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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创业，于曙光感觉轻松多了。
这个32岁的小伙子至今仍记得，2007年第一次创业时，光一个备案，就折腾了一个多月。
这一次，于曙光把创业地点选在了时下最热门的地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去年年底，他和合伙人决定把新项目落户上海。于是，一个叫“PP投行”的新型互联网金融项目在自贸区安稳落地。
让他意外的是，这一次，公司完成备案，前后只花了不到一周，“工商注册、财务审批等，都是一站式服务，只要去一个地方，就能全部搞定，流程也简单多了”。
在上海自贸区，于曙光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创业红利，而这里最大的便利，是将审批制改为备案制，使跨境投资更为便捷。
让自贸区这项政策落地生根的，源于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一项授权决定。
2014年12月28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在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及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
3部法律的暂时调整，被视为立法工作的一个创举，不仅为国务院在上海等四地自贸区暂时调整行政审批事项提供了依据，扫除了法律障碍，也消除了违法行政的可能性。
今天，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阚珂表示，改革要坚持立法先行，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改革举措涉及法律立改废的，要及时启动立法程序，需要先行先试的，要按照法律程序作出授权。
改革要上路，立法先铺路，成为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个鲜明的法治思路。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孙宪忠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授权，使外商投资管理体制等重大改革有法可依、于法有据，各项试点工作可以在法律法规框架下开展，体现了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开放的要求。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室主任梁鹰评价，2014年的各项改革都是在法治框架内推进的。“回顾现代化历史，不少国家在崛起过程中，都是通过立法来凝聚共识，全力以赴推进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的。”梁鹰说。
身为广州市律师协会会长的全国人大代表陈舒，更敏锐地观察到，2014年举行的6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有两次作出了“立法支持司法改革的决定”。
2014年6月和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表决通过了关于授权最高法、最高检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决定和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
陈舒认为，司法改革，立法先行，选好试验田很重要，立法先行更重要，要摒弃过去那种“遇到绿灯快点走，遇到红灯绕着走”的思维。
全国政协委员段祺华深知此举意义重大。“立法和改革是相辅相成的，不先立法，改革依照什么去推进？”段祺华坦言，很多时候，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旧有的法律开始跟不上，才发现一些法律需要被修改或制定了。段祺华说，改革没有法律护航，政府就容易“任性”、容易乱作为。“我们应该做的是加快立法步伐，让它跟上改革的脚步，甚至走在改革的前面。”
对于法无据的改革，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律师协会会长韩德云用了个更形象的说法：“先生孩子后办证”。
“一些行政机关觉得立法误事，就怎么方便怎么来。”韩德云说，行政机关不同于立法机关，往往更注重效率。“但通过行政决定做的事，寿命一般不超过5年。”领导的任期一到，人一走，改革就很可能进行不下去了。“这就是为什么强调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韩德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重大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并保证其长期性和稳定性。
在他看来，提高立法质量，恰恰是确保立法能够顺利推动改革进行的关键。“目前的问题，主要出在立法质量比较差上。越往地方走，越概念化，越空洞。”韩德云强调，“只有立法质量提高了，才能做到于法有据。”
开放、法治的上海自贸区，给了雄心勃勃的于曙光更多大胆设想，他要在两年内，让新公司成为互联网金融业内领先的新兴公司。
两会上，粤津闽的负责人都表示，三大自贸区总体方案都已浮出水面，挂牌进入倒计时，更多的“于曙光们”将从中受益。
本报北京3月9日电
本报记者 李林 王亦君 实习生 张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