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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最近几个月来，不断听到“伊斯兰国”（IS）恐怖分子在其统治区大肆破坏文化遗产的消息，数量之多、频率之高、程度之恶劣，让人瞠目结舌。在推土机和炸药的作用下，众多珍贵的历史遗迹被夷为平地，无数博物馆藏品被毁坏。哈特拉、尼尼微、阿帕米亚等数千年的遗址陆续遭到摧毁；摩苏尔的图书馆、博物馆遭到洗劫。在其控制区之外，IS也针对博物馆制造恐怖袭击，突尼斯的巴尔杜博物馆便是最近一次行动的受害者。
IS是一个原教旨主义的群体，敌视一切非伊斯兰和伊斯兰之前文明，这些对教义的特定“解读”，是其破坏遗产行径的“合法性”根源。对于破坏遗产的个人而言，他们会认为自己是在遵循和实践自己的信仰。当然，通过贩卖文物获取财富，则是IS更为“务实”的动机。
但是，不能简单地将遗产的破坏与民族性画等号，这不是一种宗教或是一个族群的问题。对遗产的保护，是人类文明进入到一定阶段的标志，它是超越了国家、民族、宗教信仰等各种界限而普遍存在的真理。排斥甚至迫害异教徒和异教的遗迹，是历史的产物，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也曾大肆破坏伊斯兰文明。随着文明的进步，现代意义上的遗产保护理念，也恰恰诞生于基督教占主流的西方社会，笔者以为，这是文明的进步。
我们常常争论，某些概念究竟是不是“普世价值”。如果说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毫无争议的普世价值的话，保护文化遗产肯定算一个。这是人们经过数千年的发展，经历了无数次阵痛之后获得的宝贵共识。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无论遗产所有权归属如何，大规模有组织地破坏文化遗产，就是对人类社会文明底线的挑战。当塔利班摧毁巴米扬大佛，挑战这个底线之时，它便彻底将自己隔绝于文明进程之外。
之所以强调遗产保护的普世性，也是要警惕另一种思维：只有西方才能拯救文化遗产。在IS大肆破坏遗产的同时，我们听到这样一种言论，即今天收藏在西方国家博物馆中的很多非西方文物，如果不是当年被“掠夺”，今天肯定就在战争中毁掉了，因此西方是文物的救世主，殖民时期的文物掠夺是正确的。
这种说法并不鲜见，特别是不少人认为，如果不是西方侵略者的“掠夺”，很多宝贵的中国文物今天反而会不复存在。我的观点是：不能因“善果”而洗白“恶因”；不能将普世真理片面理解成西方善举。
近代以来，西方殖民者、文物贩子等盗掘文物的行为是不争的事实。从拿破仑铁蹄下的中东，到探险家铁铲下的中亚，再到美洲殖民者统治下的拉美，无数文物被劫掠到欧美，经过不断的利益交换，其中一些成为博物馆的藏品。诚然，有不少文物得到了妥善保管，但其来源的非法性，以及当年以牟利为动机的劫掠行为却是铁一般的事实。
更应该看到，在少数被“保护”下来的文物之外，有更多遗产在劫掠过程中遭到了毁灭。远的不说，2003年4月的巴格达博物馆的文物被暴徒洗劫一空，主要是因为暴徒受经济利益的驱使。而当时的美军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阻止洗劫，也没有保护这些文物。
一些文物保存了下来，只是客观事实，如果因此为当年的强盗行径唱赞歌，则非常不妥。这就好比多年前一个强盗偷了你家的传家宝，今天你还得感谢他的后代：“要不是你爷爷当年抢了我家宝贝，我今天就看不到它了，谢谢啊！”
既然保护文化遗产成为全球共同的事业，就不能过度强调西方、东方的区别。中国在近年来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比如在国际社会共同保护柬埔寨吴哥古迹的合作中，我国已经成为最主要的力量之一。中国在茶胶寺的修复工地，是所有参与国家中最活跃、最富有生气、成效最显著的工地。这不是我们自吹自擂，而是国际同行的评价。
只有不同文化之间的多元交融，人类社会才能不断维系和充满活力。懂得保护历史——尤其是他人的历史，是文明进程中的标志之一，这是超越任何种族、宗教、国家界限的真理。
燕海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