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维码上的两高报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算了一笔账：2014年两会，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微博、微信粉丝数共30万，远低于公安部、最高法；2015年两会，这一数字升至2200万。

    3月12日，曹建明在辽宁代表团连声感慨“检察院赶上来了”。当天上午，他刚向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了工作报告。

    代表委员发现了一处明显不同：两高报告都在文末附上了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的二维码。这种做法，在两高报告的历史上还是头一回。

    在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看来，此举拉近了两高与人们的距离，不再觉得两高有多神秘，“最重要的是，这也是获取民意的方式之一。”

    这曾是检察机关的困境。曹建明说，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检察机关长期以来相对封闭、神秘，多年来要求多做少说、只做不说，但是，“我们现在是个开放的时代，你不说，别人会关注，你不说，别人会议论”。

    曹建明向现场代表解释，他们曾内部讨论要不要检务公开、要不要微博微信、要不要新闻客户端、公开什么内容。“开了什么会，领导讲话，有什么好公开的，重要的是案件信息。”他说。

    有人担心，微博可能会有网友发表负面评论，“不用担心，哪怕就是对我们有批评”，“说得不对的，我们核实嘛，澄清嘛，即使有50条是骂你的，但有2200万人民群众知道了检察院是干什么的。”

    最高法也在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充分运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以案释法，引导群众增强法治意识。今年2月底，全国共3260个法院开通微博，一些案件进行了微博直播。

    变化不止在新媒体上。侯欣一发现，两高报告附上了几个附件，比如，最高法的附件一“部分用语说明”解释了报告的数据结构、案件背景，附件二、附件三是人民法院审判和执行工作情况等图表，附件四则介绍了对去年全国人大代表部分建议的办理情况。

    侯欣一认为，两高报告很专业，一般人难听懂、不爱听。今年的一个特点是，正文虽然有不少法言法语，但文末补充了很多解释性材料，努力避免非法学专业的代表委员看不懂报告的尴尬。

    在这名法学教授看来，这是今年两高如何适应人大、政协制度的探索，另一个明显的尝试，“就是讲数字，并在其后紧接案例”。

    中国青年报记者查阅了2010年以来的两高报告，基本都是数据多、案例少。2014年案例相对较多，但只提及了刘志军、薄熙来、张氏叔侄案等案件。而今年，两高报告首次写入大量案例，共37个。

    “数字和案例的结合能引起大家关注的兴趣，我认为非常好。”侯欣一说，代表们来自各行各业的，不一定能听懂报告，而两高又要进行述职、投票，“如果代表们听不懂，两高给谁述职？”

    代表委员们对这些案例并不陌生。这当中，既有周永康、徐才厚等反腐案例，也包括呼格吉勒图、念斌案等冤错案件。媒体在2014年对此报道已久。

    今年的两高工作报告中，单独提出了“保障人权”，“将其提到这么高的位置，也体现了理念上的变化”。

    在法律人士看来，每一起冤错案平反的背后，离不开律师努力。今年两高报告共25处提及律师，远远多于往年。侯欣一认为“这是可喜的变化。”

    而在2014年，网络上多次传出律师出庭时被赶出法庭的消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曾公开表示应该杜绝此现象，他说，若律师和法院对立，法律根本不可能健全。

    今年的最高法工作报告提出，制定办理死刑复核案件听取律师意见的办法，保障律师查询立案信息、查阅相关材料等权利。最高检工作报告则表述道：要充分认识律师在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促进法律正确实施特别是推动检察机关严格规范公正文明司法中的重要作用。

    “以前老觉得律师是给嫌疑人说话的，其实这个思想不对，律师的作用还是把事情搞清楚，帮助法院更好地判断。”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应松年说，法院的任务是公正判决，要充分考虑各方的说法。

    另一系列正在进行的改革措施，也分别在两高报告中被单独列为小标题。比如，在上海、北京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检察院，开展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试点；又比如，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设立知识产权法院、跨行政区划法院。

    侯欣一认为“司法改革的事最大”，关键是怎么落实好这些政策。

    侯欣一还告诉记者，工作报告中提及的立案登记制的改革、被告不用再穿囚服等，都是很具体的政策。

    司法改革的内容也给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留下“最深的印象”。“以往写司法改革的篇幅没有这么大，说明两高对司法改革高度重视。”他说，2014年是全面深化司法改革的元年，报告加大提及司法改革的力度也是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