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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几天前，陆盈盈博士的年龄是我从来没有考虑过的事情。”在听闻自己的学生在中国因年轻而被质疑之后，陆盈盈在美国的导师、康奈尔大学化学与生物分子工程系的林登·阿彻（Lynden A. Archer）教授在给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邮件中这样写道。
从年龄到学术能力，林登·阿彻教授在邮件中说了许多“力挺”自己这名学生的话。对这位美国教授而言，他一时半会儿可能无法理解，陆盈盈为何会在中国引起一场舆论风波。
陆盈盈导师：年龄不是问题
陆盈盈之所以引起舆论关注，起因是上月25日浙大校友会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条题为“浙江大学将现1988年教授、博导”的消息，一经发出即被广泛转载。就在不少人惊讶于陆盈盈如此年轻就能在国内一流高校任职教授和博导的同时，一些质疑的声音也随之而来。
2月26日，媒体报道了此事。当日上午，在浙江大学化学工程联合国家重点实验室官网上，陆盈盈简历被更正，由“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更改成“博士，特聘研究员”。该网站还发布《致歉》声明称：“陆盈盈博士被浙江大学聘为特聘研究员，具有博士生招生资格。之前的网页内容有误，致歉。”
但是，陆盈盈引起的争议并未因为浙大官方的“更正”而消失。
有人发现，虽然“博导”头衔被去掉，但在陆盈盈的简历页面上，“研究生培养及招生”这一栏的内容与之前相比并没有变化，仍然写着“拟聘1～2名博士后；每年计划招收多名博士研究生及硕士研究生”。于是又有人提出了质疑：一个大学本科毕业才5年、博士毕业不久的27岁年轻女孩，真的能胜任指导博士生的重任吗？
作为陆盈盈的导师，林登·阿彻教授显然不认同这种“论资排辈”的想法。他评价陆盈盈：“非常机智、聪明、干劲十足，而且在与他人协作和领导他人方面非常出色。”“ 不管她年龄多大，这些都是一个人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林登·阿彻教授说。
不仅如此，林登·阿彻教授还强调了陆盈盈突出的学术能力。他说：“陆盈盈的博士论文，聚焦于一个持续了40多年的学术难题，即锂、钠、铝等金属在作为充电电池的负电极时的电沉积不稳定性。在过去30年内，许多领域内的世界知名学者都曾尝试解决这一难题，但都未成功。但陆盈盈博士提出了几个根本的解决方案，显示了其非凡的水平。她的博士论文比一般博士论文的贡献都更具深度和广度。为此，2014年12月，陆盈盈被授予‘WC Hooey’奖。这是康奈尔大学化学和生物分子工程系授予杰出研究生的最高奖项。”
被误读的“博导”头衔
除了“年龄”，陆盈盈事件的另一个舆论关注焦点是“博导”头衔。
在许多人的观念中，“博导”是一种高规格的“待遇”，这是有“历史遗留”原因的。
1981年，我国“第一批博士生指导教师”名单公布，博导的审批制度自此确立。当年刚刚恢复博士生招生，博导基本都是在教授中间选聘。第一批博导的“出炉”相当慎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讨论名单通过后，以国务院名义任命，并给予一定数量的补贴。当时由于人数少，博导被很多大学当作“宝贝”，成为荣誉的象征。久而久之，教授当博导成为惯例延续下来，并逐渐形成一个博导阶层。
但是这一局面早在10多年前就有了变化。
2003年，34岁的副教授齐利民成为北大以副教授职称获得博导资格的第一人，这在当年还成了新闻。自此，许多高校都开始“博导改革“的试水与深化。比如，2007年，北大用博导“不定资格制”取代了过去的博导“固定资格制”，副教授或者获得博士学位的讲师也可以成为博导。2011年，清华大学决定全面取消博士生导师评聘制度，规定该校副高职称以上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教师，均具有博士生指导资格。2013年，武汉大学实施改革，废除博士生导师终身制。
这些在当年看似“开风气之先”的改革举措，在“海归”们看来并不是新鲜事，而只是更接近于国外高校的惯例罢了。
在美、英等国家，博导只是一个工作岗位。不论是教授还是讲师，只要符合具有博士学位、有科研经费、所在学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本人有水平有能力等条件，就可以担任博导。它只是一个流动岗位，并不像在国内，博导变成了学术地位的象征。
正在英国牛津大学攻读环境与能源专业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马宇歌向中国青年报记者介绍说，类似陆盈盈这样的例子她身边也有。“在我周围也不乏非常年轻、学术成就很杰出的学者，博士一毕业就拿到教职的例子也是有的。而在英国，只要拿到正规教职就有带博士生的资格。”马宇歌说。
而且，类似事例在国内高校也不再罕见，已被国内媒体公开报道的就有很多：中国科大电子工程与信息科学系信息处理中心的方璐，26岁时从国外学成归来便被聘为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教授李振在10年前就曾是武大最年轻的博导，当时他只有28岁。
此“研究员”非彼“研究员”
在陆盈盈风波中，还让许多人不明白的是，浙大授予陆盈盈的“特聘研究员”到底是一个什么级别的职位？
事实上，“特聘研究员”是浙江大学依据其实行的“tenure-track”新制度授予陆盈盈的“职务”，此“职务”与国家人社部门规定的职称评审制度中研究员职称系列中的研究员（正高）职称，内涵并不一样。
2014年5月15日，浙江大学正式发布了“百人计划”招聘启事，面向全球招聘高水平优秀青年学者进入“百人计划”通道。在原先的高校职称晋升通道之外，这一计划开辟了另一条通道——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教授聘用办法，实行年薪制和“tenure-track制”。
所谓“tenure-track制”，是从美国引进而来，中文可理解为“终身教职制度”。在这项制度中，被聘用的教师将在6至7年的聘用期内接受国际同行的学术评价，聘用学校将会依据其学术成果及获得的评价作出是否将其晋升为“终身教职”的决定。获得终身聘任的教师可获得长期稳定的教学和研究机会、永久的就业保障、稳定的经济收入，以保障更多的学术自由。如果被聘任教师在规定期限内没有通过评审拿到“tenure”资格，那么他就需要另谋出路，即所谓的“非升即走”。
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有的高校自主作出的这种改革探索，可以打破职称评审中的许多条框限制，有利于不拘一格任用年轻人才。
但是，由于国内各高校的改革还都处于酝酿或试行阶段，因而这种“半改半不改”的现状带来了一些“尴尬”。
熊丙奇举例说，目前在一些高校存在“职务”和“职称” 两种体系。在高校不向公众说明的情况下，很容易让人将学校自主聘任的“职务”与职称评审中的“职称”混淆。
陆盈盈就是这样一个容易被混淆的例子，加上浙江大学也没有主动出面对公众疑虑进行详尽解释，从而引发了舆论各种各样的误读和误解。
对此，熊丙奇也强调，由于“职称改革”牵涉很多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必须广泛听取各方的意见，还应面向社会进行详细解读，才可以减少误读和质疑。
高校职称改革变动期让海归有所顾虑
除浙江大学以外，据公开资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已在一定范围内探索试行“tenure-track”制度。但是，国内各高校目前正处于职称改革变动期的现状，让海外留学人员在考虑是否回国时会有一些“纠结”。
马宇歌说，她注意到国内一些高校对教师职称评聘制度正频繁调整。“这给海外青年学人释放的信号不太明确，不知道是改还是不改，改的话会改成什么样。”
她说，自己之所以关注这些变化，是因为聘任制度一旦变动，相应的要求也会随之变化。“一般学术研究出成果要几年时间，如果政策不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很难让人从学术到生活安排上提前进行准备。要知道，一个海外人才引进往往涉及多个家庭成员工作和生活环境的重大改变。而以往也出现过因为政策变化和其他客观及人为因素，用人单位先前允诺的一些科研条件、职位及生活安排没有兑现的情况。这些不确定性，让海外人才考虑归国时会产生顾虑。”
“更重要的是，如果归国过渡期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有时会耽误一个青年研究人员干劲最足、生产力最旺盛的一段宝贵时间，是国家和个人的双重损失。”马宇歌说。
本报北京3月15日电
本报记者 陈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