶馆里，最重要的角色不是老板，而是茶博士。他们既有对人情世故的精准把握，同时几乎都有一手类似于耍杂技般的冲茶手艺。老成都车辐先生就曾经讲述过一个绰号叫周麻子的茶博士的掌故。周麻子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成都东城根一家叫锦春楼的茶馆的茶博士，这家茶馆在当时有极大的知名度，冯玉祥、胡愈之、巴金等闻人要客都曾光顾过。锦春茶楼与众不同之处是它有三个轰动一时的绝活，其中第一个绝活就是周麻子的茶技：客人甫一落座点罢茶，只见周麻子右手提一把亮锃锃的紫铜茶壶，左手卡着一大摞黄铜茶船和白瓷茶碗茶盖，含笑趋身上前；茶客只听得“哗啦”一声响，一二十只黄铜茶船已经飞快地旋至各人面前；正当茶客惊异不已时，一阵“嚓嚓”声中伴着一道道白光闪过，一二十只茶碗准确地飞入茶船；茶客还没回过神来，周麻子手里那把看不出年月的紫铜茶壶缓缓一点，滚烫的开水就从茶客的脑后、肩头、耳边刷刷射出，如一道悠长的银线，从两米开外准确无误地注入茶碗，且不会有一星半点洒到茶碗之外；末了，周麻子收起茶壶趋前一步，用小指拇把散在桌上的茶盖往上轻轻一挑，只听“当当”几声，一二十只茶盖就纷纷跳起来，严丝合缝地盖在茶碗上——这种身怀绝技的茶博士，如今茶楼里长相靓丽的女服务员们是无论如何也比不上的了。
再说吃讲茶。这一点，一位老成都回忆说，“到安澜吃茶的顾客大多是本街上担二分公事的有脸面的人物，因此它经常成为街坊上的议事场所。街坊邻里间有什么纠纷，总爱说，走，到安澜讲理去。遂由双方当事人出面，约请一位街坊上的头面人物担任仲裁，等茶博士把茶叶一泡起，双方当事人就分别陈述事情经过，然后由仲裁人评判是非曲直。如果哪家理亏，茶钱就由哪家开了。正所谓：一只桌子四只脚，说得脱来走得脱。”
小说家李劼人的描述更为生动有趣：“假使你与人有了口角是非，必要分个曲直，争个面子，而又不喜欢打官司，或是作为打官司的初步，那你尽可邀约些人，自然如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你的对方自然也一样的……相约到茶铺来。如其有一方势力大点，一方势力弱点，这理很好评，也很好解决，大家声势汹汹地吵一阵，由所谓中间人两面敷衍一阵，再把势弱的一方说一阵，就算他们理输了，也用不着赔礼道歉，只将两方几桌或几十桌的茶钱一并开销了事。如其两方势均力敌，而都不愿认输，则中间人便也不说话，让他们吵，吵到不能下台，让他们打，打的武器，先之以茶碗，继之以板凳，必待见了血，必待惊动了街坊怕打出人命，受拖累，而后街役啦，总爷啦，保正啦，才跑了来，才恨住吃亏的一方，先赔茶铺损失。这于是堂倌便忙了，架在楼上的破板凳，也赶快偷搬下来了，藏在柜房桶里的陈年破茶碗，也赶快偷拿出来了，如数照赔。所以差不多的茶铺，很高兴常有人来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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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场所之外，成都茶馆也是不少人的工作场所。尽管茶馆的近亲——比如咖啡馆——在成都也渐有燎原之势，提着笔记本到咖啡馆工作的人也越来越多，但到茶馆工作的人并没有减少的势头。于我，我的许多文章都是在茶馆里完成的。因此，成都本土或从成都走出去的文化人，他们的著作，几乎无一例外地会写到给他们的生活打下深重烙印的茶馆，从李劼人到巴金，从沙汀到流沙河，概莫能外。同时，茶馆也是不少人群——尤其是文化人群——定期聚会交流的类似于沙龙的首选之地。大约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以流沙河先生为核心的一群文化人，就有定期假座大慈寺喝茶交流的传统。我虽未能躬逢其盛，但从参加过茶聚的一些先生的随笔里，也能窥见一斑。如前所述，在大慈寺这座唐代遗留下来的著名寺庙里，曾经有两进院落是茶园，里面树影婆娑，竹制的椅子吱吱作响，文化人们围坐院子里，头顶上是密集的树枝和葡萄藤，间或有一两声标点符号般落在谈话里的鸟语。茶香水热，正话闲话，随时可来，随时可去，真正散漫到底的自由主义。在这种亲切的气氛里，流沙河先生常为茶聚的文化人指点诗文，那种写意和闲适，恐怕是大多数城市都不具备的。
必须承认的是，随着时代变迁，像彭镇观音阁那样的老茶馆已经日益稀少，只有在一些偏僻的乡镇，还硕果仅存地保留了那么一两家，好像是为了让年轻一代通过这些活标本，走近并想象与他们隔了光阴之河的另一种生活。
在成都，茶馆的数量仍然在继续增加，几年前的一个统计说，仅成都三环路之内，茶馆已有数千家之多。这些大多称作茶楼、茶府、会所的地方，它们的本质和观音阁老茶馆其实是一样的：它们都是供我们这些在尘世中行走的倦客停下来小憩片刻的驿站、码头。人们爱说成都是休闲之都，我以为，这其中，茶馆功不可没。设若成都没了茶馆，便如同北京没了皇城，三亚没了阳光，漓江没了水，它们都将不复是原来的自己。
作为一个资深茶客，数年前，我曾在一篇关于成都的随笔里深有感慨地说：“在家里泡一壶茶，那叫解渴；到茶馆要一杯茶，那才叫生活。成都人在说到茶馆时，爱用一个词，叫作泡茶馆。一杯茶，坐上那么几个时辰，这就叫泡，否则只是牛饮。从某种意义上讲，茶馆和生活都像美女，都是用来泡的。”
如果要问茶馆对成都人有何影响的话，我以为，神经般遍布全城的茶馆，使这座城市的人健谈、风趣、和善、好打交道，同时也带有程度不同的狡黠和浮夸。当然，更本质的可能是：这种缓慢的节奏，使他们对生活总是抱有常人难以理解的通达和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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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的阳光短暂而珍贵，它带着若有若无的热气，穿过古旧的门窗，落在了观音阁老茶馆略显潮湿的地面。一只花猫在阳光下打盹，几个打牌的老人突然为一手牌争执起来。坐在这样的老茶馆里，我顺理成章地想起乡贤李劼人对他那个时代的老茶馆的描述：“茶铺都不很干净，不大的黑油面红油脚的高桌子，大都有一层垢腻，桌栓上全是抱膝人踏上去的污泥，坐的是窄而轻的高脚板凳，地上千层泥高高低低，头上梁桁间，免不了既有灰尘，又有蛛网。茶碗呢，一百个之中，或许有十个是完整的，其余都是千疤万补的碎瓷。”
这样的联想让我惊讶而欣喜。
因为，尽管时光已经过去了大半个世纪，但观音阁老茶馆仍然是李先生笔下的景象——简陋，破败，逼仄，却充满人世间的温情和感动：那黎明时分便已呼呼作响的老水壶和热气腾腾的盖碗茶，使得茶馆外严冬的肃杀与阴冷不再咄咄逼人。当清晨的太阳斜斜地踱进这座饱经风霜的老建筑，十来个老人泡在盆地难得的好阳光里，一些交头接耳，一些闭目养神，一些无声无息地玩纸牌。那一份宁静与淡然，使人心底一瞬间涌上一种莫名的感动：如果生活让我们含辛茹苦，那么，老茶馆，它让我们有机会坐下来，静静地抚平所有的伤口；在一碗盖碗茶的清香里，我们能从最平淡最坚硬的日子里挖掘出生活的幸福与柔软。
聂作平/文 冉玉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