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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央纪委监察部官网发布视频访谈，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3位专家学者剖析欧美国家近期曝光的腐败大案。嘉宾为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袁征、欧洲研究所研究员田德文，主持人为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
专家学者认为，腐败是全球普遍存在的问题，面对这一“国际公害”，应该编织起跨国境追逃追赃的大网。
印象中廉洁的欧美国家，也有严重的腐败
访谈一开始，高波就举出了一个“可能和很多网友的想象反差很大”的统计数字：2014年欧盟委员会公布报告，因为贪腐问题，欧盟范围内一年损失1200亿欧元。
为何大众印象中廉洁的欧盟国家，也有严重的腐败？
田德文认为，应该把“欧洲”这个概念细分开来：“在德国、荷兰、英国和北欧国家，政坛廉洁度比较高；但在整个南欧地区，廉洁的程度相对并不高。”
他举了近期的南欧腐败窝案：“2014年，西班牙一次就抓了51个西班牙国企的高级行政管理人员。意大利围绕着2015年米兰世博会一次抓了7个高官，同时，当时担任意大利前总理的莱塔，最后也被卷进了腐败丑闻下了台。莱塔窝案的涉案金额共达10亿欧元。”
欧美政府也被“三公消费问题”困扰。田德文说，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2009年曝出的英国议会“报销门”事件。
高波介绍，英国是现代审计制度的发源地，被称为“现代审计之乡”。但在议员费用报销上却存在制度漏洞——根据英国议会的规定，议员在从事公务活动时可报销一定费用，但却由英国议会自己监管。
“现在据英国媒体报道，他们一共调查了700多名议员，其中有300多人的报销存在问题，有4个人进了监狱。”田德文说，“他们拿去用公款报销的那些项目之多、之杂，是远远超出老百姓的想象的。”
这名欧洲研究专家表示，南欧腐败乱象，还表现为“无论什么人都有可能腐败”。2014年，西班牙公主克里斯蒂娜和丈夫滥用公款，“化公为私”报销620万欧元。“克里斯蒂娜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被警察局拘留的西班牙王室成员，最后西班牙老国王胡安·卡洛斯也因为这个重大丑闻，宣布退位。”
让人“大跌眼镜”的，不只欧盟。
袁征列举了今年2月披露的美国纽约房地产腐败大案。被称为“纽约州最具权势人物之一”的纽约州众议院议长谢尔登·西尔弗涉嫌利用职权谋取巨额财产被捕，他曾是“9·11”恐怖袭击之后重建世贸中心的功臣。
“西尔弗通过议长的影响力为相关的房地产公司提供服务，让它们能得到减税待遇。”袁征说。
美式选举是典型的西式民主，却也不能避免腐败。袁征举例，今年，美国新泽西州民主党参议员罗伯特·梅嫩德斯被调查出利用职务便利，换取大笔捐款。
“美国的选举需要金钱才能支撑，才能获胜。参议员每隔六年要竞选一次，梅嫩德斯已经干了14年，至少已两次连任了。他需要竞选经费，但钱却不能直接打到他的账上。”袁征介绍。
“佛罗里达州的眼科医生所罗门·梅尔根是他的好朋友。梅尔根的眼科医院被美国的卫生监管部门曝光，涉嫌套取公共财政约890万美元。但事情曝光以后，梅嫩德斯出面，以资深国会参议员的身份，要求卫生监管部门中止调查。但是现在，他被怀疑为存在变相的权钱交易。”
“所谓金钱是美国政治的母乳。”高波如此点评，“实际上这是特殊的政商利益共同体，商人拿钱来为政客的从政铺路；政客们又反过来利用立法的手段来为商人提供这样那样的利益庇护。”
除了参议员案例，袁征也介绍了美国国会众议员的“三公消费”。最著名的就是美国黑人民权领袖的杰西·杰克逊的儿子——1995年到2012年担任众议员的小杰西·杰克逊。
“他被发现将募集的竞选资金挪作私用——买房地产、家具。小杰西·杰克逊夫妇购买的奢侈品包括：4万多美金的劳力士手表，迈克尔·杰克逊、马丁·路德·金、李小龙的纪念品。最后杰克逊被判刑两年半。”
欧美国家为何“严打仍腐”
欧美发达国家在打击腐败、洗钱方面有着严肃的制度设计。田德文举例：“英国海关规定，如果你携带1万英镑入境，第一要申报，第二要说明这笔现金的来源，只有证明这个现金是合法的，你才可以携带现金入境。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主要目的就是反洗钱。当钱一旦脱离监管的时候，它极易成为滋生腐败、乃至犯罪的温床。”
“市场经济的机制越健全，应该说越不利于腐败的滋生。”田德文分析，“但是，腐败是伴随着公权力产生的。没有任何一种市场经济可能完全脱离公权力存在。正是由于这种机制，才使得欧洲这些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也不能够杜绝商业贿赂。”
他举例，2014年曝光的法国阿尔斯通公司行贿案，目前查到的涉案金额已达40亿欧元。而法国的埃尔夫公司，被调查出每年用于行贿的钱可能达1.2亿欧元。
这样的大额资金的流动是怎么“掩人耳目”的？田德文解释：“贿赂金的流动不见得是现金。他们采取的行贿方法是开设匿名账户，比如叫‘巴黎先生’。公司把钱打到匿名账户里，再由他们要‘围猎’的公职人员或者决策者去提钱。对南欧国家来说，也许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反商业贿赂会一直面临着艰巨挑战。”
两名学者均提及，欧美也存在利用亲友套取公款的腐败案例。
袁征举例：“美国有一名参议员用国家给他的经费，把情人雇用为办公室行政人员，被曝光后道歉辞职。”田德文介绍的英国的另一个真实版本：“英国议会一名保守党议员雇用还在读大学的儿子当秘书，用薪水套取公共资金。”
对付“国际公害”，亟须编织跨国境追逃追赃大网
在视频中，高波如此评价“笼子”和“老虎”的关系：“制度再健全，制度的笼子再严密，但是有人不断地想去钻制度空子的欲望，恐怕是始终存在的。”
“没有制度是万万不能的，但制度也不是万能的。”田德文讲述了自己2011年到意大利威尼斯调研的所见。
威尼斯市政府为了增强公共工程的透明度，把所有公共工程的档案都放在市政厅一楼供公众查阅。“就跟阅览室一样，但没有管理员，任何人都可以进去自由查阅，并可以复印拿走。”
但这仍然不能杜绝公共工程基本建设领域的腐败。“2014年，威尼斯市长奥索尼被捕了，就是因为一个工程。”
这个名叫“摩西工程”的项目是建筑堤坝、保护整个城市的“生命工程”。“但官员还是做了手脚，最后被查出来并且被抓了。”田德文说，“即使有那么严格的制度，在贪欲的推动下，官员们仍然有可能去做蠢事。”
在美国的州和市级层面，工程基建也是腐败“重灾区”。
袁征提及的是新奥尔良市前市长雷纳金。雷纳金曾是2005年卡特琳娜飓风灾后重建中的风云人物。“但后来发现，实际上在财政拨款的灾后重建项目中，他拿回扣、向投标公司索贿，搞权钱交易，涉案金额达几百万美元。2014年7月，他被判刑十年。”
田德文指出，当我们跨国比较腐败和廉政的具体措施，可以发现所有国家的腐败现象都大同小异，反腐败的制度也大同小异。但反腐的效果、廉政的程度可能是天壤之别。
他认为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地区文化对反腐的重视程度。“相似的制度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所起的作用也是完全不同的。比如南欧国家的腐败有非常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和背景。在价值观上，很多南欧人对腐败的接受度要远远高于北欧和中欧国家。对他们来说，腐败分子把钱挣来给家族用，虽然违法却可以接受。要想改变一个地区的文化，任重道远。”
专家指出，腐败是一个全球普遍存在的问题，各国需要加强监管和国际合作。“面对腐败这种‘国际公害’，我们应该编织起跨国境追逃追赃的大网。”高波说。
2014年APEC会议上的“北京反腐宣言”，给我国的跨国反腐打开了新的局面。
为摸清外逃人员底数，及时掌握外逃人员信息，中央纪委建立了“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外逃信息管理系统”，中央国家机关、各省（区、市）可通过此系统24小时及时报告外逃人员信息。2014年12月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开设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网上举报专栏，不仅收到了来自亚洲、欧洲、美洲等地的海外举报件，而且还收到了热心人士的自荐信，表示愿意为追查外逃官员贡献力量。
田德文介绍，欧洲在反腐败国际合作方面，对洗钱有了共同的定义和打击手段。“欧盟给欧洲反腐带来的变化，为中国和欧盟开展进一步的反腐败合作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
“采用这种国际合作提速反腐的方式，不但有利于世界各国共同治理腐败公害，而且也会倒逼和改进各国自身的腐败的治理工作。”高波最后说。
本报北京3月24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