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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3月25日，一周双休制推行整整20年。当双休早已成为人们生活习惯的时候，也有论者开始畅想，离一周三休到底还有多远？自从“四天工作制”这个源于西方的概念逐渐传播开来以后，围绕着该话题的讨论就一直非常热烈。在新浪网3月25日发起的一项针对“四天工作制”的调查当中，截至当晚8点，参加投票者共24194人。（《华商报》3月26日）
当许多人对加班有烦言，或感叹连正常的五天工作制都无法保证时，四天工作制的设想显然太遥远。有人认为，一旦实行四天工作制，必将导致懒人遍地，中国陷入未富先懒的困境。其实，能不能实现是一回事，如何实现是另一回事。就目前而言，实行四天工作制确有难度，但不等于永远无法实现，更不等于就不该探讨四天工作制是否可行。作为一项公共议题，谈论它是否可行不乏现实意义。
首先，它与上班族息息相关，关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更准确地说，是关乎切身权益。四天工作制在一些国家已有先例。几年前，以研究休闲经济著称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琪延建议实行四天工作制，并举例称北欧一些国家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实现了四天半工作制。在挪威、法国、西班牙、希腊等国，人们的休息时间相对也都比较长。
一些国家实行四天工作制，未必意味着我们可完全照搬。但是，参照五天工作制在我国的落地路径，四天工作制并非完全没有“移植”的可能。上世纪40年代初，美国等发达国家已全面实行每天工作八小时的五天工作制，而我国直到1995年才开始实行五天工作制。1995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确定一周双休制度。
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趋稳，更追求质量。而国人对生活品质更讲究，对休闲娱乐更向往，确实不必奉行“拼命哲学”。正如王琪延教授所称，经济发展成熟以后，今年比去年日子改善一些、活得不那么累，这就是人类共同追求的、朴实的价值观。缩短工作时间、提高劳动质量，远比延长工作时间更有效率，也更有意义。再说，休闲经济是一种崭新的经济形态，可拉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也许正因为如此，国务院办公厅2013年发布了《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意在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旅游休闲需求，促进旅游休闲产业健康发展。
有学者推断2030年我国或可试行四天工作制，这当然只是一家之言。但无论试不试行，推行四天工作制可借鉴推行五天工作制的逻辑思路，比如充分调研，广征民意，最大程度地使这一议题发酵并科学论证。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公民的权利意识更为勃兴，公共政策的制定水平更高，官民之间的互动平台更多、效率也更高，因此也更有条件探讨四天工作制的实施可行性，使之成为良性互动范本。
王石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