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的中国速度牵动世界目光

    今天，在有数百位全球知名经济学家出席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经济峰会上，中国7%左右的GDP年度增速目标几乎成为每位发言者都要说上几句的话题。

    国内学者关注的是，新常态下，什么是GDP增长的新动力，7%左右的增速能否保障就业和社保目标的实现；国外学者关注的是，中国经济的列车驶入中高速轨道后，会给世界经济格局带来怎样的影响。同时，国外学者也希望了解，中国学者如何给政府支招，让中国的经济增速保持在7%左右。

    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站在了7.4%的台阶上，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看来，尽管这个速度是近一二十年来的新低，但并没有影响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保持较高的水准。过去一年，这样的经济新常态逻辑也成为社会共识。

    刘世锦判断说，今年或明年，有可能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的一个触底期，在这个特殊时期，应当以全面提升要素生产率为主线，把一批改革新举措摆上优先位置。

    刘世锦开出的改革“药方”包括，改善政策性金融体系，为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投资搭建平台；加快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退出和重组；实现强政府向巧政府的转变等。

    在刘世锦看来，随着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的转换，政府机构以往行之有效的一些工作方式就不太管用了，需要相应的转换。

    他举例说，过去政府可以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和传统产业推动创新和产业升级，但现在，这种做法的效果会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政府应该考虑不再搞设定具体目标和技术路线的产业政策，而发布战略性、前瞻性、预期信息，政府监管主要限于环境节能、安全标准等外部性问题，并且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提高监管的合理性和效率。

    多位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经济要继续保持7%左右的增长，需要包括政府自身革命在内的诸多制度改革。

    在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看来，改革是释放经济活力的重要举措。他说，过高的制度成本正在牵制中国的经济增长，而制度障碍带来的高成本问题是不可能通过市场经济来解决的，只能靠改革来解决。另外，我国原有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成本优势已在衰弱，制度成本带来的成本增长问题就更为突出，亟待改革。

    峰会上，另一位改革派代表人物吴敬琏也认为，中国经济未来的出路在改革。他说，我国早在1995年就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可是20年过去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依然箭在弦上，这也是造成我国当下经济困境的原因。吴敬琏说，2014年被认为是改革的元年，启动了一些改革，但更多的利益问题还没有触及，希望今年能真正全面改革，这也正是中国经济突围的可能。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记得，一位外国学者说，他从两项内容看到了中国领导人改革的决心，一项是生育政策的调整，另一项是户籍制度的改革。在这位外国学者看来，这两项改革受益者最多，也是难度较大的改革，决策者向这两个领域举起改革的旗帜表明了强烈的改革决心。

    蔡昉说，改革向最难的领域迈进，说明领导者已经明确，传统的经济刺激政策已经效力不大，只能向改革要红利。他还介绍说，经济学家正在研究户籍制度改革、生育政策调整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蔡昉看来，新常态不仅带来了不确定性，也带来了巨大商机，关键是看有没有勇气去尝试不同的方向。

    瑞银集团首席执行官安思杰看到的就是中国新常态下的机遇。他认为，中国将在10年内达到人均GDP1万美元，这意味着，中国人会享受到更好的社会保障，这样就会减少储蓄进行消费，中国也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

    安思杰牢牢记着3个与中国有关的数字：221座城市，每年750万名左右的大学毕业生，4400亿美元的网购规模。221座城市意味着有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机会，750万名毕业生给中国带来源源不断的高层次人力资本，4400亿美元的网购规模在5年之内有可能达到1万亿美元，这是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望尘莫及的。当然，如果再有改革的进一步支持，中国的经济依然会有很好的前景。

    来自纽约大学的鲁里埃尔·鲁比尼说，全球经济学家对中国未来10年的经济增速都有不同的判断，乐观的有如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他认为中国经济未来5年仍可保证8%的增速，悲观一些的认为会在3%，而鲁里埃尔·鲁比尼认为，不管经济增速维持在哪个水平，中国都应该高度重视环境保护，保证公共产品的供给和改善福利。

    本报北京3月2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