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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季来临的时候，我频频接到学弟学妹的电话，倾听他们的焦虑，帮着分析如何在数张offer之间做选择。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也正揣着一颗惴惴不安的心，转场于数个面试地点。
和大多数“还不错”的学生一样，我的不安并非来源于求职无门的典型情景，而是在于，十全十美的工作是碰不上的，手头上的选择凡有突出的亮点就必然伴随不可回避的局限，令割舍如割肉般艰难。
向往已久的N公司发来了热情洋溢的offer，跨国公司的名头和丰厚的薪金令人瞩目，此前层层的面试和选拔更是吊足了大家的胃口：如果你为某件事情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就会觉得胜利的果实格外甘甜，何况，这些筛选给人一种感觉：加入N公司就意味着成为佼佼者中的一员，从此进入职业发展的快车道。
但是，N公司宣布新员工必须到上海工作两年，才能轮换到其他城市。而我面临的现实是，妈妈已是癌症晚期，我不敢想象两年后的情形。妈妈明白我的心思，很多次自信地告诉我，去上海吧，我会好好地等你回来。N公司成熟的员工管理也不失时机地发挥着威力：招聘部门每周都会向录用者的邮箱发送各种小贴士，告诉你员工餐厅又增加了多少种美食，集体春游又去了哪个热带海岛。我心里不断权衡着各种可能性，包括公司许诺的月薪是否足够让我每周乘飞机往返京沪之间，或是如果两周回一次家该如何照顾妈妈。签约的日期逐渐逼近，我的“非常感谢，但很抱歉”一直没发出去。
此时，一位朋友介绍我去应聘D公司总经理助理的职位。去面试时就有些犹豫，因为接受这个岗位就意味着放弃我的法律专业。但是朋友的推荐也有理由：D公司是国内软件类首屈一指的上市公司，放下本行进入一个快速成长的新行业，并不是个荒谬的选择。面试很顺利，总经理给我十天的时间考虑，同意签约就可以马上入职。
在当时的就业环境下，这个岗位得到了朋友们的集体拥护，师兄更是花了很多口舌告诉我，在上市公司总经理身边工作，已经可以拥有登高望远的视角，以后转行做法律也不愁没有资源。但是，这一切的顺风顺水使我惊恐地意识到，我就要和法律专业擦身而过了——以我随遇而安的性格，扎进一个领域就可能不再挣脱，那么这一别就恐怕再无交集。
那十天里，我以D公司为原点，对自己的未来进行了各种幻想，却发现无论这些未来有多么光鲜，都无法弥补我内心的失落。在这种撕裂感中，我逐渐形成了一个鲜明的意识：离别方知真爱。这就像那个心理学测试：你被迫逐一划去财富、健康、快乐、家人和朋友等美好的选项，每划掉一项，痛感都会加剧，而直到此时，你才会明了自己爱的程度与序列。
于是我在签约日到来之前，谢绝了D公司总经理的邀请。顺便地，也给N公司发去了感谢函。我可以承受与N公司彼此错过的惋惜，却不能因为贪恋一时风光给自己留下遗憾。人生中有些精彩错过了还会重来，但有些任务的窗口期就是那么狭窄，没有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便再也没有找补的机会。
之后的拒绝开始变得容易许多。一家名头很大的资产管理公司，理所当然地吸引了很多毕业生前去面试。面试时间已到，我和同学在乌泱泱的人群里等了一个小时，仍不见组织者露面，间或有几个穿工服的职员冒个头，态度冷漠，只说让继续等。同学茫然地坚持着，我则道个别挤了出去。几天后，这家公司打电话让我去复试。我说对不起，我并没有参加初试。电话那头愣了一下，说我们领导对你的实习经历很感兴趣，专门让你来复试。我说谢谢您，我已经有别的选择了。
记得上高中的时候，当普通学生对着成绩单愁眉不展时，总有一两个不识趣的学霸神情凝重地说“我最大的苦恼就是不知道该报清华还是报北大”，于是招致白眼无数。但得到一些分量相当的机会后，我仿佛理解了他们的感受：当你要依靠放弃来选择时，手里的好牌越多，机会成本就越大，因此难以选择比没有选择更令人惶恐。这种不确定性的副产品并不会因为逻辑与假设而瓦解，你唯有循着放弃的痛感，逐渐把握住那些无法放下的责任，无法辜负的梦想和无法将就的底线。
拥有选择是一种幸运，这说明你的积累得到了认可，从而在竞争体系中迎来了“权利反转”的机会。明确选择则是一种幸福，这说明你自知而自治，并已做好了为选择埋单的准备。
那三次拒绝，以及与之相仿的若干次拒绝和排除后，我签下了现在的公司法律事务部。这是一家“不那么典型”的国企，年轻人多，上司和气，所以氛围融洽而简单。我的直接领导有着一个人点亮一间屋子的性格，快乐，宽容，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没事的”和“咱们一起弄”。我觉得很幸福。
韩晓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