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协议成了五年的“枷锁”

    10年前的这个时候，正是我的毕业季。

    一家国企约我面试，过五关斩六将，历经好几轮，最后，我接到通知，“不要女生”。我觉得被玩弄，沮丧、失望、迷茫……还未消解，又接到该单位看中的某个男同学的电话，说他有更好的选择，劝我再去一搏。

    4月的一个清晨，我站在北京和平门外一栋瓦灰色的楼前。我告诉传达室老伯，我要找某某，具体什么事，见了面才能说。某某是该单位最大的领导。我面色从容，态度坚定，老伯竟然放行，我把这话又原样复述给某某的秘书。事情比想象的、甚至设计的还顺利，我敲开某某的门，绕过人力资源部，自荐成功。“你的勇气，我喜欢。”某某上上下下看我一会儿，喷出一口烟。

    接着是签约，我毫不犹豫，就怕“卖”不出去。

    先签的是正式合同，然后是补充协议，协议粘在合同的最后一页。人力资源部经理提醒我：“你看仔细了。”我忙不迭点头，还是毫不犹豫刷刷几笔签上大名。

    回学校的路，春风十里。

    我经过一间画廊，标着“大4”，日后再路过那里仔细看，才发现是“大千”。风吹乱头发，吹得我手中的合同呼啦啦地响（我舍不得放它在包里）。我翻来覆去地看，真好，是正经工作，最重要的是解决户口，虽然签约5年，早走一年要赔单位20万元。

    “但我就没想过换工作啊。”当晚，我在请室友们吃饭时表示，“我爸妈就在国企一辈子，一个单位一辈子。”

    话不能说满。

    工作半年后，我就想走了。

    这个单位的缺点，在我眼中暴露无遗。某某一言九鼎，态度粗暴，他说对的，下面执行；明显错的，也无人敢违抗。以此类推，每一级领导，每一个小团队的下属莫不如是；企业文化不好，几乎每个人都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分配给我的岗位，不赖，但按传统行业的制度、师傅带徒弟的规矩，30年左右才能成才……

    看不到出头之日。

    这时，我想起了沉睡在抽屉里的合同和补充协议。

    签下它300多个日夜后，我才认真看它。

    “现在走，我得赔90万元。”我按着计算器，“不对，自签约之日起计算时间，已经过去一年了，是赔80万元。”

    “你每月2500元，我们俩每月不足万元，这种收入，90万元和80万元有区别吗？都是天文数字。”男朋友平静地给我一瓢冷水。

    偃旗息鼓。

    一旦动了走的心思，就觉得单位是牢笼了。一日，某某在大会上发火，逐一将与会人员骂个遍，轮到我，他“哼”了一声，“你对得起我们给你解决的户口吗？你值吗？”我感到莫大侮辱，回到办公室，对着窗子良久。

    剩下的3年多，我几乎是熬过来的。一段时间内，我天天哭；一段时间内，我提心吊胆，由于我向人力资源部咨询了补充协议执行的力度，被某某得知我的去意，他大会小会上影射我，“有些同志，单位给解决了户口，不知道报恩……实在做不了现在的工作，不如……去看大门吧！”与座众人哄堂大笑，我又想哭了，我知道，他真干得出。

    2005年的一纸协议成了此后5年的“枷锁”。

    是我在那个春日对合同、协议太过疏忽吗？也未必，顶多是没有做好风险评估，关键问题在于当时的我，没有想法，只跟随世俗的想法，认为户口、稳定太过重要，却在日后，用更重要的青春、心理健康做代价。

    我至今记得，每当我看到同事辞职，就流露出羡慕的眼光。这本来是他们最初对我的羡慕。他们曾不止一次表达过，“你学历高啊，我们就没有享受北京户口的福。”

    再过一段时间，我认了命，与其苦熬，不如另辟蹊径，白天在单位是一个人，晚上在灯下变成另一个人——有时候，刚被指着鼻子骂完，回到办公室，我拆开信封，看到最新的样报上有我的名字，那一刻，我告诉自己，我还有优点，未来还有希望。

    2010年3月，我翻箱倒柜，找到当年的一纸合约，抱着它，坐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

    我发誓，从此后，做任何事，都要戒贪、戒人云亦云、戒3年以上的约定。

    我甚至想起当年拒绝的一份工作，没有户口，在一家杂志做编辑，未必比现在过得好，但起码过去的5年不至于每天都不开心。

    4月的一个上午，我开始办理离职手续。还是那位人力资源部经理，她说，你看仔细了……我毫不犹豫签上名，心里只有电影《勇敢的心》中的那个声音：“freed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