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书 （铜奖）

    辞职那天的天气真好，冬日的阳光铺洒在马路上，连我的手指都显得沉静而光滑。我要去远方追求自己的生活了，而不是老死在单位高耸的围墙里。

    工作时工资微薄，没有存款，辞职后没了收入，但我顾不上担心。我已逃离命运安排的荒谬生活。我的理想早就瘦成了一根骨头，这根骨头让我决定离开这座北方的古城，到南方的深圳去，听说那里有自由，还有文学。

    那一天终于到来，除了一个帆布双肩包，没有多余的行李。双肩包里有两本小说，一本是奈保尔的《半生》，一本是莫迪亚诺的《青春咖啡馆》，都是关于逃亡的故事。那次我没有搭乘公交车，顶着茫茫夜色，步行去火车站。火车站熙熙攘攘，密布着旅客、售货员、逃亡者和骗子。

    辞职之前，我在一个基层机关单位当合同工，虽说大大小小的稿子都出自我手，但我算不上刀笔吏，只是一名穿着制服的小丑，过着唯唯诺诺的打工生活，每天要写的各种汇报材料让我厌烦。我不甘心那种生活，一想到在那样一个地方上班，看着别人脸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就心惊胆战。

    整个冬天，我都在谋划一场逃亡。年底时，主任催交工作总结，我交的却是一纸辞呈。主任暗下脸来，站在我的办公桌旁，酝酿着什么。同事们知道有好戏看，围拢过来，几个胆小的没离开自己的办公桌，只是伸长脖子，斜着眼睛，偷偷观看。这次主任没有批评，只是问我以后怎样生活，我辞职后单位的稿子没人能写，不如留下来，待遇好商量，有转正的机会。

    转正？多么美丽的骗局。单位里的老王、老陈，那些辛苦工作几十年的合同工，也没见转正。我早已不相信。主任又说，过两年老庄一退休，办公室副主任的位置……哈哈，他总是善于编织从来不会实现的乌托邦。我说我决定要走了。主任很清楚，辞职意味着奴役关系的解除，口气由命令变成了商量。

    我收拾了办公桌上的几本小说，背着双肩包离开了。那几本小说曾惹过不少领导的批评，无非是要求别看与工作无关的书，要把青春献给单位之类。可我不想把青春献给任何单位，也对骗术毫无兴趣，我只想把青春献给自己，要紧的是生活。我不想再写什么假大空的公文，只想写自己的文字，写点诗歌，或许可以写点小说。我不想再坐在会议桌前，记录他们开一整天的会就为讨论要不要买一根铅笔。

    父亲在电话那头呵斥离开衙门的儿子是全村最蠢的蠢货。我无法向他解释，在衙门里有张办公桌带来的安全感是虚假孱弱的，何况是体制外的合同工。那不是光宗耀祖的庙堂，而是埋葬理想的坟墓。

    在开往深圳的低等火车上，我头脑中不断回响着《青春咖啡馆》里露姬的话“我每次与什么人断绝往来的时候，都能重新体会到这种沉醉。只有在逃跑的时候，我才真的是我自己。”还有《半生》里威利的反思，“我念教会学校，决心离开家乡，去远方为上帝服务，却发现老师们不过是骗子。我逃到伦敦，印度人眼中世界的中心。我看不懂英国，也看不清印度，似乎找到了自己，但转瞬就失去了。我惶惶然跟着温柔的葡非混血姑娘来到她的非洲庄园，一待18年，过得都是别人的生活，同神秘的非洲始终隔膜。我终将逃离。”

    过往中的每个人，都在生命中留下痕迹。相逢一本书，就像邂逅一个人，在青春迷惘的日子里指点迷津，让生命重新焕发生机，让命运有另一种可能。昆德拉说，冥冥中惺惺相惜的力量让命运在历史的某个角落走到一起。相遇，意思就是：石火，电光，偶然。

    我记得那是一个下班后的秋日黄昏，我踩着老城的青石板，沿着崎岖狭窄的小巷，走着从未走过的路。后来走进了一家小小的书店，看店的姑娘坐在门口面带微笑织毛衣。我猜，她要赶在立冬之前织好毛衣，穿在她恋人身上。书店里全是三五元一本的盗版书，还没买书，我就已经瘫坐在书架旁，觉得双腿再也承担不了身体的重量，同时那种无所依靠的空虚又让我感到生命难以承受之轻。那时候，《半生》和《青春咖啡馆》映入眼帘，这两本书，给我思想启蒙和逃亡的勇气，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如果不是读了这两本书，我也不可能坐在舒适的大学宿舍里看自己想看的书，写自己想写的文字。

    那年初冬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坐在办公室里，面对着电脑，写一份言不由衷的报道。我忽然想到，这难道就是我想过的生活吗？我完全可以逃离这个环境，去很远的地方，就像《半生》中的威利，就像《青春咖啡馆》的露姬。

    逃亡，就是摆脱原位，投向未知，邂逅另一个自己。出身乡村，寄身城市，除了逃亡，还能怎样？青春史仿佛就是逃亡史。这两本书成了我随身携带的生命之书，伴随着我的逃亡生涯。

    点评：

    作品扣题紧密，文字富有温度，细节生动，小说结构却有新散文独有的格局。文章提到的书籍，趣味不俗。奈保尔和莫迪亚诺的书，和自身的逃亡经历贴合紧密。由书籍引出的生活思考深透，语言功底好，耐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