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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了多年的校企合作，一直都是学校热、企业冷。究其原因，主要是国家尚未制定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法规，省、市也普遍没有制定相应制度，缺乏有效的引导支持政策。
□当前在社会认识上，还存在普通教育高于或者优于职业教育的现象，这样的社会现实下，职业教育不管怎样发展，都难以给每个学生公平的机会，反而可能会让部分学生产生“失败”、“被抛弃”的感觉。
□加大教育投入，不是由教育部门说了算的事；职业院校希望有更多的办学自主权，比如，人事招聘、师资评聘、教师工资奖金设计等，这也不是由教育部门说了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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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传统文化中让人有些难以启齿的“马桶盖”登堂入室，成为全国两会这个最高级别的议事厅里的热门话题。春节期间，国人去日本抢购马桶盖的消息成为社会关注热点——先进智能的马桶盖得到赴日旅游的中国游客青睐，因此引发对“中国制造”的反思。
“‘全球制造大国’要向‘全球智造强国’转变”，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说，推动依靠创新形成独特的智造技术和制造业升级路径，呼唤适应产业发展需要的智能制造人才。产业的升级肯定需要人才的升级。与经济转型相伴随的深刻产业变革，正在积蓄新的增长动力，开拓新的市场前景和职业需求，为产教融合开辟新的空间。
“‘马桶盖’暴露出来的问题，给职业教育提出挑战，更带来了机遇”，干了30多年职教，全国人大代表、周口科技职业学院院长李海燕一说起职业教育就来劲儿。
今年全国两会，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全面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教育厅副厅长王康表示，形势令人鼓舞，但是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做好顶层设计。“如果顶层设计不做好，在微观层面永远没办法实施。你折腾得再厉害，也还是教育部在唱独角戏，只会剃头挑子一头热”。
校企合作呼唤政府平台
校企合作一直是职业院校的“爱与痛”。
“我国职业教育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企业参与不够深入。”李海燕代表说，喊了多年的校企合作，一直都是学校热、企业冷。究其原因，主要是国家尚未制定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法规，省、市也普遍没有制定相应制度，缺乏有效的引导支持政策，已有政策力度小、操作难，“企业走的是市场化道路，缺乏主动性、积极性，光靠呼吁是没用的”。
她就此举例，国有企业在缴纳教育附加费的同时，其所办职业院校既得不到生均经费、教师工资等财政拨款，也不能按照民办学校标准收取学费，企业办学成本压力很大。再如，实习生报酬税前扣除政策优惠幅度不大、适用条件过严、落实不到位，且未覆盖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发生的各类投入，对企业缺乏吸引力。
李海燕代表建议，国务院应尽快出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明确政府、行业、学校、企业、学生等各方责权利，完善相关财政、税收、金融政策，为校企合作搭建平台提供制度保障；支持一批教育型企业建设公共实训基地、开展学徒制培养、校企共建技术工艺和产品开发中心，在企业办学、校企合作方面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在她看来，德国职业教育的经验值得借鉴。
在德国，企业发挥主导作用，学生先同企业签订学徒合同，再到相应的学校报到学习，既学到技术又有学识积淀，工作也解决了；企业既有了人才储备队伍，又有学校协助培训，一举多得。
一个最新的利好消息是，3月10日，教育部职成司司长葛道凯就职业教育公平、改革、质量有关问题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时表示，“国务院提出，要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我们正在研究制定促进校企合作有关激励政策，健全政府补贴、购买服务、基金奖励、捐资激励等制度，鼓励行业企业通过独资、合资、合作等形式举办或参与举办职教。”
人才结构性失衡隐忧
长期以来，“职教歧视”、“定位不清”的问题，更是需要多方携手推动。
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近年来，普通高校大学生“史上最难毕业季”年复一年，而企业急需的实用型人才高薪难寻。
有媒体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技工的供需缺口在2200万人到3300万人之间，高级技工仅占工人总数的5%左右，与发达国家高级技工40%的比例相差甚远，“国家面临人才结构性失衡”。
李海燕代表说，当前在社会认识上，还存在普通教育高于或者优于职业教育的现象，这样的社会现实下，职业教育不管怎样发展，都难以给每个学生公平的机会，反而可能会让部分学生产生“失败”、“被抛弃”的感觉，应该消除教育的身份和等级，让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成为所有受教育者平等的选择。
10年前，教育部组织的一次到德国的考察经历让李海燕至今难忘。
二战后，双元制职业教育成为德国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在德国，李海燕惊奇地发现，80%的学生选择的是去接受职业教育，“国内公务员考试打破头，在德国，技工的工资是公务员的好几倍”。
一个细节引人深思：在德国，从事品牌家具设计的女性不少，到学校考察时，她才发现，小学五年级的课堂上，小女孩自己拆拼家具，自己感兴趣的就会继续做，“在升学时，会根据自己的兴趣、能力，选择普通教育或职业教育才是健康的教育生态”。
让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湖州市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沈琪芳感到欣喜的是，变化正在悄然发生，而高层的关注和导向也越来越明确。
她注意到，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快构建以就业为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而此次两会上这一提法已经强化为“全面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在去年的基础上是一个提升”。
“教育不能只盯着就业，否则是非常功利和狭隘的”，沈琪芳代表认为，职业教育和经济紧密相连，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核心是要符合现代技术的发展、符合现代产业的转型升级、符合现代社会服务的变化需求，今年的提法实则回归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本位。
“这是一种科学的提法，让职教人更加明确我们的改革方向和人才培养方向。”她说。
政府之手如何舞动
“职业教育是一种跨界的教育”，沈琪芳代表说，“它一头连着经济，一头连着教育，这么一个类型的教育，单凭一个学校、一个部门抓职业教育，绝对是‘封闭办学’、‘闭门造车’。”
沈琪芳代表举例说，说要加大教育投入，可这不是由教育部门说了算的事；职业院校希望有更多的办学自主权，比如，人事招聘、师资评聘、教师的工资奖金设计等方面，然而，这也不是由教育部门说了算。所以，“加快发展现代职教体系”才由六部委联合发布。
“政府的管理方式要转变”，在她看来，政府应该从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管宏观规划和设计，管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协调和推进，管建教育集团，以此做好组织工作，把办职业教育的资源整合起来。
比如，总理要求大力发展互联网，要线上线下都动起来，这样，通讯技术、信息技术、电子商务等领域人才需求量大增，但是对于学校来说，根本无从知道一个地区的互联网发展到底要发展到什么程度？最近5年、10年当地到底需要多少相应的人才？中高级人才又是怎样一个比例结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又是什么样的配比？“这就需要政府多个行业部门出面协调”。
2014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刘敬民代表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发言呼吁，建立高层发展协调指导机构，实施职业教育国家战略。他说，当前我国有必要将职业教育上升为国家战略，由中央高层领导牵头，汇集教育、劳保、发改、财税等多个部门，成立综合的发展协调指导机构，以协调各方关系，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法规、政策等配套措施。
今年的两会上，王康委员更是建言，职业教育在国家层面应该由国务院主导，各部委都要对其所属的行业、企业提出要求，要求它们根据本行业、本企业具体职业岗位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提出相关的职业人才标准。并在此基础上，由用人单位与相关学校共同确定培育大纲、共同审定教学内容、共同开展师资队伍建设、共同建设实训基地、共同开展人才培育。
“把行业企业的主动性积极性发挥起来，才能激发起千军万马的局面。”王康说他自己特别认同一个观点，“中国在本世纪甚至下个世纪，真正能和国外竞争的，就是我们拥有的高水平职业人才”。
本报记者 雷宇 邢婷 实习生 马慧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