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软权力如此重要

    一直以来，权力都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概念。马克斯·韦伯对于权力的经典定义是“将自己的意志加诸他人行为之上的能力”，在此定义中，权力无疑是一种强制力。而将权力划分为“软”和“硬”的思路，来自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教授，他将“软权力”（soft power）视为影响他人“自愿”行事的能力，以区别于传统的强制性军事、经济等“硬权力”。

    软权力的概念其来有自，修昔底德的观念力量、阿尔蒙德的政治文化、葛兰西的文化权力、哈贝马斯的交往权力、温特的建构主义，都与奈的软权力直接相关。甚至中国古代也有“远人不服，修仁德以来之”、“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权力认知。但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概念像“软权力”一样得到如此广泛的接受。这实际上证明了一件事：某种理论被一个时代热捧，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因为理论改变了现实，而是理论发现了现实。也就是说，以往人们并不热衷于文化观念权力等理论，是因为那时的软权力只是硬权力的附属，难以对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今天，正是软权力迅速兴起这一现实，赋予了软权力理论以地位，而不是相反。

    软权力的兴起

    要理解软权力的兴起，首先要知道硬权力是如何衰落的。在国际关系领域，硬权力指的是军事能力和经济实力，在传统上担负着塑造世界格局的任务。所谓世界格局其实就是权力分配的格局，如冷战期间的两极格局、冷战刚刚结束时的一超多强格局以及现在越来越明显的多极化格局，毫无例外皆是世界主要大国权力分配和争夺的结果。

    在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21世纪，在国际关系的领域里，主权在名义上是平等的，没有上级和下级的区别，尽管确实存在强国通过制度限定、文化传播、军事威胁、经济渗透等影响弱国的情形。近年来，各种权力手段应用的范围和频率上，军事能力等硬权力发挥作用的空间比半个世纪前明显缩减，军事手段所能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少。

    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美国直接使用武力的两个对象——阿富汗和伊拉克即可。美国是世界第一军事强国，其航母数量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军费预算也相当于排名其后的几个国家的总和，且冷战后军事实力未有丝毫减损。但在阿富汗，战争延续了十几年也未能实现清除恐怖主义的目的，美军反而遭受无休止的伤亡；在伊拉克的境遇更惨，美军打了几年后反而冒出了ISIS这样庞大的恐怖组织，比基地组织更难对付。这些教训足以告诫其要少用军事手段来达到外交目的。

    在传统的硬权力受到更多限制的同时，软权力却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正是观念软权力的力量结束了冷战：1974年以来，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只用十几年的时间就冲垮了拉美、东欧、东亚、非洲的数十个威权政府，取得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也难以实现的成就。直到近年，“阿拉伯之春”仍凸显了民主化余波的强大。

    当然，软权力也并非总是扮演进步的角色。事实上，恐怖组织也是观念软权力的使用者，这些以极端主义价值观为纽带、以扁平化为特色的组织，在美国的强力打击下反而越来越壮大。反恐之所以难于奏效，是因为世界各地的反美情绪才是恐怖主义的土壤。在一些国家，极端主义宗教热情甚至是政府合法性的来源，即使美国也拿这些国家没有办法。试图用硬权力来打击软权力，注定是没有结果的。

    文化、价值与制度都是权力

    在现实世界中影响越来越大的软权力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文化权力、价值权力和制度权力。

    所谓文化权力，即一国通过自身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吸引其他国家人民的能力，主要的载体是电影、电视节目、艺术和学术著作，等等。

    所谓价值权力，是一国的政治价值观得到其他国家政府和民众认可的程度。从长远来看，最成功的软权力正是改变他国国民价值观的能力。

    所谓制度权力，即一国在国际社会上塑造制度、创新议程和控制议题的能力。在当今世界，联合国、WTO、世界银行、海牙国际法庭、世界人权宣言……这些具有约束力的制度多出于美国在二战之后的设计；而诸如缓解金融危机、核裁军、环境保护、减排、打击跨国犯罪、打击恐怖主义等议题，也多由美国主导。

    一些国家在对外交往中能够取得连续性的成就，恰如约瑟夫·奈所言：“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使其权力在别国看来是合法的，那么它在实现自己意志的时候就会较少受到抵抗。如果它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那么别的国家就会更愿意效仿。如果它能建立起与其社会相一致的国际规范，那么它需要改变自己的可能性就会很小。”

    软权力为什么崛起

    为什么软权力会在这个时代崛起，甚至有时还超越了硬权力？最重要的背景恐怕是权力主体的多元化。

    现代社会，随着经济发展和个体掌握资源的增多，更多行为主体——恐怖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公众、新闻媒体等似乎都更有能力左右政局。例如，作为硬权力的支柱之一，美国的经济实力虽然重要，但在经济战略上政府的选择余地并不大，除就业政策和经济监管政策外，其对外经济政策基本都是回应大公司的诉求。这正如约瑟夫·奈所说的，权力正经历一个从国家行为体到其他行为体的扩散过程，而权力的“软化”不过是这种趋势的副产品而已。

    不难理解，国家的身段在今天会如此“柔软”，正是因为国家权力行使的对象（公民、利益集团、新闻媒体、公司等）更加强大，甚至也掌握了某种权力，所以传统权力的拥有者才不得不更加谦虚地谋求合作。换句话说，硬权力的行使者只有政府，而软权力的行使者则更加多元化。而作为硬权力大国，一些国家已经注意到了硬权力的局限性，这才试图先行一步开发软权力。

    因此，软权力在当下的崛起，并非单纯的权力转移和扩散，而是有着更丰富的内涵和更深长的意味。如奈所言，在以信息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和跨国相互依存的时代，权力的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权力正在变得越来越难以转化，越来越不太具体，越来越缺少强制性。在这个意义上，软权力并非只是简单的硬权力的延伸，它更有可能代表了某种政治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