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对于中国青年报记者在邢台、邯郸等地采访时注意到的“下乡资本有实力争地没能力种田”现象，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贺雪峰表示，这种情况在全国并不鲜见。
据介绍，贺雪峰带领的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平均每天都会有10个研究人员在农村搞调研，范围覆盖全国各地。
根据自己和同事在全国的调查，贺雪峰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工商企业流转土地后非粮化比例高得惊人；资本下乡种田成功的例子很少能见到；在适宜耕种的地方没看到土地抛荒，看到的却是下乡资本和农民争田种……
“虽然资本下乡流转土地目前占全国流转土地的1/10左右，但现在这个势头特别糟糕。”对此，贺雪峰不无忧虑，“这样持续下去，再过5年，我觉得就是大事情。”
资本下乡普遍不种粮
中国青年报记者注意到，针对资本下乡，曾有专家表示支持并鼓励工商资本投资农业产业链上游、下游那些适宜产业化、规模化与集约化的产业。同时他也表达了对“工商资本进入与土地要素密切相关的种养环节”的担心——这会加速土地非粮化、非农化，最终会扰乱工业化、城镇化进程。
有统计数字显示，随着近年来工商资本进入我国农业的趋势日益明显，一些下乡资本在投资农业产业链上游、下游那些适宜产业化、规模化与集约化的产业的同时，正在大举进入与土地要素密切相关的种养环节。这引起专家的担忧。
据农业部统计数据，截至2014年6月，全国土地流转面积达3.8亿亩，其中流入工商企业的为3864.7万亩，占1/10。而流入面积呈逐年上升趋势，2012年流转入企业的土地面积比上年增长34%，2013年比上年又增长了40%。
据辽宁当地媒体近期报道，辽宁全省有1266个工商企业参与土地流转，面积达144.37万亩，占全省土地流转总面积的12.9%，涉及承包农户16.1万户。
在另一农业大省河南，同样近期有媒体报道，土地流转在平稳递增的表象背后，内在的流转结构也在悄然调整。
据河南省农业厅统计，该省土地流转从2009年开始加速，目前流转总面积3393万亩，占家庭承包经营土地的34.8%。2011年至2013年的监测显示，流转总面积年均增长率5%，而农户流转面积的年增长率下降，企业、合作社、种粮大户等新主体的增长率始终保持在40%以上。
贺雪峰在华中某地调研时发现，当地推动土地流转搞土地产权交易所，但是几乎没有流转土地用于种粮。而他所在的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调查，工商企业流转土地后非粮化比例高得惊人。
经营成功案例很少见
下乡资本为什么不种粮？贺雪峰对此的回答是：资本下乡种粮没优势。
在贺雪峰看来，资本下乡种粮没优势的第一个原因是，其进行规模经营支付给农民的土地租金一般要远高于农户自发土地流转的租金：“资本下乡种田就要从农民那里租来耕地，且租来的耕地必须连片适宜规模经营。租来连片耕地，租金必须以连片耕地中最不愿土地流转出去农户所要租金为基准。”
据他调研，在全国范围内，由于资本大举下乡种田推高了土地租金，“高的达到1000元/亩/年，甚至更高”。
虽然我国农业粮田的种植结构南北方存在差异：南方地区种水稻，中部地区一季水稻一季小麦，在北方地区则一季小麦一季玉米。“但是种两季的种植模式，一亩地的年纯收入也就是在1000元左右。”他强调，“这还是在收成好的时候——没有出现人为投入劳动不负责任或者自然灾害造成的减产。”在目前地租过高的情况下，租地经营的下乡资本种粮，难有利润空间。
贺雪峰认为资本下乡种粮没优势的第二个原因则在于：资本下乡进行规模经营，要么雇工，要么提高机械化程度。
提高机械化程度意味着更高的固定资本投入，雇工就要支付工资。农业生产的周期长，田间管理是十分细碎、无法标准化且难以计量的，雇人管理的成本极高。农户种田，自己种自己的田，责任心强，利用茶余饭后时间即可以完成大部分田间管理。资本雇他们进行田间管理却必须按市场价格支付工资，“因此，当农户种粮食可以赚钱时，资本种粮却没有不亏本的”。
种粮没有比较优势，下乡资本是否擅长种植具有比较优势的经济作物？贺雪峰的答案同样是否定的。
粮食等大宗农产品价格相对稳定，国家对粮价有保护性政策。种粮的低风险与低收益相匹配——农户种粮很难赚到很多钱，但一般也亏不了本。
“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等大宗农产品有很大差异，种经济作物的高风险与其可能的高收益同样是相互匹配的。”经济作物品种多样，但市场供求关系也不稳定，价格波动大，价格高时，种经济作物可以大赚，价格低时，种经济作物又会大赔。
“由于下乡资本较种植大户可能有更大的与市场对接的能力，因此大规模进入到经济作物种植领域可能有能力将之前经营经济作物的大户打垮。”但资本与资本之间的竞争，导致经济作物产量过剩，供求关系的价格规律发挥作用时，将导致下乡资本血本无归。
与全国各地资本前赴后继下乡搞规模经营的的热情一直不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贺雪峰及相关研究人员的调查中，几乎所有搞规模经营种粮的下乡资本都亏损。而他所在的研究机构到各地农村调查，也很少见到资本下乡经营成功的案例，特别是那些直接从事种养业的企业。
资本农民“争”地矛盾加剧
4月16日，贺雪峰在中国农业大学做了题为“为谁的农业现代化”的讲座。“本来的题目是‘农民工回不回得去农村’，被认为太‘土’，就讲了这个‘洋’一点的主题。”但在他看来，其实两个题目的主旨都一样——“就是都要强调小农经济很重要”。
贺雪峰认为，在全国各地资本纷纷下乡种田情况下，地方政府要对此引起足够重视：不但不该“鼓励”，而且要“设限”，以保护小农经济。
他解释说，目前我国有两亿多农户，有两亿多农业劳动力，有6亿多农村人口，有2.6亿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当前我国的国情是，中国还有9亿需要依托农村和农业的农民。而巨量的农民进城，只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也就是说，在当前乃至未来很长一个时期，农业对于两亿多农户、9亿农民，都是非常重要的。”在他看来，当前乃至未来很长一个时期，农村面临的不是无人种田的问题，而是有人无田种的问题。
在调研中，贺雪峰发现目前出现的抛荒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高寒山区，“这些山地缺少灌溉、土质贫瘠，本来就不适合种庄稼，而应退耕还林”。另一种情况则是，由于原来的集体灌溉设施解体了，使一部分土地成为了灌溉死角，“十种九不收”，“这种土地农民不愿意耕种，下乡资本更不会去种”。
贺雪峰强调，从他在全国看到的情况，除去这两种情形，凡是适宜耕种的土地都有农民种。
而在很多地方，随着资本纷纷下乡种田，资本和农民“争”地种的矛盾正在加剧。“目前城市积累了巨量过剩资本，一旦可以自由下乡，那真是如洪水猛兽一样，后果不堪设想。”
本报记者 樊江涛 实习生 赵娇莹
